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新疑是樱花

大卫

烟花新疑是樱花

在写《烟花三月遍扬州》一文时，又重读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大意为：老友在黄鹤楼与诗人辞别，在繁花如烟的阳春三月去扬州远游。友人的孤帆船影渐渐地远去，直到消失在碧空的尽头，诗人仍站在原地看着长江向邈远的天际奔流而久久不舍离去。这首诗表达了李白对孟浩然的深厚友谊。但未料到的是，这一读却使我对烟花究竟是何花有了新的发现和想法。它直接推翻了我在《烟花三月遍扬州》一文中关于烟花是柳絮一说，以新的思路指向烟花疑似为樱花！

这首诗作于公元730年，那年李白29岁。而在这之前的726年，李白确实去过扬州，并在扬州写下了另一首著名诗篇《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前在探究烟花是何花时受了两方面影响:一是受前人观点的左右，未能跳出这些框框；二是主要研读诗的内容，忽略了诗的标题。而现在看来，诗中有两点很关键，应是解开烟花是何花的钥匙。一是地点。诗的标题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非《迷楼迎孟浩然之广陵》。很明显，地点在今湖北武汉（古称江夏)的黄鹤楼，而非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时所建的迷楼。这就明确的告诉我们，此时的李白并不在扬州而是在武汉。我们过去之所以以为三月烟花是扬州之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恰在一句之中，此时若忽略了标题，就极易产生三月烟花是扬州之花的误解了，把“烟花三月下扬州”视同为了“烟花三月是扬州”、“烟花三月在扬州”了。但若结合标题就可消除误解并做出正确的解读:在武汉三月烟花中送孟浩然去往长江下游的扬州。这里的“下”即指乘船而下，亦指长江下游，绝非“是”、“在”之意。所以，三月烟花当为武汉之花而非扬州之花。二是所见。这是一首见物寄情之作。那诗人当时在黄鹤楼都见到了什么呢？诗中罗列的很清楚:“故人”、“黄鹤楼”、“烟花”、“孤帆”、“碧空”、“长江”，而望尽“碧空”后在“天际”“唯见”的只有“长江”，再无它物。也就是说，在黄鹤楼根本看不到千里以外扬州的任何东西。既然如此，那么烟花一定是在黄鹤楼所见之物了，也就是武汉之花了。

既然诗人所说的烟花是在黄鹤楼目所能及的武汉之花，而非目所不及的扬州之花，那么，这个“烟花”究竟是什么花呢？根据农历三月的时令和“烟”色偏白、形团状、视朦胧等特性，再结合武汉历史上最常见的植被，我们即可聚焦在柳絮、梅花和樱花之上。

首先看柳絮。武汉有柳，但据史料显示，古时不盛。不像如今在武昌、汉口、青山等江滩和东湖岸边等处人工种植成林。所以，一来古时不盛絮难成势，难以形成烟雾状的视觉观感；二来它属人嫌情厌之物。每到飞花之时，迷眼呛喉塞鼻黏身，几乎无孔不入，惹人喷嚏四溅、涕泪横流，有碍呼吸，引起过敏，众人无不厌之。因而，此物不宜寄情或伤情，而多是情厌，以此来表达俩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似多有不妥，也不符合文学之审美。所以，李白应不会选择此物寄情，也就是说，诗中的烟花理应不是柳絮。

再者看梅花。梅花在武汉颇有历史，是梅花的故乡之一，唐宋时期植梅在武汉地区就已很盛行。1984年梅花还被评选为武汉市花。可见梅花在武汉的地位非同一般。但梅花一般都在农历二月之前就开花了，季节不符，且花色大多偏红，亦不符烟之白色。因此，烟花亦应不是梅花。

