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电台报务员黄明生

戴廷耀

　　2001年8月7日按照市老干局朱经纬先前的约定和安排，我开着二轮摩托车再次来到位于洪都中大道的南昌市第一干休所，陈燕所长热情接待了我，所里绿树成荫，一栋栋小楼虽不豪华，但整洁有序，陈所长带我先采访了老红军黄明生。

黄老住在靠东边围墙的一栋小楼，当我们进去后，黄老很健淡地与我们聊了起来。

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社富乡溪源村团龙组，跟着家人逃难到江西泰和在泰和长大，1930年4月，红军攻占了我的老家泰和县马家洲。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纷纷响应，在湘赣特委领导下，当地农民按年龄段组成了赤卫大队、少先队和儿童团。我当时不满15岁，参加了儿童团，协助赤卫队站岗、放哨，配合赤卫队作战。不久，又加入了少先队、青工纠察队，打土豪，进行军事训练。1930年9月，跟随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战斗胜利后参加了红军。

参军时编入红一军团政治部政卫团第三连（警卫连）当通信员（公差兵）。后随所在的整个第三连调到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当通信员。参军不久，红军开始了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的斗争。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形势非常严峻。

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的斗争。这期间，我加入了共青团。

在第二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时担任红一军团第12军特务团传令兵，负责送信，把军部指挥作战的命令送到团部。那时，红军主要靠徒步通信,不仅速度慢，而且非常不方便，部队流动性很大，往往只告知团部方向，送信十分困难，需由传令兵自己去找，但我总是机智勇敢地克服困难，又准又快地完成任务。当时背个小马枪送信，晚上也不怕。总部首长很喜欢我，也很信任我，当任务艰巨派两三个人执行时，都是指定我负责。有人问我“为什么任务总是完成得这么好，有什么诀窍”时，我告诉他们：“没什么，就是一路多问，多打听，送到了就赶快回来。”

那时，红一军团没有电台，战斗中常常出现无法联系的状况。在第二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的东固山伏击战中，敌人被打败后纷纷逃跑。敌人在山下水田里跑，红军在山上打，一路打出去跑了很远，团部找不到战士，战士找不到团部。战斗结束后，军部、师部都派人去找，直到第二天早上找到后，红军战士们才归队。东固山战斗胜利后，缴获了敌人几部电台，给红一军团团部和红12军军部各配了一台，才改变了这种被动局面。之后不到一年，随着战斗胜利，红军各军团都建立了无线电通信，红军不仅能够撒得开、收得拢了，而且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更加灵活了。

1932年4、5月间，红一军团第12军改为第22军，我调到第22军政治教导队学习。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向中央根据地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红军转移到外围作战，主动进攻敌人。红军的宣传沸沸扬扬，写了一路标语“打到南昌去，活捉罗卓英，活捉何应钦”。宣传队喊着口号，唱着“炮火连天响”的歌曲鼓舞人心，歌词是“用我们的刺刀、头颅和热血与敌人决一死战，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我所在的教导队参加了东陂、黄陂之战。东陂之战时天下着雨，道路泥泞且滑，十分难走，敌人的飞机无能为力，却正适合红军作战。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在东陂山区包围了敌军两个师。红22军插入敌后，切断了敌军后路。战斗打响时，敌军没有了锱重和粮食，在三天三夜的激战中饿着肚子。红军也因不断变动送不到饭，三天三夜只吃了一顿饭。可红军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全歼了敌军，俘敌万余人，活捉了两名敌师长，缴获轻重机枪两千多挺、长短枪万余支、电台两架、弹药无数。

