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蒙面大盗

晚年的父亲。

终于，父亲顽强的生命停止在了2022年4月18日23时36分，虽离他自己定下的百岁目标还差一年的时间。但在大地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人间四月天离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医院严控新冠疫情，我们三个在温州的子女已经近一年的时间无法见到父亲。4月18日清晨，在杭州的大哥来电说，“父亲停止了心跳，他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我们怱忙驾车赶往杭州。上了高速不久，又接大哥来电说经医生抢救父亲恢复了心跳。听罢，我心头掠过一丝安慰，总算能够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中午12时半抵浙江医院，立刻去做了核酸检测。晚间8时核检有了阴性结果，我们被允许进入抢救父亲的ICU病房。父亲身上接着呼吸机和两台闪烁蓝绿光芒、发出吱吱声、我从没未见过的仪器。房间很安静，可以听见父亲粗重的喘气声。他微睁双眼，显然是等着我们来向他做最后的告别。我连忙打开微信视频功能接通了远在日本东京的大姐。“爸爸，我来看你了，你放心走吧！”我们轮流呼唤着。父亲虽然无法言语，但从他茫然飘忽的眼神中，感觉像似看到了我们。在走进病房时，护士已示意不要久留。半小时后，妹妹用手轻轻拂摸父亲的额头并微微合上他的眼睛，我们轻轻退出了病房。

来到外面，我抬头望着高远幽蓝的夜空，长呼一口气，“浩淼的宇宙不一会儿应该会有一颗小星星殒落下来吧”，我想。

说实话父亲的离去，并没让我感有多大的悲伤，因为他像半个植物人已在医院躺了10年5个月，其生命力之顽强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2011年10月30日，父亲在小区晨练时，突然中风倒地，被一起晨练的人唤来救护车送到了距离小区最近的杭州新华医院抢救，病情稳定后转入浙江医院。最初几年，我去探往叫他，他会应答。渐渐地就不再作声，只是睁开眼睛望着我。从他无神飘忽的眼神中我无法感觉他这样长年累月地躺着是否痛苦。我们雇来的前后两任照顾他的护工十分尽心，10多年下来父亲一个褥疮都没有生，全身皮肤光洁，让他少受了一些痛苦。

过继，改变了命运

父亲出生在福建省福鼎市前岐镇王家垟小山村一户贫穷的郭氏人家。在满1岁不久即被过继给了一户海边的郑姓船工家，两家为朋友，养父为其取名嘉顺。

膝下无儿女的郑家家境尚好，视抱来的父亲为掌上明珠，四岁送私塾，八岁进镇中心小学读书。正巧该校的校长和一位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聪慧，学习成绩优秀，深得校长器重，遂将父亲引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3月，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留校做了助教。1938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家乡入伍位于泰顺县的中共浙南特委游击队，一直到全国解放再没回家。

父亲突然不辞而别，消失的无影无踪，急坏了十分疼爱他的养母。她整日以泪洗面，因担心忧伤过度而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觉得他这辈子最亏欠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养母。他曾对我说，“你奶奶离世前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

父亲的一位亲生哥哥在国民党军队撤离福建时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因没有读过书加之本分老实，没当上官，且一生未娶，一直生活在台湾的军人荣誉院。最后在1993年10月来大陆寻亲后，病故台湾。如果父亲没被过继送人，以原郭家的家境不能供他读书来说，此生的命运可能也就要完全改写。

1954年的父亲。

忠诚的共产党人

父亲是一位有着84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先后在中共浙南特委机关、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处、中共青（田）景（宁）云（和）县委、中共浙南特委派往中共浙东区党委和华中分局、中共瑞安县委等地工作。曾经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自1948年3月起，历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温州市市长，中共浙江省长广煤矿公司党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温州地市合并后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代市长，浙江省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93年12月离职休养。

