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路李社稷和他讲述的抗战故事

太行一剑

纪念老革命李社稷 贾振中
　　2020年11月份，我在北京，接到刘进群的电话，说是李跃进的父亲去世了，享年94岁。我说我回不去襄汾了，你代我向李跃进表示慰问，和王新胜、赵俊英、史长彦说一下，买两个花圈，一个代表是咱们迎宾小区送的，一个是咱们几个既是邻居又是麻友送的。 李跃进是一名律师，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他的父亲叫李社稷，离休前任襄汾县农机局局长，我和这位老革命早在五十年前就见过面，那是1971年，李社稷任西贾公社书记，这年的冬天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土地深翻，每位社员一把平头铁锨，要挖到一尺五寸深，铁锨的锨头长度大概有一尺，挖不到一尺五，于是社员开动脑筋，发明了一种铁踏板，安装在铁锨把柄的一侧，一脚下去，铁锨头连把柄一起入土。 那时的我在西贾农校上学，清晨4点扛上这种安装了铁卡的锨随社员一起去深翻土地，干三个小时活，到了7点回农校上课，晚上继续扛着铁锨去挖地到12点。地中间高高的电线杆上吊着一盏明晃晃的电灯，为社员挖地照明，有人点燃了一堆棉花杆，火焰冲天。灯光、火影，天上飘起了雪花，随着火焰的翻腾变成了水汽直接又回到天空中去了。青春、热血，我很为眼前的景象激动，红红火火的冬天，一群人并排站立，随着铁锨的向前舞动，一步步向后退去，渐渐地远离电灯杆，身后黑漆漆的影子越来越长，直到和远处深邃的夜空融为一体。 李书记到地头给深挖土地的社员讲话：“一个窝窝一苗葱，照样也能干革命。”这句话如烧红的烙铁在我的脑子里刻下了痕迹，牢记五十年，至今没有忘记。 吃窝窝，啃生葱，这是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李书记的 这句总结，成了我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动力，恢复高考后经过拼搏考上了大学，时代的背景其中的曲折一言难尽。 今年疫情影响，各地不断传出封城封楼的消息，抢菜成了被封的上海人的难题，我再次想起了李书记的这句名言，只要有窝窝头就咸菜吃，像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家里存着够全家人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关上大门，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1972年正月，我舅舅张兴周来西贾到我家走亲戚，他在古城供销社上班，和李书记有交往。他到公社去看李书记，刚过年，李书记早早的来上班了，中午快到吃饭的时间他们两个人一起跟上到了我家，我和父亲到大门外迎接。 李书记进了我家院子大门，看着里面古老的房屋，二门边一对石狮子，站住了，说：“这不是地主家的院子吧？如果是地主家院子我就不进去了。” 我舅舅说：“不是地主家，是咱们工人阶级。” 李书记、我舅舅，和我父亲坐在西房的炕头上，母亲做好了春节待客的菜，烧了一个火锅。端上菜，烫了一壶酒，父亲陪李书记边喝酒边聊过去的事。 我在炕沿上坐着，听李书记讲，他十七岁参加革命，跟随姚登山打日本鬼子，当通讯员，给抗日游击队送信，送情报，怀里揣一个窝窝头就出门了，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干呢。 我父亲和李书记说起柴寺村的贾怀智，从河南开封回汾城参加抗日，头一天晚上和我父亲谈了一个通宵。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谈起这位本家的革命烈士，后来从资料中对贾怀智的事迹有了详细的了解。 时间辗转到了2016年我也退休了， 我们原粮食局家属楼拆迁改造后，李跃进买了一套，和我住在了一个楼上，他来我家的阁楼上玩麻将，我问跃进他父亲的情况，跃进说，他父亲1984年退休后就回到村里住去了，我说有机会去看看他老人家，没想到他老人家去世了，我说的话也落了空。 今年我从北京回到襄汾，为编写村志，到县党史办查找西贾村谷致恒、郑兴祚几位烈士参加牺盟会的资料，在一堆堆杂烂无章的档案袋中发现了一份《襄汾党史通讯》，第八十一期，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八月，油印的，一共11页，第一篇题目是《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几件事》，梁造舟口述，李社稷整理。第二篇是《李社稷同志来信》 我发现了这份资料，很是兴奋，用手机逐页拍照，利用手机的识字功能软件，把文字识别提取出来，再对照修改。把李老讲述整理的抗日故事用美篇发表出来，让现代的人看看，也是对李老的最好的纪念。