当时我在教导队当班长。一个班有9个人。战斗打响后，我们上去守住一个山头，缴了五、六十个敌人的枪，其中有一个敌团长，身边还带了一挺机枪。把俘虏送到军部后，刚回到教导队就接到命令，我立即重返山上。上山后，见一个营的敌人正在山上面走。山的南、北两面各是一个红军哨口，山下西南面就是红22军军部电台。电台就暴露在敌人面前！要立即设法保护电台！可这时，身边只有5个人，还不是本班的。怎么办？我急中生智，立即冲着山东面来的敌人大声喊：“前面的部队停下！”为了迷惑敌人，又继续大声喊：“左边（西南面）一连不要开枪，右边连队不要开枪！后面11团准备打仗！”然后对着敌人叫：“对面部队过来一个人！”敌人派了一个人过来。我告诉他说：“我们是红军，你们交枪后下山有饭吃。”这人回去说了，敌人立即纷纷交枪。就这样，我带着教导团几个战士，先后两次只打了一枪就缴获了敌人一个营的全部枪支，还活捉了敌人一个团长、一个营长。晚上队长查看战利品时，用手电一照，“嘿！缴获的枪支中有十几挺机枪呢！”第三天，红军押着俘虏准备走时，遇上敌罗卓英部队，又打了起来。这时，教导队50多人正押着很多俘虏，队伍拉得有几里路长。前面传话叫他们到后面去做饭。他们一个传一个，当50多人全部集中起来后，发现俘虏中还有枪，于是喊话：“不交枪就枪毙！”俘虏中又交了很多枪，全部扔在路边。教导队押着俘虏走了一段，遇上红三军团，报告了情况，把俘虏交了。3、4天后，红军又在宜黄境内草台岗与进攻红军的敌陈诚、罗卓英等几个师激战了几天，击败了敌军。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红军东陂、黄陂大捷。第四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后，我到了恒田教导队学习。教导队毕业后，在恒田进行了编队，学员们有的分到各部队任连、营指导员或副指导员，有的到机关当宣传干事。我和另一位学员由军委抽调到瑞金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

红军第一部电台是1931年红军第一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胜利后成立的，用的是缴获敌军的一套半电台。红军电台成立后不几天就开始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1933年改称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我是1933年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第七期培训班学员。第五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时我被调去做扩军工作。扩军工作结束后回校时第七期已结束，我就跟着第八期学，1934年5月1日毕业。

红军通信学校不仅培养无线电报务、机务员，还培养电话兵、旗语、司号等人员。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培训班办了9期半，培训各类通信人员2000余人，建立了一支经过政治、军事、专业技术训练的红军技术队伍。学校对学员的要求特别严，定期过党、团组织生活，坚持三会一课、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思想等制度。学校政委曾三每3天或一周对学员讲一次话，要求学员成为政治坚定、技术精明、体格健康的红色报务员。学校的学习十分紧张，每天9小时课，白天7节课，晚上两小时复习。学员们都十分努力，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开始拼命读英语，背单词、记短语。早晨特别忙，有半小时早操，跑步和练刺杀，还有一小时早课，抄报。上午、下午也很紧张，上收发报课、通报课，内容是抄电码，学发报、发电码、通信手续等，要求听得清、记得住、抄得快；还要上英语、政治、文化，电学、物理、电台使用等课程。每期学习 7个月，毕业时，要求学员用阿拉伯数码抄报达每分钟110个字以上，抄写英文字母达每分钟120至130个字。

当时敌人对苏区搞经济封锁，学校生活十分艰苦，没有油盐吃，一日三餐只有中午是干饭。早餐的稀饭连米粒都可以数得清，晚餐的稀饭一半是苦麦，另加一点菜叶。菜里没有油。有的学员饿得抓蛤蟆吃。我经常买点辣椒烧了吃。学员们白天打赤脚，晚间穿木板拖鞋。很多学员冬天也拖着木板鞋。学校的菜大部分自给，都是学员们抽时间种的。他们天亮前就起床，用尿桶把尿收集起来浇菜。学员们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的口号是：“提前完成学习任务，给前线献礼。”当时的信念就是早日学好各门功课，以优异的成绩到前线参加战斗，打败敌人的残酷“围剿”。当时学员文化程度都很低，少数小学毕业，多数只上过两三年小学，有的从未上过学，只是在部队学到一点文化。我也只读过一年小学、一年私塾。像这样的学员要在短短6、7个月内学成一名报务员，掌握当时最先进的通信技术，这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当年学员毕业时成绩都很好，抄报每分钟可以抄120个字。

毕业时，正值第五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我分配到军委电台见习了3个多月，然后分配到红一军团电台当报务员，一到部队就参加了温坊战斗。当时担任军团部电台报务员，与军委联系、接受总部命令、向师部传达命令，白天到野外架线工作，晚上把电台搬进山洞，防避敌机轰炸。温坊战斗以后，红一军团配合红十军突围，然后经石城、瑞金到兴国。当时，敌人正用蚕食方式进犯苏区根据地，每进三、五里就做好工事，用飞机大炮轰炸苏区根据地，然后发起进攻。这时，敌人已进到了兴国。红一军团在高兴圩与敌军相遇，打了六、七天阻击战，然后撤回到瑞金集结，准备撤出苏区。这时电台换了新符号，改用新的被叫和自用符号。从此，我用无线电战斗，当党中央、红军部队的眼睛和耳朵。每天天快亮时把电台搬到隐蔽处，晚上又搬回原地。

