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万历十五年在神宗朱翊钧的当政史上，算不上特别的年份；神宗一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方程式上，也不算特别的变量，更像是向下的加速因子，让我们看出这种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陨落的下跌速率--这是个从平缓到加速的转捩点。从这里切入展开宏大论述，也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那么明朝是不是真的亡于万历，我们都想从书中参悟。</p><p class="ql-block">明朝的历史其实并不算乏味，在经历了激荡的唐朝和温婉的宋以后，元朝的蒙古人显然没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留下太多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提升，值得庆幸也是有点戏剧性的是这一朝统治时间不长，没有彻底颠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传承，从治理上也了无新意，所以过渡到明朝也算平顺。</p><p class="ql-block">神宗一朝是明朝足够冗长和乏味、缺乏创意的时期。即使如心学积累的那点学术体系和人脉，也成为结党的工具，虽说加上一些时代性的阐述，也并没有给治国、治学和思想带来太多的突破。这让中国大历史画卷徒增一些悲剧的色彩。</p><p class="ql-block">神宗皇帝既没有宣宗（年号宣德）的睿智、孝宗（弘治）的礼贤而为人称道，也没有太祖（洪武）的狠辣、世宗（嘉靖）的狡诈而负有恶名。他这47年的执政史，能轻易找出一堆足以抹杀他文治武功的失误，江山易帜的原因也算在他治下的积弊。在神宗执政的年表上，万历十五年也是个非常不显眼的年份，黄仁宇先生之所以选这点切入，大概也是不想让特定的大事件破坏了他的大历史视角。其实万历初期是贯穿了首辅张居正的改革，算是为明朝续命的杰作，朝庭气象一新；其后有三大征，朝鲜之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创下明朝中后期诸帝少有的靖边定国的不世之功。但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三十年不上朝和立太子的国本之争。所以说政治人物一定要清醒，别为了追求地位永固和想保有权焰无界，冲淡了自己本可以让人怀念的那点作为，在青史留下恶名。</p><p class="ql-block">1587年，距离太祖洪武皇帝颁布法令，让农家的税入直入军营，这种典型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拖行朝廷运转了200年，大明江山看似稳固地由文官群臣，依儒家经典解读的道德标准和千疮百孔的《大明律》在治理天下和臣民。时光依惯性在平静而又乏味中蹒跚向前，在1588年向未来昭示了历史另一个走向。1588年的2月，在日本，丰臣秀吉接过室町幕府的招牌。8月8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格拉沃利讷海战被英国舰队击败，拉开了英格兰终结西班牙帝国，从而开启日不落帝国征伐的大幕。还有另一个足以影响其后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却在当时的朝庭没引起多少关注-因为那是从东北苦寒之地发生的-就是努尔哈赤打败完颜部统一建州女真。</p> <p class="ql-block">黄仁宇先生提到的数目字管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历代中国的统治者都是遵行道德治国，经济是道德文章的等外品，为正人君子所不耻。但任何一个从科举而步入仕途的所谓贤臣，都把圈地、积财当成不言而喻的升官的成果，忽视了国家财政管理。《万历十五年》中将明朝的道德治国和缺少数目字管理能力列为它主要的治理缺失，这是中国历史大舞台上多数朝代的剧本模式。契约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需要补的一堂课，千百年皆如此。</p><p class="ql-block">这个数目字管理我觉得就是数字化、数据化的前奏，其含义应该是在契约下的量化和精确化理财、问政。什么值得用数字去管理，一定是有明晰的，经确权后的社会性的产品和资源，是对民生、治理、财政、军事这些能力的一种可运用的计量工具。这种数字化方法更条理、更形象、更易操作，中国人的数学好是近代运用方程式和阿拉伯数字以后的事，精于算计也是自古以来对一些人并不友善的评价。</p><p class="ql-block">中华王朝历来无视生产力发展和财政体系建设等经济发展措施，更重视王权的集中，对数目字的认知还只限于账户先生的算盘珠上。儒学是一套为人行事的标准尺度，算不上信仰，有可能连行为规范都谈不上，但它促生一种历经千年古怪社会现象，即衮衮诸公，最不耻于谈论剥削取利之术，却又是最心照不宣地屯田和敛财。而口口声声被标榜为在“制国有常，利民为本”理念下被照拂的升斗小民，最终在道德家们的神操作下，穷困潦倒，成为自耕农-贫民-流民-土匪这种生存范式，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所抛弃。这股力量周而复始，主导了明朝的建立，也在万历末年，随着朝政的糜烂，如被打开尘封的魔盒，重新为明朝的衰亡唱起魔咒。</p><p class="ql-block">文人历经寒窗走上官途，才能、技艺局限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迷思中，也用这种理论在对待生民、生活和生意。既有极端的自我，也在用一种官僚体系中构造出的强势话语权来约束和要求别人。一方面，朝政在按祖宗成法默契地运行着，为保证其不生枝节，各执行官吏间需要互相认同、配合；另一方面，小人、奸臣的帽子横飞，在自我认知的为人、处事体系中修养、行动，从而自足、自得，也能自圆其说地假以道义之名。这套体系滑稽的地方是虽鼓吹“君子寓于义，小人才寓于利”，也并不妨碍自己做大财主，并将自家的经济收益脱离朝庭的财政体系。李贽对儒家学说的反击和海瑞对旧习和典章的维护，虽然形成反证，但他们都是朝堂上的异类，为世俗所不容。张居正的考成法和一条鞭法被废弃后，官僚集团得以松绑，也彻底让大明王朝错过了转机的可能。</p> <p class="ql-block">大历史观强调做横向比较，以了解在历史的一些关键时期，在平滑的演进过程中，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关键性的奇点，改变或是昭示了历史的走向。依《万》书观点，明朝主要是败于财政（钱粮）和人事（党争），太平日久人口陡增，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农耕技术、工业技术的进步，还是延续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后世研究表明，小冰河期的气候变化导致了大饥荒，在人口和财力的压力下，饥民遍野、民变四起。</p><p class="ql-block">朝堂上的党争也并非治理手段的差异，满足于把小人、奸臣的帽子扣给政敌，延伸下去就是派系之争，双方都没有为提升治理能力和发展生产力找到出路。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老的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既然不能平顺过渡，就只能再来一遍归零的硬操作，给制造下一个更魔幻的盛世剧本提供不一样的素材。</p><p class="ql-block">纵观万历朝，不能说没有激荡的、进取的时候，但在政治困顿、朝局萎靡的大前提下，治理结构的、生产力的一点小动作，引发的小波澜，在遇到党争、内乱、人亡、财困后，又会让事情回到原点。不从根本上谋求变阵，王朝的没落终究是无解之局。国力衰微之下，让北方的更坚韧却落后的蛮夷捡了便宜，最后山河破碎、精英尽失。不可能再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机会和动力，实在是令人扼腕。但这个锅该由朱翊钧来背吗？57年后，那个煤山上的孤君给了一个不堪回味的答案。</p><p class="ql-block">不用再翻开书找哪句至理名言了，中国历史，向来都是所谓螺旋上升的过程，岂止绕晕了我等，不读也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