李社稷生平传略
李社稷，生于 1927年9月，襄汾县陶寺乡安李村人，高小
文化。1945 年 9 月参加本村民兵组织。1946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安李村农会主席、村长。1946 年 12 月参加工作后，在襄汾县农村搞土地改革。1948年 3 月，在解放临汾战役中做支前工作。1949 年 6 月，任中队指导员，带领襄汾县支援解放大西北担架队转战陕西、甘肃、青海三省。1949 年 12 月，任襄陵县县委纪委秘书、一区区委书记。1955 年调任临汾小贾拖拉机站副站长。1956 年，调回襄汾县筹建国营汾城拖拉机站，先后任副站长、总支书记。1959 年，任侯马市冶金、农机、水利局局长。1960 年任南贾公社书记。1963年调回汾城拖拉机站任党总支部书记。1971 年任西贾公社书记。1973 年任县交通局局长。1975 年 9 月任农机局局长。1984 年1 月离休。
李社稷青年时期就投入解放战争支前工作,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区委书记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1956 年协助宋澜同志筹建起国营汾城拖拉机站，经两年努力，拖拉机站从一无所有发展到拥有 13 台国外型拖拉机。1968 年，任汾
城农机修造厂筹建组组长，经 3 年勤奋工作，农机修造厂建成。对襄汾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77年，为培养农机化人才，筹资在赵曲公社赵店村西购置解放军营房，改造建成农机化培训班，为襄汾县农机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社稷是襄汾县农机化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襄汾县农机系统工作的 18年中，经历了农业机械国有国营、集体经营和农民自主经营三个历史时期；经历了襄汾县从 13 台国外型拖拉机发展到拥有上千台国产型拖拉机的发展时期。在经营管理、服务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中做了大量工作，付出很多心血。
李社稷，是襄汾县农机系统资深领导干部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推行“两站合一”管理模式,使全县农机管理工作步入正轨。198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允许农村社员购买经营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通知”后，他带领全局干部职工积极宣传贯彻省政府的精神，发动、鼓励农民购置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经过 3 年的发展，襄汾县拖拉机经营形式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任局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勤政廉洁，为襄汾县农机化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李社稷离休后仍十分关注农村、关注农业、关注农民，关心农机化事业的发展。1999 年 6 月，以他为主组织本村老干部编写出版了《安李村史》。2007年又此志的编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四忆抗日战争中的几件事
抗日战争时期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本鬼子和伪警备队，伪区公所驻扎在我村，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安李解放，日伪占領安李达四年之久。此间，东山周家庄一带驻有阎顽汾冻办事处及其武装。这些日伪军和阎顽军及编村人员，经常到各村要粮抓人”，扰害人民，使广大群众处在水深火熱之中。就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我被群众众推选为安李村村付。这时，我接受襄陵地下党的指示！利用村付身份，应付日伪•掩护我地下党员和干部：营救被抓的干部排众。还争取了一些日伪人员。

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天，襄陵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姚登山派人把我叫到张相村段加荣的家里•对我说：“东山驻有阎顽汾东办事处，陶寺、安李、邓庄、段村驻有日伪军，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抢粮抓人，这对党的工作的开展影响很大，你为人正直。我们相信你。有些干部要到安李隐蔽，你负责安置，保证安全，能行吗？我说。“能行，保证沒有问题。”姚又指着在坐的一个干部说：“这是张号同志，是城工部部长。专做日伪工作，以后有什么情况与他联系。”姚接着说：日伪军胡乱抓人，要设法营救。你要多同日伪军交朋友，这对咱们工作
有好处。”我点点头，表示领会了领导的意图。
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陶寺村的秦子珍（地下党员】把我叫到陶寺秦进喜（陶寺村村付》的家照：见到了孙金仓（游击队分队长）同志。孙说因情况法较紧张，姚让他到我家里住几天。天黑后，我们二人說回到安李。在西门外，自卫团问时，我说在陶寺亲成家里多喝了几盅酒，亲戚送我回來。我们从牆头跳过去回到家里。我黑夜与孙金仓同志睡在一个炕上，白天孙金仓在我家牛院里隐蔽。并规定只有陶寺的秦子珍，张相的韩杰，北张的刘月娃三人亲自来•
　　通过我才能见到孙金仓同志。孙金仓同志有时黑夜出去活动，天不明回来。有一段时間，情况紧张，我还通过伪警备队长孙佑才，班长张維平，把孙金仓，郭平等同志黑夜送上炮楼住，白天下炮楼住在附近可靠的群众家里。先后在我家里住过的还有张根茂，祁相勋，李树吉等同志。有时为了便子工作，就安排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先后在张建毅，李光荣，張铁山，李通順等家里都住过。

