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土布织染技艺

向阳而生

　　邯郸纺织业历史悠久，邯郸土布织染技艺也被邯山区列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邯郸纺织业的前世今生。

　　联纺路在邯郸是一条不可或缺的主干道，曾经辉煌的棉纺织厂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国棉二厂、三厂、四厂自西向东从建设大街依次排开延至光明大街，是缠绵在邯郸市民心中的一个温暖的情结。

一、历史沿革

春秋前期邯郸属于卫国，《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讲述的就是卫国普遍养蚕、纺丝的情况。先秦时期荀子作《蚕赋》，从中可以看出赵国养的是春蚕，人们在养蚕实践中已掌握了蚕生长发育的规律，并且认识到了气温闷热时容易使蚕生病的养殖规律。当时赵国的养蚕业是比较普遍的，连地处边陲的代地也“田畜而事蚕”。大规模的养蚕为赵国的丝织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来源。

　　《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卫侯之弟出奔于晋，在邯郸织绚。据考证绚是一种麻丝混纺的织品。卫侯之弟身为贵族，尚能从事纺织此类织品的工作，可见当时麻纺织业在邯郸的寻常百姓家已是相当普遍了。《战国策·赵策二》中记载赵王一次就赏赐苏秦“锦绣千纯”，千纯即五千匹，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赵国丝织业的发达。

　　由于麻与丝都是做衣服的主要材料，所以当时麻纺织受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蚕丝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中期，邯郸就有了丝与麻混纺的织品。

　　汉代，邯郸的丝织业依旧兴盛。这从桑蚕业可以看出来。汉代著名的民歌古诗十九首《陌上桑》载：“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唐时纺织产品主要是麻织品和丝织品两大类。麻织品，据考有诸如火麻布、赀布、班布、胡女布、纻布、弥牟布（即细纻布）、白纻布、落麻布等众多品种。至于丝织品的品种则更多，像锦、绫罗、绮、纱、縠、䌷、绝等是十分常见的，而丝织中的锦样，又分为瑞锦、半臂锦等等。依此类推，凡数十种。丝织品分布地区十分广泛，隋及唐初盛产蚕丝者有3个地区，其中河南、河北道位居全国之首，次则四川地区，然后是江南地区。河北道的中心就在今邯郸大名地区。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是年（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六月，磁州言虫食桑……”“六月乙未，磁州言保安等县有黑虫群飞，夜出昼隐，食桑叶殆尽，诏免其桑税”。既然是磁州诸县有虫食桑的普遍现象，说明此地必有桑树种植，而且有桑税征收，桑树一定数量不少。一般说来，植桑之处当养蚕、丝织，会不会磁州只植桑，收桑税，而无丝帛生产呢？《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神宗熙宁八年有载：“诏真定府、邢、赵、三名、磁、相州被灾户合输预买抽绢及赊买官绢钱”。若磁州无绢帛之产，政府又怎能在此地预买绢抽呢？所以，磁州一地确实有桑蚕丝织业。而且还比较发达。
　　《宋史•地理志》称大名府所在的河北路为“茧丝、织红之所”。其产品质量远胜江南地区。根据宋人庄绰的说法，当时北方蚕丝的培植生产有其独特之处。北方人认为蚕子是最耐寒热的，所以在腊月八日或二十三日用新水浴过后，到三月份，“虽热而桑未可采，则以帛絮裹置深密处，则不生；欲令生，则出置风日中。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十七日，劝课栽桑。向来河朔多桑麻，河北路茧丝、织纴之所出，丝织业是家庭主要副业。

