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讲故事》连载（59）“三反五反”打虎放虎 实事求是矢志不渝

北宁

办案以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维护党的荣誉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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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打虎放虎 实事求是矢志不渝

1951年的秋天。我奉命前往114师保卫科接任科长工作。我和师首长、政治部诸位科长及保卫科的干事都比较熟悉，具有开展工作的条件。

清晨，警卫员小陈手牵驮着行李的马，我们一路翻山越岭，黄昏时赶到了目的地。驻地周围环境安定，敌机很少飞到这里，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情况已不存在。

记得离驻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苹果园，树上结满了苹果。我给保卫科的同志们买了十斤，苹果又甜又脆，吃起来真过瘾。

此时的部队在指定的地区休整，来自东北、西南独立师和独立团的士兵已大量补充到部队，军、师都组建炮兵团、高炮营和高射机枪连。部队满编，火力增强。

当时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接近尾声，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不久志愿军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也开始，最初仅限于团以上机关，基层主要进行正面教育。

到了冬季，随着运动逐步深入，反映领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不断地逐级下达，其中反复强调“深山之中必有虎焉，不仅机关里有，基层也有。” 团以上领导干部自我检查批判刚刚告一段落，但由于种种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基层连队三反运动开始了。

当时未设专门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各级政治委员亲自挂帅，由上至下形成一种垂直的领导形式。政治机关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只能从各级政治委员那里获得情况。

各单位抓老虎像似比赛，老虎抓得多即反右倾工作做得好。日积月累，抓到的老虎越来越多。直到1952年3月末，全师老虎数量上升惊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士兵。

不久我们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命令：部队要在“五一”前，到达康平里以北山区，接换兄弟部队阵地防御作战任务，部队三反运动应尽快收尾。

接到通知后，我即刻向师政治部余琳主任建议，为了对党负责，对部队负责，各团要抓紧对“老虎”进行认真复查，然后由师保卫科再进行甄别，最后交上级单位处理。余主任同意并布置了工作，于是全师打虎的收尾工作，都落在了保卫科的肩上。

由于部队分散，道路不好走，加之时间紧任务重，只好用电话传达了领导的意图。同时通知各团保卫股长，要求他们抓紧时间，逐个复查报告“老虎”的准确数目。

保卫科没有直接参与基层三反运动，不了解当时打“老虎”的斗争情况。随即决定将各单位认定的“老虎”与案卷材料全部送到保卫科。

保卫科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既“不放走一只老虎，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对送来的“老虎”和档案，不分昼夜全力以赴的审查案卷材料。重点了解嫌疑人的贪污动机、手段、时间、地点及赃物的去向，特别强调重证据的原则。第二天提审时，进行有针对性审问。审问和记录口供各有分工。

在审问中发现，每个“老虎”都按原有的贪污口供记录，一字不漏的承认自己的贪污罪行。即使案卷上已有明显的漏洞，却没有一个人翻案。对于这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探其原因并制定了对策。

1.从案卷中找问题。每份案卷的材料比较简单，大家分工看并记录问题，我再过目。在阅读案卷中，大家普遍认为假案太多，尤其新补充的士兵比例较大。

2.不讲真话的实情。这些表面故作镇静，内心顾虑重重的“老虎”，最大的担心是：“怕说出真情，回去还要挨斗，如果翻案将罪加一等。”他们以为认罪完毕，即可获得行动自由，并不知其后果的严重性。

3.认真耐心的审问。首先心平气和地让他们坐在我们的旁边，给他们水喝，让他们吸烟。教育他们贪污是犯罪，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说假话欺骗组织，欺骗党，同样也是犯罪行为。再抓住关键疑点重点突破，让他们交待实情。

经过保卫科耐心而又认真负责逐个审问，这些嫌疑人绝不改口翻案的态度开始缓和，先是沉闷不语，后来痛哭流涕，最后交待实情说真话了。

假如冤假错案不得以纠正，嫌疑人被草率的送到东北军区接受判刑或劳改，既有损于党的形象也毁掉一个人的后半生，真是后患无穷。（案例省略）

经过保卫科十余天的努力工作，完成了所有被审人员的定案。部队到达前线防御阵地，师政治部住进大山沟两旁的简易营房，兄弟部队所建营房分散而隐蔽。

我们根据案件性质，将每份案卷分别列出若干条，写在结论栏内，送还各单位。至此，三反运动“打虎”工作全部结束。

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执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政策，谈何容易！

我们靠的是对党、对部队的一片忠心，秉公执法的工作态度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师政治部主任余琳同志头脑清醒，熟悉党的各项政策，保卫科甄别“老虎”的工作，始终得到他的支持。

他听过我的多次简要汇报，在得知假老虎太多时，他讲：“老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真老虎就定，假老虎就否，大胆干吧！”

最后结案时我曾建议，向师首长全面汇报工作。他说“现在作战任务繁重，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等有机会，我给他们讲讲就行了。”领导的支持和信任，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巨大动力。

事后我遇见了某团政委，他说：“老王，我团的老虎怎么都给放掉了？”其实他是用开玩笑的形式，在向我提问。我回答的很简单：案卷结论都返回团里了，你们团没有老虎，正说明你们的政治觉悟高，没有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

军政治部吴岱主任，在看到军里汇总情况的报告后说：“王凯同志怎么啦？只送了一个老虎。”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这种带有批评怀疑性的语言，我能理解。日后得知，送到东北军区的大批“老虎”都在翻案，他对我的怀疑也就解除了。

1952年秋季，我回国学习之前到军政治部报到，专门去看望了军保卫部吴农部长。分别了一年，谈话中少不了部队三反运动的话题。我得知了各师送到东北军区的“老虎”的人数，唯独114师只有一名。

当年，军里派送学习的我们六名团职干部，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师担任了团政治委员。

40多年后，再回忆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战场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政治上廉洁奉公，生活上艰苦朴素，行动上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正是这种崇高的作风，才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最终战胜国内外的强敌，赢得了战争胜利。那时党内、军内的贪污腐败是极个别的现象。

想起往事，我们这些在战争年代的幸存者，多么渴望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能代代相传并永远发扬光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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