为了党的工作，我主动地同日伪警备队队长、班长、伪区长、翻译官、仓库主任等接近。地下党的同志要同日伪军头头谈话，都是通过我。一次•孙金仓同志要日伪区长王振山谈话，我就把王叫到李光荣家里。孙金仓问了问王的一般情况后说：“你当了日本人的区长，在段村时做了很多坏事，群众对你恨之入骨。日本人迟早要被打走的，那时候你也能跟上到日本去吗？今后，你给日本人办事要应付，不得已时，少办坏事。你要象在段村那样，那你就活不长了。”王连连点头说。“是，是。以后再看王某的表现。”
　　同伪军头头谈活最多的是张根茂（城工部干部）同志：差不多几天就来一次。日伪军小队长、班长、伪区长、翻译官、仓库主任等，每换一次，都要一一谈话。一天黑夜，郭平同志叫我跟着他到炮楼附近喊活去。我们二人出了东南门转到南角泡楼附近，郭平同志亮开嗓子，对伪军进行了政治教育。我襄陵抗日政府领导同志给日伪军头头们的信，大部分也是经过我的手亲自交给他们的。有一次，我把抗日政府的一封信交给伪区长卢金山。四三年九月的一天，张湘村伪村长昌增辉送来一封信，叫我交给日本相马队长。说实情，我不敢直接送給那个杀人魔王。黑夜，我借口去翻译官那里，顺便放在相马的门口。第二天，相马拾到了信。大发雷霆，集中担水、做工的群众多人，要查出送信的人，最后抓住李三星扣在卫兵房里。后来我找翻译官说：“这个人是良民，不是送信的人？你说一句话让放了，我担保，有事找我。”第二天，就把李三星放了。四三年秋的一天•姚政委派人把我叫到张相问： “你们村后庙的仓库里有多少粮食？”我说：“两个教室麻袋满满的大约有两三万斤。”姚政委说：咱们的队伍来了，群众也准备好了，今天晚上要把安李仓库的粮食全部弄出来。晚上听到信号。你把小东门打开行吗？”我说：“行•没问题。”在回来的路上我想。小东门站岗的是警备队，全是自己村的人，好办。但如果到自卫团团部取钥匙，以后要被查觉就麻煩了。黑夜，我上家里拿了几把象的钥匙到小东门一试，打开了。我很高兴。随即虛锁，并给站岗的打了招呼。等到三更天，联系上信号后，我打开东门。部队迅速到东街口封锁了敌人。群众很快到后庙，赶到天明，就把敌人的粮食，还有食盐、糖全部抢光了。