《宋会要》是宋朝史官收集当时诏书、奏章原文的一部史书，载有一年间全国匹帛总收入数量。据载，绫总数为十四万七千三百八十五匹，其中河北东路为二万二千三百二十一匹，占天下第一位；绢总数为五百三十八万二千七百零九匹，其中河北东路为六十七万九千四百七十匹，数额仅次于两浙路而占天下第二位。丝棉、葺线总数是一千三百八十五万二千七百九十七两，其中河北东路为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三两，河北东路少于江南路及梓州路，占全国第六位。䌷总数为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六十六匹，其中河北东路为八万九千零五十九匹，占第四位。
　　北宋以后，随着金兵的入侵，大量丝织工人南迁，丝织业逐渐衰落，元代以后，随着棉花的种植，棉纺织业开始兴起，主要是手工业项目。元代以来，邯郸的棉纺织技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主要设备有纺车、织布机、络子、风撑子等。其工艺程序依次为弹花、纺线、拐线、浆线、络线、经线、印布、掏缯、织布等。手工操作工艺，规模较小，除个别发展成织布作手工工坊外，多为一家一户，产品也多在本地销用。 1904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中，要求各地开办纺织工厂。邯郸城南门里人、商人出身的王铭鼎筹集京钱1200串，遂“购机辟地”，于1907年开办了“邯郸织工厂”，仿西法织布，“改良土货”，常年流动资金3000串。这是邯郸的第一家官办近代企业，也是邯郸最早的织布工厂。1920年代初，因为怡丰面粉公司需要大量白布制作面袋，而当时所用白布全系家庭纺织产品，不能满足市场要求。王铭鼎、王绍轩父子看准这个商机，遂起用春场村织户王用民，发动春场村有织布机的织户20余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生产方法，“以线易布，仅织户于伊家中为之。织户之机系新式人力木机及铁机，共计二百余张”，进行织布加工生产，企业所得纯利，以三七分成方法计发织户工钱。 1925年，王家父子为了扩大生产，将春场村的木机改造成拉梭机，并投入1000元资金，正式成立了广济织染厂（《邯郸文史资料》第八辑），厂址设在仓道街（今南门里街），使用洋线织布，提高了白布的产量和质量。“初此项布匹仅供面袋或丧布之用，销路甚狭，殊非久计。后刻正研究计划改良，以期与高阳、潍县等不相颉颃”。
　　1926年，王绍轩派王用民等人到高阳一带学习织布技术，返回后又继续扩大织布工厂，之后王绍轩又将工厂移到东门里衙门前街，仍然实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正式设立“民生织布厂”。随着织户的数量增多，由原来春场村发展到苏曹、陈庄、军师堡、王安堡一带。民生织布厂不仅棉布产量提高，棉花、棉纱等运销业务也不断扩大，“民生织布厂经营棉花仅二三年就获利巨资”。而后民生厂生产工艺也有了重大进步，不但生产白布，还生产花布，在市场上成为紧俏商品，远销外地市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时期，王绍轩成为邯郸的大富户之一。 民国时期，邯郸开始了现代纺织工业，主要有制棉业（轧花）、织布业、皮麻业、缫丝业和印染业。较大的织布工厂是王绅创办的工厂。据民国《邯郸县志》记载：城东门里王绅，自清季提倡织布工厂，屡兴屡蹶，迄未发展。嗣于民国十八年后（1929年）设民生工厂，以线易布。据统计，每年产布12000余匹，工资8000余元。织户之机系新式人力木机及铁机，计共120余张。