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一个时代的符号

星光熠熠

　　1977年12月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参加了高考，被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于1978年3月入学，1982年1月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今年是大学毕业四十周年，因为防疫没有举行纪念活动，而在大学毕业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都曾举行了纪念活动，不过，在我们当年大学入学头半年中文系、政治系、历史系三系曾经待过的京山（分院）县今年将开辟（开放）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旧址及陈列室（陈列展览），不砥也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1977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这是自1966年停止（废除）高考中断11年后的首次高考，开启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时代。

参加这次高考的考生绝大部分为社会各方面的生源，考生年龄参差不齐，同为一届同学年龄相差十几岁不足为奇，比比皆是，因为考生同时包括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年应届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故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人（起初预计有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可能会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全国1977级录取27.3万人，录取率约0.5%。

　　大学就读时1981年于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留影。

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返校于图书馆前喷水池留影。

1977准考证

《华中师范学院（1977）新生入学注意事项》

华中师范学院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

1982毕业分配通知书

国务院文件 国发（1977）112号《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7年10月12日发布）。

同窗（后左二）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7703班级照（前排右一），这幅照片为篇末《77—78级大学生：一个时代的符号》文头图片。

7704班级同学

7706班级同学

年级女生

今年获取最为清晰的一幅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于1981年12月所摄的大学毕业全年级合影照。

1981年12月年级拍大学毕业照（局部，五排左六）

班级女生

　　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于图书馆前与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学留影（左一）。

2002年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活动，7703班级与当年任课老师合影（三排右一）

　　2012年元旦大学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7703班级与当年任课老师座谈会后合影（后中），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王庆生（一排左六）、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王先霈（一排左二）。这幅照片为篇末《77—78级大学生：一个时代的符号》文选用。

参加座谈的老师，右一王先霈老师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在座谈会上（左）

2012毕业三十年年级纪念活动聚餐

左后为网红教授戴建业

同班同学摄影师

2015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1977》，为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师生共同回忆恢复高考及在武昌桂子山校园教学学习生活 。

拙文《学雷锋的故事——三十年前恢复高考亲历并作文题记》收录其中。

　　2019年9月，《我们这一代——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回忆录》和《我们这一代——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作品选》出版（小学、中学同班同学谢湘馈赠，谢湘——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中国青年报》副社长、资深记者、报人）。

两所知名大学府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通过出版“回忆录”记载当年划时代事件，可谓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奏曲的再次回响……

　1977年11月恢复高考，湖北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学雷锋的故事》，我以初中时将一个迷路小男孩送回家、学习雷锋做好事为题材写了这篇高考作文，亦即1977考学记：

《学雷锋的故事——三十年前恢复高考亲历并作文题记》

1977年上半年，我想上大学的愿望愈发强烈起来。那些年，无数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被单位直接推荐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令人羡慕和向往。

1970年我参军入伍，1974年部队复员后分配至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无线电厂，在制版车间从事示波器电路版及仪器面版的生产，是在铜泊版或铝合金版上通过凃感光胶、烘烤、曝光、腐蚀、喷沙、用油漆描字等多道工序完成。我专心工作成了技术骨干。1976年，因旋转桶内三碌化铁腐蚀液溅伤了我的眼睛，学院人事处将我调至政治系资料室工作。我调出数月后，原车间同事还来找我帮助解决有关技术问题。

在政治系资料室，通过与许多老师接触，参加系里部分教学活动及教职工会议，老师们的学术造诣、治学态度、以致人格风范都给了我很大影响，耳溽目染，更激发我求学心切。于是，1977年上半年我向系里递交了申请，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心想我当过兵、做过工、当兵时也务过农，符合工农兵大学生推荐条件。不久，传来中央决定恢复大专院校入学考试(高考)的消息。当时，系主任高原（后为院长，哲学家）对我的申请已有考虑，本来有希望不需考试上大学，现在要面对考试，如果考不上不是将失去机会？当然，也有了一种期待，因为只要努力，希望就会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只有尽快进行文化复习。

在大学工作，具备了较为便利的学习条件。院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地理系分别为院职工和子弟编印了相应的复习资料，考前还给职工20天假期复习。自从当兵，已有七年不处在学习状态了，在无线电厂时，物理系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些涉及生产方面的物理课。但是语文、政治、史地、数学这几门文科高考科目都得一一复习准备。在学习院、系编印的复习资料的同时，我还在院图书馆、系资料室借阅相关图书资料和教材复习。比如，汉语语法方面，由于十年期间没出版什么新教材，以前语法书里对一个句子中有几个动词谓语的语法现象表述为“谓语连续”，而不是后来教材称之为的“连谓式”，刚好高考语文试卷中就有这类考题，我就用“谓语连续”来答题。后来想，阅卷老师可能会以为我是“老三届”的学生，或者也还是读了点东西的人，那就真是有点唬人了。