通过地下党对日伪军的工作。情况大有好转。我同他们也混得很熟了。他们想利用我，在这边给他们说个好话。我也就正好利用他们做我们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冬天，襄陵—区助理员徐培尧的伯父和老婆。孩子被安李日本人抓来，抓押在日本卫兵房里，也有人营救，但无效。我去找日本期译官李殿臣说：“这几个人还没有放回去？”李说：“要徐培尧来投降。”我说。：“还不知道是八路至不是，你把他家里的人抓来他还敢来。”李说：“他不来这事不好办。”我说：“你把他们放回去，他男人回来他来报告，咱抓人，我担保，能行吗？”李说：“这事还得同大太君说，能行就根据你的办。”第二天，就把徐培尧的三个家厲放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天还未明。给警备队做饭的刘茂茂叫我，我吃了一惊。刘茂茂说：“造舟哥；中梁的张学曾”被警备队抓来了，他叫你去一下。”我很快穿上衣服，赶到警备队，见到张学曾问了下情况，感到问题严量，得很快设法救出。我到北房见到伪区长卢金山。卢说：“警备队黑夜出去我知道，回来还没有告诉我。”我又到警务队小队长孙胜的住处，孙还没有起床。我说：“这时候了还不起？”孙说:“昨天晚上我到中梁去抓人，赵曲中队打电话说是三个人，两条枪，只抓到一个。也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我说：“你抓的这个人。是我的亲戚，又是朋友在村当过村付。有得罪下的人，胡报告，他不是八路军。”孙说：这事你别管，这是赵曲中队打电话叫抓的。”我说：“哦不能不管，你不要报告黑木（日本人，常住警备队顾问）。你给赵曲中队打电话，说抓了一人，叫张学曾，当过村付，没有搜出枪支，严刑拷打也不承认。由梁造舟担保放了。”我把孙叫起來，随即给赵曲中队打了电话，我就把张学曾跟到我这里，吃了早饭就回去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村自卫团刘正安（党员】、李广仁（党员）和杨福元三人。还有警备队一人。在北门楼站岗放哨。半夜里，刘正安李广仁趁警备队睡了觉，配合东坡沟民兵贾来兴，把警备队的步枪拿走了。第二天，警备队张班长抓住这三个人，说是私通八路军，夺走枪支，严州拷打。我知道后，赶到警备队，张班长正在拷打。我赶快用身子挡住说:“不要打，这个娃在邓庄烟房。回村站岗。放哨，八路军来了，你们都挡不住，他们有啥办法？”我随即把刘正安推出门外，送回家里。我又向警备以小队长，伪区长说情。把李广仁。李福元也放了。

一九四三年夏季。日伪军到张相村征粮，还未进村，不知那里就打了一枪。敌人进村后，大肆抓人，杨百愛等十一人被扣押在李德基院里。杨百愛托人找我设法往出保。我到李德基院里，找到看守的张班长说：“这些人我都认得，常给咱们做工，不知道哪里打枪，抓他们有啥用？把他们放了吧。”张说：“这要等李督察长回来，我不敢作主。”我说：“李督察长回来非交待，怨不到你身上。”隨即就把十一人放了。李督察长回来后，我说：“你们抓的那十一人我放了，不要难为张班长。”一天日伪军在张再村征粮，群众为应付日伪，把就麸皮等和麦掺在一起，裝了几大车，拉回到安李仓库，一倒粮，暴露了，日伪军大发脾气，声言要报复张再，把九辆大车连人带牲口全部扣押，伪村长也吓得跑了不敢见面。我知道后，找到仓库主任李安邦,（贾庄人）对李说。“这事你看咋办”？。李说：“他们弄的倒霉事情，活该倒霉，我没办法。”我说：“这事就看你会办不会办。在这里干事，得看远些，办个好事，独自出村也沒事。你办坏事，住在炮楼里一连人也保不住。”李说“你看咋办”。现说。“仓库有的是干活-的人。把张再的粮筛一下，过一下称，不够叫张再补齐。大车性口放回去，群众定会说你好。伪区长。警备队要追问此事。你就说张再把缺的粮补上了。”一场大祸，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日伪军要东山一带征粮，到菊花古朵，群众跑光了，征粮队见不到群众，把李有娃一群羊赶回安李李开纪家牛院里，下午就杀了三只。我心想，得把群众的羊救出来。我找到李督察长和翻译官问：”你们杀的那里羊？”他们说：“哪个山庄，人跑光了，我们就把羊赶回来杀的吃。”我说。“那羊你们不能杀，要杀了羊！我们村就不出粮了。”这两个人听我说的有理，就说：“算了吧，不杀了。”我先叫村警李三五把剩下的羊赶回到我的小院里。第二天就叫李有娃把他的羊赶去了吗
安李村梁造舟口述
　　李社稷记录整理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

李社稷同志来信
党史办同志；
梁造舟老先生，虽出身于剝削阶級家庭，也不是共产党員。但行乐好善，为人正直。在抗日战争中，他接受了党的領导，確确实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在外地工作的一些老干部，只要谈到梁造舟間志，都念念不忘。姚登山。梁仰云、张号。李平、李广仁、张家骥、姜文治、秦业生、祁英、李洪发等同志，凡回乡探家，都要亲自到安李看望他。
　　他回忆的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件事，都是真实的，至今群众还
记忆犹新，并以称赞和感激的心情广为流传。由于时隔多年，回忆不准之处，请老干部和党史办同志指正。
敬礼。
李社稷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
一7-

红心村长梁造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