制棉业已开始使用轧花车，城西关安庄等村经营此者最多，每年秋后，“终日隆隆，聒噪耳鼓，几乎不隔一户，近数年来外来邯运贩者络绎不绝，统计每年运出之花约数十万斤，轧制工资计在数千元”。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1942年至1943年灾荒期间，根据地发动妇女开展纺线运动。如太行区发动4万名妇女投入纺织运动，共纺线、织布200余万斤，换回粮食800多万斤，既保证了军需，又安顿了群众生活。
1947年1月，为了支援前线，邯郸地区各县掀起“百日”纺织运动，组织纺织厂380个、5401人，纺线261566斤，入厂妇女22172人，纺线62943斤，织土布91.4万斤。新中国成立初，纺织业逐步得到发展。仅武安县有私营针织户22家及文华、三星、西关、东关、信用等5个织布厂，共有织机50部，产品有条布、线毯，后增加白布、合股布、褥单布、斜纹布等，年平均织布3180匹、线毯4800条。产品除满足本县外，大宗销往长治、左权一带。后因工艺技术落后，除文华织布厂移交石家庄纺织厂外，其余均停业。 新中国成立后，邯郸以丰富的煤铁矿资源及冀南棉花主产区等资源优势成为国家基础工业建设的重点城市。1950年邯郸国棉一厂建立，可生产各种小提花、斜纹、平纹坯布。年生产坯布5600万米。之后，邯郸国棉二厂、三厂、四厂陆续开工建设，其门前的主干路也由此命名为“联纺路”，意取联合纺织厂之意。 邯郸手工“土布织染”技艺受到机械化生产的影响濒临消失，但是机械化生产也使得棉布文化在邯郸深入人心。骑着凤凰单车，带铝制饭盒的女工被称为“织女”，成为男女老少羡慕的对象；年轻男子，常去国棉厂，希望结识一两位美丽的“织女”；道路和区域以棉厂相关名称命名；联纺路上的红砖建筑和梧桐，更成为邯郸永远的文化和骄傲。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化纤布料的普及，“邯郸土布织染技艺”在市区已经很少见到了，但是以邯山区为代表地区，这一传统技艺在部分村落还持续、保留和应用。如东小屯、中堡和河沙镇等，至今仍在延续着古法手工织染技艺。 二、主要特点及技艺流程
邯郸土布织染技艺流程复杂，有轧花、弹花、搓花卷等21项工序。
使用“邯郸土布织染”技艺制作出的手工土布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手工土布具有很好的透气性、吸湿性、环保性、平整性、柔软性、保暖性，可以和牛仔衣服相媲美，深受广大民众的喜好。优先用于御寒物品，如：被褥、炕布床单、衣裤、鞋帽、袜子等等；其次，是生活用品，如：门帘、手帕、汗巾、枕头、布包、装粮口袋、粗线褡裢；另外，用于殡丧时穿的白布孝服的需求量较大，每个女亲眷头上要戴5—7尺的白孝布，还要穿白上衣和白裤子。男人大多要穿白长袍子，头戴白布（或白布叠成的孝帽）。
2、手工土布的图案也非常丰富：如条纹、格纹、一炷香、梅花、花椒芽、格纽纽、大斜、石榴大开花等等。每种图案都有吉祥寓意，如格扭扭，指男孩和女孩缠绕，意思是期盼生子时，是一胎男孩、一胎女孩、轮流出生。
3、邯郸土布织染技艺所使用的工具简朴、构件繁多、结构精巧、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相关制品还包括一些工具，如纺线车、梭子、织布机等。其中织布机中包括《天工开物》中提到的“腰机”，以及现代常用的平机。
4、传统作品主要是做床单被褥用，有《杨柳绿条纹土布》《石榴大开花纹土布》《梅花纹土布》《花椒芽儿纹土布》等。当代作品主要是开发粗布在当代生活的应用，有《菱形拼布布艺》《土布收纳盒》《土布贴画》《土布平板包》《土布衬衣》《土布艾草棕形包》等。