那年，湖北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试题是《学雷锋的故事》。经过十年期间社会风尚、民众心理所受影响，作文命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意在倡导莘莘学子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和栋梁之材。

从作文解题要求看，这是记叙文体裁，可兼作描写、议论、抒情，声情并茂。如果考生有过学习雷锋做好事的经历，写来一定得心应手，只要文字功力强，就会是一篇好作文。当然，也有考生竞写成了学《雷锋的故事》这本书的读后感。

面对作文命题，我脑海里浮现初中放学在汉口江堤玩耍后送一个迷路小孩回家的事。那时，汉口江堤堤基是用红沙岩砌成，一米多高，上面都是泥土，长满青草、绿绿的。从武汉关到滨江公园这段江堤最美，汉口沿江大道这一段也矗立着多座历史建筑，颇像上海的外滩，因而是游人和周边居民晨练、溜弯、观景的好去处。

我初中就读于天津路学校，放学后常与同学去江堤玩“军事游戏”。那天，玩完回家在武汉关附近碰到一个哭啼的小男孩，他迷了路，说不清家住哪里，只说家附近有铁路。我和张建华同学猜测、分析，决定送小孩去循礼门，因为那儿有铁路，且离武汉关最近，如果到了铁路附近小孩见到熟悉的环境没准能找到家。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送小孩一到循礼门，小孩就找到了在铁路边搭建的板壁房的家。此时，他家里大人正急得不得了，自然对我们是千谢万谢。

我用顺叙的叙事结构，按照这件事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线索平实地写了下去，没什么华丽的辞藻。直到现在尚记得的语句是“当我们满怀喜悦踏上返程时，江汉路上已是华灯初上”。是啊，在十年文化贫乏的年代，武汉最著名的商业大街上有些绚丽的街灯和厨窗灯无疑会带给人一点艺术的感染、城市意味，以致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华灯初上”四个字起到了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境的作用。

没想到初中一次学雷锋的故事助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文理科各考四门，据说武汉大学的录取线是240分，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则是210分。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我的高考成绩估计略高于210分，其中数学分大概只有5分（因为自己知道，那些高考数学题几乎一题也不会做，当兵前初中只学过一元二次方程式），就是说，我的语文、政治、史地三科每科平均分恐接近70分，倘偌数学分能达到几十分，没准是可以读武汉大学的（笑谈，没有假设）。由于原本是华师政治系员工，得知华师政治系先录取了我，可我要求就读中文系啊？因为那十年人们对政治已有点讳莫如深，我找到相关领导，让我如愿以偿。

时光倏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每每人们在追忆逝去的岁月或怀旧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伤感，可能因为没曾做到的你会有所遗憾，而曾辉煌过的也已不再。明乎此理，些许缱绻的历史情怀才得以撩人心扉，感悟、箴言知多少？

今年，一些媒体开展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活动，作为亲历者，谨以拙文以为纪念。

（载于《湖北文化》2007第5期）

2012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班级部分同学照（二排右一）。

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年级部分女生照

2008年年级的聚会（前排左二）

2008年年级聚会（左二）

　　2002年班级的一次小聚会（前左一）。

2003年10月9日参加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庆返校年级部分同学照。

2012年“五.一”节，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年级部分同学合影照。

　　华中师范大学现大门

　　特稿：《77—78级大学生：一个时代的符号》（无名氏—特致谢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

1977、1978级大学生（下文简称77级、78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77级录取率是1%。

虽然两届学生入校、毕业都是同一年，但还有一些不同之处。77级考试方式特殊，录取率之低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而且年龄大的老三届，他们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毕业生高出100分左右。录取去向也重点在师范院校。

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比之77年，相对容易多了，许多在77年没有考上的，都在78年考取了。所以把78届比作银，而把77届比作金，道理就在这里。

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

到了78级，大学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再无推荐入学生，考生知道了自己的分数，政治审查也大大放松，“级”、“届”序列名实相符。这些细节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演进。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夏天又有1978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不过，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届”来区别不同，自从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群体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绝无仅有，由此，77、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

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经30多岁，最小的只有15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

有人曾说“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

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

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　

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77、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77、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郑若玲博士曾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从结果看出，77、78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

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校期间，他们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思，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

当然了，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

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

甚至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

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而11年的积压，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些也就不足为奇。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77、78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77、78级现象”。

“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当然，并不是所有77、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

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功名与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贡献与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人才的作为与贡献中体现出来。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77、78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

77级、78级毕业生大多有几分理想色彩，较能独立思考，不大肯随意附和，内心颇有几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狂傲。这两级学生包括稍后79级等届次的毕业生，较多集中于党政机关。不过，这两级学生大多也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

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