纷彩人生(二)

维平

闽西少年续

　　在我上学读书后的十余年里，我家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民国初年，我父亲的生意做得更大。先是做纸的包头刘朝奉（瑞金人）来做生意，租了我家一间屋放纸，要我家代卖，有时没钱进货就由我家垫，他要吃穿用物也可先赊帐，卖完纸再抵帐，叫缴槽。接着又做饼果，开酱园，还兼搞屠宰生意。生意最盛时，店里请了一位先生李淮升（瑞金人，后他女儿做了我的童养媳），两个店员（一个上杭人，一个瑞金人）都姓陈，一个学徒余马金（后来成为我妹夫）。请了三个师傅：酱园的廖师傅（长汀人）兼管帐，做饼的陈师傅（瑞金人），杀猪的余师傅（古城人）。这时，我家的店在古城可以排上第三、四名，前三名是彭姓酱园（在全长汀都有名）、廖姓酱园兼饼果、叶姓银器店。但随着生意的扩展，我父亲也开始学地主老财的样，把做生意中间剥削来的钱拿来“买田做屋”了。近十年间，他先后买下了近百担田（约20多亩），并做起了我兄弟现住的这栋屋。当了家乡人称的“德昌老板”，生活上也慢慢地图享受，奢侈腐化起来，对生意上的事则漫不经心。开始是沉迷于打纸牌、玩麻将赌博，后来又有了外遇，在外面包伙计婆（姘头）。晚上不回家，同朝奉李淮升串通起来骗我祖母，说是在店里睡，却跑到伙计婆那里去，把伙计婆全家的生活包下来。

　　后来被祖母发现了，气冲冲地到那伙计婆家里，把她家的许多东西都打烂了，父亲马上向祖母赔罪，但事后仍恶习不改。为了要“名声”，父亲快近中年了，还去县城（即汀州）博了一个报名缴费即“毕业”的师范学堂的学生头衔。他又崇尚风水迷信，受了地理先生、和尚道士等人的许多敲诈愚弄，可是铺子仍然日渐不景气。

　　在我家“大发”时，其实内囊已开始空虚了。因我父亲的又嫖又赌，大花大用，不用心经营，他所信任的李朝奉和廖师傅又联手搞鬼，弄掉他不少钱。而且连年的买田做屋、筹办“大事”，开支更是惊人。如乙卯年（1915）夏天涨大水，我家还在老屋住，大水很快涨过了砖墙角，眼看隔壁我家典下的一栋屋被大水冲倒，住在里面的一个本家的老婆被淹死，水退后祖母就坚决主张做新屋。于是请了吉安的师傅来，选购上等的木料，施工一年多，新屋盖好了，也欠下了一大笔债，搬进去住就慢慢“倒霉”了。接着是缴我读书，在长汀上中学住在学校里，每个学期的伙食费要三十多块钱，加上学费、买书，一年就要一、二百元。我用钱也是大手大脚，遇同学、好友有困难就接济他们，没钱了又向家里要。我伯父的儿子原先没读书，我向父亲说怎么不让哥哥读书，后来也送去长汀读书。我自己找了一个“对象”，也让家里送去长汀读了几年书。到我读大学时，花销就更大了。

　　这时（1923年）我祖母病死，父亲买了一块很大的好地做坟墓，风水先生在家里住了两、三年，坟墓做好迁葬时，烧了个约200平方米的大纸库，全古城都轰动了。

　　我家衰败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民国后连年的军阀混战，国无宁日。那时的生意难做，尤其是纸张卖不出去。做纸的刘朝奉欠我家的钱（包括赊帐的钱），一个也收不到，后来人也跑了。而我家欠长汀、瑞金商铺的钱，却逼着要还，不得不借贷还债。1922年后，南北纷争，战火蔓延到福建遍地，古城这个小镇也不能幸免。当时南兵是许崇智、陈炯明等部，北兵是李厚基、周荫人等部，一连几年南来北往地拉锯。大兵过处，筹响写捐，抓兵拉夫，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为。地方邪恶势力也助纣为虐，霸道横行，搞得民不聊生。作为一个生意人，父亲为了保护自己，换一批人马就要去请客送礼，巴结讨好，否则不得安生。当时我们家尤其怕北兵，收厘金（捐税）由他讲多少，驻在店里把布匹、食物等拿去，不给钱也不敢问他们要。一次北兵过境，把我家做饼的陈师傅抓去做挑夫，途中被打死了，家属来找我家赔偿，赔了300多块钱（大洋），把母亲的金银首饰全搞掉了。那几年我父的铺子先后连遭洗劫、勒索不下十余次，搞得货橱成了空架子，只有靠借债支撑，敷衍门面。勉强维持了一个短时间，终于因债务紧逼，挣扎不下去，只好将买来的田地逐一卖出，并将铺子也顶让于人，偿还债务。我家的住屋也前后抵押过四次。一个筋斗倒栽下来，我父才收心歇意，老老实实过回原先的穷日子，并到圩上别人的铺子里当了几年店员。