最后看樱花。一说到武汉的樱花，不少人肯定首先想到的是武汉大学的樱花。的确，武汉大学的樱花现已成了武汉三月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可它却与李白诗中的烟花无关，因为它是于1939年及之后八、九十年代先后几次从日本运来樱花苗木栽种的，并非唐代遗传下来的后代。那么，唐代时武汉有樱花吗？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唐诗中得到有力的佐证。唐诗中有很多描写樱花的诗。如，硕篽的《春日怀长安故人》:“美人遥忆凤城西，芳草年年路欲迷。今日出门春已半，樱花如霰晓莺啼。”又如，白居易的《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再如，李商隐的《无题四首》中之七古:“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从唐诗中可知，樱花至少是山樱花在唐朝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以至于当时还将其由山野移种到宫廷或官府。而在移种这件事上，白居易功不可没。他是目前史料所记载的唐朝第一个将山樱花移种到官府庭院的人。有其诗《移山樱桃》为证:“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诗中可见，白居易移种乃大手笔，绝非一棵一棵栽，而是满院栽。且估计也非一个品种，因他说起码看满院樱花开了四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人喜樱，且从山野移种城市亦为唐代的一种时尚和风潮。有趣的是，这种风潮之盛还引来了反对的声音。如，羊士谔在《登郡前山》就提出:“洛阳归客至巴东，处处山樱雪满丛。岘首当时为风景，岂将官舍做池笼。”意思是如雪的山樱花好好的干嘛非要关到官舍里来？它本就应该在山野绽放。不知道这个羊士谔与白居易是否有交集，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就是对移种山樱花的批判。不知与这种批判有关还是与其它如朝代审美、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历史上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朝和宋朝写樱花的诗句很多，但是元朝之后就很少了。这说明元之后樱花的地位和审美价值远不如之前了。但自唐之后，东邻日本从中国引进樱花后却不断盛植，并最终成了国花，以至于现在不少人误认为樱花源自日本。其实正相反！樱花是中国的本土花，日本只是引种而已。樱花源于中国，盛名于日本，就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却是在中国传扬光大的，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罢了。这一点，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里有明确的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脉，后经人工栽培后，这一物种逐步传入我国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以及台湾，进而外传它国。从古籍史料中可知，我国古时有钟花樱、垂枝樱、山樱、重瓣白樱花等多种樱花，且古人对樱花与樱桃一般是不分的，所以在古诗中樱花与樱桃是相通的。据专家考证，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就已应用于宫苑之中，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到唐宋时达到了一个樱盛期，从宫苑廊庑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据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发现的最古老樱花树有1300年的树龄。

综上所述，重点来了:首先，樱花尤其是当时唐朝的山樱花，其显著特点就是，樱花虽小，但往往成束绽放，风吹飘落时又成群飞舞，皆如烟状；花开的时候色泽洁白如雪，又如烟色。刘禹锡曾诗：“樱桃（樱花）千叶枝，照耀如雪天。”羊士谔亦诗:“洛阳归客至巴东，处处山樱雪满丛。”符合诗中烟的特性。其次，樱花为农历三月开花，符合诗中时令。再次，唐时是樱花盛行期，符合当时社会之风潮。而武汉当时作为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枢纽重镇和人文交汇之地，不可能不受这种时尚和风潮的影响，因而城市栽种樱花是必然的。就连日本的樱花都是那时从中国引进的。这有《樱大鉴》为证。第四，樱花虽小但却抱团结社，蕴含着兄弟结拜之情意；樱花怒放时，慷慨地展示它最美丽的时刻，花谢后把生机又留给绿叶。这些花之特点都符合诗中所表达的李孟俩人之间的深厚情谊，符合文学审美及诗中的意境。所以，可以有理由相信，李白诗中所说的烟花应为樱花！

本文写到此，本应搁笔结束，但思绪却未止，似穿越时空朦胧看到了古时的武汉。自3500年前的商王朝在此建“盘龙城”起，便开启了武汉城市史，到春秋时期孔子来到楚国遣弟子向当地人“问津”，乐师伯牙与钟子期在此“高山流水遇知音”，再到唐朝时，武汉已是一个四通八达、南北交汇的繁华之埠。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时人在武汉迎来送往的频次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著名的就有:王维在武汉“送康太守”，温庭筠在武汉“送人东游”，王昌龄在武汉“送人归江夏”，岑参在武汉“送费子归武昌”，杜牧在武汉“送王侍御赴夏口”，刘长卿在武汉“送屈突司直使湖南”等。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诗仙李白，他一生共六到武汉，在此迎来送往和应酬不低于十次，包括“送储邕之武昌”、“送黄钟之鄱阳”、“送二季之江东”、“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张含人之江东”、“送林公上人游衡岳”、“送友人西飞帝王州”、“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等，堪称唐时的社交达人。浮想起他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的场景，我脑海里蓦然腾现出两幅画面:一幅是李白登高远望，但见樱花如雪如烟、如梦如幻，顿觉此时用“烟花”代替“樱花”更能表现出眼前之景象，亦暗含如烟随风而飘随帆而去与孟浩然如影随形同下扬州之深情。另一幅是李白饯行畅饮，醉意朦胧间见楼下樱花如雪如烟，因这是其第一次来武汉不知花名，便问歌姬此为何花？歌姬操着浓厚的方言（不知当时的方言发音相似否)答“樱花”，李白微醺中误听成“烟花”，故吟出“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绝句。

最后啰嗦一句，此文非论文也。纯属再读此诗忽生新疑的散文闲笔而已。毫无重新定义扬州“烟花三月”名片之意。敬请扬州诸位一看了之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