红军无线电台直属中央军委，各军团部电台为军委无线电台派出机构，由直属军委总台调配和管理。红军无线电台按团的建制，有队长、政委、报务主任、管理员、报务员、机务员，下有通信班、监护班、运输班。长征时我在红一军团电台，即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6分队，两河口会议后过草地时，红一军团第一师电台即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22分队划给了红四方面军第30军团，改为无线电11台。我调到这个电台工作，从此离开了红一军团。

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总是在最前面，6分队紧随第一师活动。每一次大的战役，6分队随第一师到最前线。每次行军或打仗时，当红一军团第一师过去后，6分队还不能走，必须等后面的电台接上，待后面的电台接上后，它又要追赶十几里路，跑到部队前面去。有时,第一师任务完成后，第二师还在打，6分队必须立即赶去配合第二师。整个长征途中，6分队都是这样过来的。报务员的工作常常处在极度紧张和危险中。那时电台有两个符号，一个是“被叫符号”，另一个是“自用符号”。电报等级有“平报、急报、火急报、万急报、十万火急报、万万火急报”。长征途中接到的电报都是“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报”。 发报前电话先呼叫台号。每逢发“万万火急报”时，只要一听到电话呼叫，一切都要停下来，准备收报。

在湘江战役中，当时，红一军团电台随军部过了江。湘江上是一座浮桥，过桥后有一片松林，军部电台就设在这里。过湘江时，电台特别忙，是我到电台工作以来最忙的一次，来往电报特别多，特别急，都是与军委联络的“十万火急报”。抄报时，每抄完一页就立即送走一页。当时，红军总部还未过江，敌人的飞机大炮在对岸轰炸。大约一天多以后，电台政委杜平到师部见到聂荣臻军长，聂军长问：“你怎么还在这？还不快走？快拆线！”当时正是我当班，我听政委回来传达军长指示后，立即下令拆线。监护班、运输班的战士正神情紧张地等待着，听到一声令下，立即一齐动手。可当时我有疝气毛病，腿根部化了脓，一站起来就往下倒，头晕，不能走了。政委叫我骑他的马走。整个电台迅速撤离了原驻地。离开松林后，我勒马回头一看，只见电台原驻地已遭敌机轰炸，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这时敌机还在轰炸。我们靠着松林的掩护跑出十几里路才脱离了危险。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雅安山区碰上国民党薛岳纵队。当时敌人在高处，居高临下先打炮后冲锋，红军顶不住，一下子退了下来。敌人占领了山头，直扑红四方面军军部。军部和电台、警备部队和军部首长都住在这座山的半山腰，电台就架在一间木板房内。我刚叫通总部，准备发一份40多字的“十万火急报”，总部也有一封“万万火急报”要立即接收。可敌人离电台驻地已不到一里，正用机枪向这边扫射。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快撤吧，敌人就要来了！”架线员焦急地催促拆线，电台人员紧张地注视着我。但报务员耳机不拿下来是不能拆线的。“万万火急报”军令如山倒，再紧张也要收！”我以最快的速度按着电键，发出了“十万火急报”。这时，敌人的火力已集中到了军部和电台。子弹穿过木板房，在房内乱飞，弹片在房顶上乱撞，整个木板房陷入了密集的弹雨之中，摇摇欲坠。这时我精力万分集中，对这些已毫无知觉，发完“十万火急报”后又迅速接收了总部发来的“万万火急报”。 正急速抄录密码时，突然感到什么东西擦着头皮飞过，架线员大喊一声：“报务员，危险！”可我却沉着地低着头，直至发出表示电文已收到的“QSL”三个字母。就在我摘下耳机的瞬间，大家立刻动手拆线收机器，然后边回击敌人，边掩护电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后，想起飞过头皮的东西，摘下军帽一看，嗬！帽子中间穿了个窟窿，头发也烧焦了一绺。之后，在百丈战斗中，红四方面军和敌薛岳主力对峙了三天三夜，双方伤亡都很大。当时电台跟着总部前敌指挥部，电报特别多，都是发往各军的“万万火急报”。电台原有的四人调走了两人，一人生病留在后方，只剩我一人。既要抄报又要发报，没人换班，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饭端来了扒两口，赶快放下，早饭直忙到晚上才吃。当时抄报用的是红色或绿色蜡光纸，很伤眼，从早看到晚，眼睛熬坏了，得了急性结膜炎，什么都看不见了，10多天以后才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八路军115师电台奔赴了抗战第一线。在山西参加了平型关大捷战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沈阳并参加了辽沈战役，后留在东北军区通信学校任教育科长，随部队南下到达武汉，组织上安排我任中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1957年调任河南新乡军区副司令员(正师级)。1961年离休回到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