　　家庭成员中，我共有三兄弟，两个妹妹。我是老大，奶名马长，学名履芳。二弟瑞芳，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他不是我母亲生，因那年母亲生下的男孩几个月夭折了，她很悲痛，祖母就从一瑞金人处买来了二弟。他是我母奶大的，少年时读过长汀中西中学（教会办的），成年后在家种田为业。三弟硕芳（后自己取名步山），生于1920年，比我小十来岁。他只读了小学，就遇上土地革命，那时家里已经颓败了，三弟一度参加红军，后外出谋生，以开汽车为业。大妹胡三秀妹，从没读过书，长大后嫁在本镇余姓家为媳。小妹冬娣，小时也没读过书，苏区时上过识字班。后靠自学文化，还当上了乡村小教师，取正名淑芳，在外地结婚成家。

看来，我的家庭身世也确实复杂。1929～1930年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古城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土改。因我家曾一度上升，我父被划为破产地主。不久，经过复查核实，又改划为贫农。（有人说改成份与我胞弟胡步山参加红军有关，未详考。）我父也曾在汀州市的苏维埃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红军北上，他避祸流浪数年，抗战时才返乡，同我母与二弟在家种田为生。抗战后，我在赣州教书，父母曾先后来赣州依我们为生。父亲晚年吃斋念佛，修身养老，我们不时汇钱支持家用。1946年父亲去世，享年64岁。母亲与二弟分灶吃饭，主要依靠我生活。解放后土改时，她划为中农。在家生活仍由我维持，余下几年并跟我和爱人共同生活。1970年我母逝世，享年91岁。我二弟一直在家耕田，小有积蓄。土改时尽管家中只有四、五亩地，但因他经管了部分祠产，加之用私蓄放债、税牛，被划为富农。为此，他把我们兄弟好一阵埋怨，说：“你们在外面倒轻快，把顶富农帽子让给我戴！”真是可气又可笑。

　　交待完家庭身世，回头再述我的少年时代。我小学毕业后，我父亲开的铺子生意兴隆，他想我读书成名，送我到长汀去读中学。1918年夏，我考入长汀中学（当时为福建省立第七中学）。虽然我在小学的成绩不错，考入中学时是第十三名（同班有三、四十人），但中学的英语、数学等课程没一点基础，赶不上，第一个学期成绩就落后了。说来好笑，那时我连铅笔都不会用，象捉毛笔一样，画图时把纸都画破了，同学笑话我，我非常气愤。因我年龄小，体育也不行。当时学校里就有类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对英语也特别重视。于是，我发狠勤学苦练，天天读英文，练写字，做功课，第二个学期就赶上去了，期末考了第八名。随后又通过英语老师曹建民介绍，到一个叫莲姑娘的英国修女处补习了一段英语，打下了些基础，使我以后能搞点翻译。到二年级后，我在班上总是列三、四名，考试常交头卷，就是体育、图画还不行，考不了一、二名。同学们不但不敢笑话我，有的还要我帮助。象阙德荣、李德贵家很有钱，读书时就讨了小老婆，考试时则求我给他们“打枪”。

由于我读书成绩还好，家里对我买书用钱不限制，使我能买到不少书刊，尤其是小说。我同林澜堂书店有约定，到了一部新版小说，就给我留下，前后共买了一百多部。如古典名著《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才子佳人的《西厢记》、《桃花扇》，侠义小说的《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新小说有许多是鸳鸯蝴蝶派的，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余之妻》、《云兰日记》，严独鹤、周瘦鹃的《天虚我生》等。一些新思潮的书刊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从康梁维新的改良主义，到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思潮等。记得看了梁启超的《饮冰集》，其中有：“世人尔许忙，日也忙，夜也忙，忙的什么？所为何来？”很欣赏，似乎别人都是芸芸众生，独我清醒。其实，由于我读书囫囵吞枣，兼收并蓄，思想还相当混乱。但有一条，对封建邪恶势力的叛逆心理和对光明进步的理想追求，已开始萌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来，同学们都非常气愤。面对巴黎和会的屈辱与卖国的二十一条，大家痛恨军阀官僚政客的误国卖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的侵略蚕食，并要把这种义愤化为行动。当时学校里组织了评议会，我是评议委员之一。响应全国学生爱国运动，我们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向群众演讲，宣传奋起救国，开展抵制仇货运动。我也经常带一个小组到商店里去检查，发现日货就没收，把仇货集中到南校场和东校场去烧毁，并向围观的市民们宣传不买仇货。参加这些活动，可以说使我在政治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有一次，因学校对一个学生处理不当（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出校牌公布给记大过，我就带头把校牌拿掉。教务长林仲民找我去，批评我不对，我则据理反驳。后校方不得不改为记小过一次，事情才平息下来。

