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几排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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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几排轶事

看到这个标题，诸位可能认为作者连几排都不清楚还说啥轶事哟！可我们泸州三中初中七二级的毕业生，确实就有许多人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几排的，在这次毕业五十周年的同学聚会上，照班级集体照时，许多人为自己该在那个排照相而纠结不已，聚会结束也还有同学问我我们是几排的。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文革中复课闹革命的第一批初中生，当时文革中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只读了小学三、四、五年级的几届小学生都一齐涌进了初中，都读初中一年级，所以泸州三中先好像是按年龄分了连排（当时学校按军队的连排班制分班级），后来不知为什么又重新划分了连排，所以就造成许多同学先前和某些同学一个排，后来又和另外一些同学在一个排，比如我先前是二连四排的，后来好像又合到了一排去了。

我们当时读书是按地段划分入学，小市上码头以上的好像是过河读二、六中去了，中码头以下的我们就读位于罗汉场的泸州三中。罗汉场距离小市有六、七公里，当时又没有公交车，所以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得从家里走路到学校读书，下午放学了又走路回家，后来很久了才住了一段时间的校，可还是许多人挤在一大间屋睡地板。

我们入学时学校条件很差，教室外面墙上还有搞武斗时留下的弹孔，有些窗玻璃也是破的，教室里桌凳也没有，只能用石头桌子，板凳也是每个同学从家里带去的，有的同学带的是长条凳，所以就两人合坐一条凳子，因此我们这届同学不仅有“同桌的你”还有“同凳的你＂，可惜我不会作曲，否则我也写一首“同凳的你”歌来唱唱，那便独树一帜了！

我记得刚入学时，学校“工宣队”（当时学校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管理）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让我们吃“忆苦思甜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忆苦饭好像是用一些野菜煮的稀饭，放了点盐也不难吃，我们还吃得兴高彩烈的，哪有“忆苦”的样子，连“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的忆苦歌也唱得精精神神的。

我们这批初中生在文革中都没有读完小学，所以学校只好给我们上小学课程，数学上什么小数点呀，圆的面积呀等等，加上经常学工学农一月两月的耽误学习时间，两年后毕业时，也没学什么初中知识，也没什么物理、化学的，有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我们有些调皮的同学将它们戏称为“公鸡＂“母鸡”。也开设了外语课，学英语、俄语，我们二连学的是俄语，俄语单词中有个音要弹舌，许多人都弹不了，只好“得儿得儿”的苦练，幸好我还弹得来，后来还被教俄语的张德聪老师指定为课代表，可我们那时只学了一些对领袖的祝颂语和“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口号，我至今也只记得“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两句俄语。语文也忘了学了些啥了，至今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胖胖的戴眼镜的语文老师朱老师（不好意思忘了名字了）在教样板戏课文时，摇头晃脑的唱过门“里格隆里格隆，里格里格里格隆”，全班同学也跟着他“里格隆”个不停，课堂气氛热闹极了，语文课好像成了“样板戏”普及课了。所以那时的我们在那两年初中里也根本没学到什么初中知识，在一九七二年便作为初中生毕业了。

文化课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反倒是那些“学工”“学农”

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记得我们排到二道溪农机厂“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那一个月，我被分到翻砂车间学习浇铸模具，和沙子铁水打交道，很羡慕那些分到车工车间学车床的同学，常偷跑去看他们工作。也记得在高坝航校“学工”到河坝挑鹅卵石和祝代强老师没大没小地开玩笑的事。那次我们挑鹅卵石在河坝休息时想解溲，正好河边有个简易的茅棚，里边有个尿缸，我们和祝老师一起去解了溲出来，一会儿又见一个女的进去了，我们便起哄，说祝老师带我们进女厕所。有些同学还打些貌似黄色但不是黄色的谜语让祝老师猜，当祝老师以为是黄色谜语批评我们时，那同学便把谜底说出来，原来是磨子、漱口之类的谜语，我们便倒打一耙说祝老师思想有问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祝老师只好说“你娃儿些调皮”。那时老师和我们一起学习劳动，师生关系相当融洽，敢不融洽吗，忘了文革学生批斗老师的事么？

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是我们和曹澍老师一起到农村办“土记者学习班”，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个月的日子。当时我们排由曹老师带队分成两部分下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并学习当土记者办油印小报，要求自己带粮油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一起吃住体验生活。我们排有些同学分到二道溪旁白塔山那个生产队，我和另一批同学分到罗汉场三官堰塘那个生产队。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插秧、薅秧、抽水一类的农活我也体验了一把，同学们第一次在农民家吃住，劳动休息时最爱摆的就是伙食，我住的那家农民比较穷，每天中午一个人先添一碗干饭吃，然后就把米汤掺到剩下的米饭里弄成稀的来吃才好填饱肚子，蔬菜也少，经常用生辣椒拌点酸菜下饭（因为那个时候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留地种菜），肉食就更难见了，当时我们非常羡慕刘福珍同学，她住的那家房东男主人是泸州化工厂的工人，生活条件相对好些，当她谈到她们有碗豆炖腊肉吃时，让我们好一顿羡慕嫉妒恨哟！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也学会了刻蜡纸印小报，还在我们的小报上发了我的第一首诗（勉强把它算作诗吧！）《大叶桉赞》。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反动标语”事件。那时我们读书要下午放学才回家，午饭吃了后只有在教室里休息，那个时候读书本来就没学什么东西所以也没什么作业，同学们就在教室里玩耍，有些同学便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有的写“打到刘少奇！”，有的写“毛主席万岁！”等标语囗号，横七竖八的满是字，结果有同学发现黑板上一横着写的“打”字刚好和竖着写的“毛主席万岁！”连了起来，于是一下喊起来“有反标！”，有很高思想觉悟的同学便马上报告了学校工宣队，工宣队就把我们的黑板抬到了办公室，并要求我们排的同学去做笔迹鉴定，这下把我们排的同学吓得不轻，当事情原委弄清后便不了了之了，自此之后我们排的同学再也不敢在黑板上去轻易乱写乱画了。

两年的初中生活很快便过去了，一九七二年我们文革中复课闹革命的第一批初中生便“毕业”了，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罗汉场，告别了泸州三中，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广阔天地扎根农村闹革命，我也作为“病残知青”外出打工谋生。所以这次我们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时，许多五十年后才相聚的“老同学”真的是彼此见面不相识，互相询问方知是“同桌”或“同凳”，所以搞不清是几连几排的了也就很自然了！你们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