三、传承谱系

以女性传承为主。

第一代：段李氏母亲（1866—1934年），邯山区南堡村人。按照传统文化“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价值体系，段李氏母亲家中的3个兄弟不仅要读书习字，还要研习医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家道逐渐衰落，段李氏母亲与段李氏也开始在家中纺花织布来供养家中男子读书。

第二代：段李氏（1894—1980年），邯山区中堡村人。少年段李氏跟随母亲纺花织布供养兄弟读书。成年段李氏嫁给邯山区中堡村前街的段之仁。1910年，清政府灭亡。适逢乱世，家境贫困，生活困难。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段李氏坚持不改嫁，靠纺织养活子女。段李氏技术非常高超，但家中贫困，没有钱购买或雇人制造织布机器，她就使用最原始的“腰机”进行纺织，织布时脚下一踩一放，靠腰配合发力。因为“腰机”的效率低，到了后期，儿女花销越来越大，段李氏就专心经营纺棉线。为了节省灯油，段李氏经常晚上不点灯借着月光进行纺织。

　　第三代：段文英（1925—2014年），邯山区河沙镇贺庄村人。段文英从小就裹小脚，学习女红，更接受着母亲言传身教的传统文化理念。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很早就帮衬母亲制作土布。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条件变好，织布以使用平机织布为主。平机织布时根据布纹要求可以设计2个或4个脚踏板，生产出平纹布和斜纹布（提花布）。她不仅纺花织布；还会作服装、棉衣、鞋帽等；闲暇时，也制作熏香，主要是艾香。段文英勤学努力，为了节省开支，事事亲力亲为。在她的培养之下，三个女儿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继承了不同的生活技艺。

　　第四代，贺金秀（1957—）、贺玉秀（1963—）、贺玉兰（1966—），三人都是段文英的女儿。大女儿贺金秀，河沙镇东王庄村人，继承了制作服装和鞋子的技艺；三女儿贺玉兰河沙镇中堡村人，继承了土布织染技艺和药浴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女红工匠家族”。

贺玉秀，邯山区东小屯村人。继承了土布织染技艺、艾香技艺和医术，从小跟随姥姥和母亲学习纺织技艺。贺玉秀说：“记不得什么时候学会的了，好像从小就听着纺车转动的声音，会坐的时候就坐在姥姥怀里看纺线。”姥姥是贺玉秀最崇拜的“织女”，从小就帮姥姥纺花打下手，至今她提起姥姥都非常的骄傲。成年后，嫁到东小屯村，相夫教子。在家中与妯娌们一起纺织土布，交流感情。

贺玉秀不仅到周边村落调研棉织染技艺的保存状况，更是自费到山东、山西、重庆、云南、福建等地调研土布纺织技术。她认为：河北省的威县和原村土布纺织技术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邯郸，作为一个有辉煌土布织染技术历史的地方，这种技艺正在濒临消失。山东的机器织染的棉粗布在市场上占有量很大，对手工土布织染技艺冲击非常大。山西还保留着很多丰富的纹样，如运城河津有竹子节、芹菜干、鸡翎毛、马尾巴；浮山县有半边翅、对娃眉等，这些纹样可能在邯郸历史上也是有的，也许更丰富，但是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下乡调查，并且复原这些纹样。

贺玉秀自筹资金，以贺玉秀在邯郸邯山区东小屯的家为基地，积极筹备“银彩布艺”工作室，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左右，建筑面积360平方米左右。北面建筑主要作为报告厅和接待室。南面建筑，上下两层。二楼展厅，展示贺玉秀的姥姥、母亲、她本人以及她徒弟的作品，共2000多件。一楼作为体验区，供游客体验“邯郸土布织染”技艺，并建设淘宝网店、公众号等。参加和举办展览、展演活动，如“邯郸土布织染技艺下乡”“邯郸土布织染技艺进校园”“魅力邯郸——邯郸土布织染技艺展演”。

　　自1990年开始，贺玉秀向身边的亲朋传授自己的土布织染技艺，培养了7名徒弟。2019年5月23日上午，“邯山区非遗项目——邯郸土布织染技艺展”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李文正馆）一层成功开幕。展览吸引了清华大学上千位学生、教职工和各院系领导参观，贺玉秀现场讲解了该技艺的工艺、纹样和文化内涵。现场300多件展品中，瓦纹、砖节错纹、丰卦纹、井卦纹、鼎纹等受到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展览期间，百余位在读本科、硕士、博士生学员在贺玉秀的指导下进行了体验活动，用土布制作了文件包、手包、香囊和挂件等文创产品。

第五代传承人：李楠（1987—）、李鹏（1989—）
　　李楠（1987—），邯山区东小屯村人，山西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博士在读，毕业后有志于继承母亲的技艺。
　　李鹏（1989—），邯山区东小屯村人，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在读，毕业后有志于继承母亲的技艺。
　　邯郸土布织染技艺被邯山区列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是贺玉秀。 参考资料：

《邯山区文史资料 》 第五辑 非物质文化遗产
　　邯郸广电网：《邯郸：一尺粗布，美不止‘布’》
邯山政务：《邯郸市邯山区‘非遗’项目走进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