　　记忆更深的一件事，是读中学四年级时（我已当了校评议会副会长），家乡人反映古城小学的校长余保熔相当坏，把校产据为己有，借办学中饱私囊，学校设备破烂不堪也不管。那时乡绅胡子英、胡子垣兄弟也在天后宫办了一所学校，假期我回家乡常听到他们散布对余的不满。我问：“为什么不去告他？”胡子英说：“你年青有为，能去告就更好。”我返校后，果然写了个报告（状子），直接去县衙找县长胡鑫，陈述一切，要求县长一定要处理，他答应去查处。县里派了劝学署长林永章来古城，对余保熔说：“你这事影响不好，不如辞职算了。”余终于被旧衙门撤换了，同学们知道了都很佩服我。在古城，更象丢了颗炸弹，引起轰动。一些人说：“胡履芳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老前辈都敢告。”我回家有人把这话告诉我，我说：“余保熔做了什么事，难道你们不知？我是大义灭亲。”余对我恨得要命，却也无可奈何，父亲则背地里向他道歉。其实，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我去告校长，一方面是有新思想的萌动，另一方面，是受了地方豪绅的利用。正因为后者，族中人看得起我，后来肯支持我上大学继续深造。

　　在家中，我也不再是旧式的孝子贤孙了，这突出地表现在我反对包办婚姻上。还在我读小学时，祖母就给我找了个童养媳，就是朝奉李淮升的女儿。她他比我小一、二岁，没文化，智力差，我一直很反感，想找个才子佳人。中学时，接触了新思想，更加反对封建婚姻。到我十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去瑞金剪纱马褂，要我屈从祖母的意思成亲，我不肯。父亲说，你另找一个也可以，约了几个对象要我去见面，我也拒绝了。连续两年春节，家里买好大红烛点起来，要我与童养媳同房，我就跑掉去。这样做也不是个办法，中学毕业前一学期，我在祖母箱子里翻出女方的八字，走到瑞金女方家里，坐到厢房里同女的祖父谈话。我说：“我不能谈婚姻，现在男女要自由恋爱，我同她没有感情，跟她结婚不会有好结果，这样也会害了她终身。”她祖父说：“这个事我不能同你谈。”我就拿出女方的八字说：“喏，这个交还你们，从此她是她，我是我。”他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嫁出的女还能收回呀。”我说：“你不肯收，我就点火烧掉去。”于是，抬腿就走。后来女方家又来人与我家谈判，父亲责骂我，祖母对着我哭。我就劝她，这样做大家都不幸福，老人家也要想开些。女家的伯父李绍文是开纸行（福昌行）的，见识广，更开通，劝说自家人退了婚。女的后来嫁到严坑去了，四、五年后因病死去。

附带说说，中学时我还真的自己找了个对象，是我堂嫂的妹妹，人长得还算漂亮灵气。父亲请人去一说即合，把女方的八字送来。因她没什么文化，我家里出钱，把她送到长汀一所教会学校去，读了两年多书。后来我到福州、上海读大学，眼界更宽了，感到跟她没有多少共同语言。1928年，在我与前妻姚敏秀结婚后，把这门亲事也退了。

　　中学时期，我还结交了不少同学好友，其中有同班同学林光鉴、吴炳若（应星）、段浩（奋夫），还有一个绰号“大白老”的（已忘其名）；比我高一班的阙荣兴（仁庵）、刘宜辉（耿民）；低一班的李国玉（朴村）、刘秀钰（云僧）等。我们这些人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抨击社会当局，说到义愤处，立志非把那些卖国贼、官僚、劣绅清除干净不可。

　　由于志趣相投，有些同学成了我的生死之交或终身密友。如吴炳若，长汀人，读书成绩很好，他和林光鉴在班上经常是考第一、二名的。但中学毕业后，吴在家乡愁无出路，我曾帮助他去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又介绍他参加共青团，并一起成为旅粵汀籍进步学生最早创办的传播先进思想的革命刊物《汀雷》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奋不顾身地投入大革命洪流中去，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李国玉也是古城人，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人品和诗文很好，我们无话不谈，情同手足。在校同我住一间房，回古城他也常在我家住。他家境较贫寒，我常帮助他，连上学用的书都供给他。他上学时谈了个女友，是他姐夫亲戚的女孩，我想法玉成他们会面。但女方家里嫌他家贫，那女孩忧郁成疾不治而亡，我曾陪他到女孩坟上去哀悼她。李国玉后来到武汉去读大学，倾向革命，我送一个金戒指给他做盘缠，要他休学回家乡参加革命活动。后来他入了党，1929年冬古城暴动，他也是主要成员之一。1931年，在“左倾”错误肃“社会民主党”事件中，于瑞金被错杀。

(闽西少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