父亲年轻时喜欢舞文弄笔，取笔名远帆写了《小向导》、《与赤色群众在一起》和《把中央指示带回来》等革命故事，被浙江省人民出版社收入革命历史丛书出版。还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饮水思源》，为此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特意邀请他前去参观。但是，自1959年底调往浙江长广煤矿公司任党委书记后，不知啥原因，就再没有拿起笔。我很奇怪父亲从来不对我们子女讲述自己的革命斗争故事。他的那些革命经历我是从读他的三本革命故事中了解的，可惜这三本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把中央指示带回来》是父亲的亲身经历，他将此视为自己在艰苦的浙南革命斗争史中最以为荣的一段经历。他在纪念龙跃的《运筹帷幄 擘托浙南》一文中也有较详细地叙述。在民国时期，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浙南是以一个独立的战略地区而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它远离党中央，同上级领导的联系时断时续，特别在1942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之后，就完全失去了同上级党的联系。1945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把父亲从青(田)景(宁)云(和)特区调到特委机关担任政治交通员，负责寻找联系上级党组织，带回中央的指示。到1946年底的近两年时间里，父亲先后4次去宁波浙东区党委，两次福州找福建省委。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两次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在苏北淮安找到华中分局，见到了张鼎丞、曾山、栗裕、谭震林等领导，带回了中央具体指导浙南革命斗争的指示。最后那次去苏北华中分局还带回了电报员和电台，与中央建立起稳固的联系。

龙跃对父亲所做的政治交通员工作十分满意，他对父亲说“毛主席、党中央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联系上了就有了光明，我们就不会摸瞎。保持了与上级的联系就等于有了生命线”。第二年，父亲被提拔为中共瑞安县委组织部部长。

父亲还有一段在省委书记刘英身边工作的经历。这是我在2009年陪同年事已高的父亲赴平阳参加中共浙江省第一党代会召开60周年纪念活动时听说的。那年他已是唯一亲历“省一大”还健在的人，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当时在浙南特委游击队中，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的父亲也算是知识分子。1939年7月，省委决定在平阳县北港召开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调到大会秘书处，负责写简报、刻钢板、油印和分发大会文件等工作，还担任刘英与各代表团之间的联络员。那年他才16岁。几天下来，刘英书记见父亲年纪虽小，但聪明伶俐，字也写得不错，甚是喜爱。大会闭幕时，他亲切地对父亲说“小郑，你别再回浙南特委了，就跟着我吧”。

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共浙江省委迁往丽水。刘英在县城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公开身份是店掌柜，父亲是伙计。杂货店其实是省委机关的总联络站，父亲负责保管抄写机密文件，并担任刘英书记的联络员与各常委、特委之间联系，一干就是三年。皖南事变后，刘英将省委迁回温州，父亲也重新回到浙南特委。不久，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市区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永康英勇就义。

长期危险艰苦的革命斗争，铸就了父亲坚强不屈的意志、性格。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无中生有扣上了叛徒的罪名，隔离审查及监督劳动达四年之久。尽管在隔离审查中遭受了殴打、体罚和各种侮辱，父亲始终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是叛徒。

1950年，在中共瑞安县委书记任上的父亲。

2009年6月26日，父亲回到温州平阳县凤卧的浙江省一大会址。

深爱温州这片热土

父亲从1938年8月离开家乡来到泰顺县投身革命，到1959年底调离温州，履新位于浙江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长广煤矿公司。在这21年里，前有为解放浙南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战，后有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使他把温州视为自己的故乡而深深地热爱。

1978年9月，当他得知省委要调他回温州工作时，曾激动的彻夜难眠。父亲辞世后，一位他的老部下给我讲述了父亲调动的一个小插曲。当时省委有两个方案供父亲选择，一个是去温州一个是去嘉兴。但李丰平省长给父亲打电话希望父亲去温州，他说“你是温州出来的干部，有基础，便于开展工作”。出于对温州的特殊情感，父亲坚定地选择了温州。但当时温州的老同志们都说他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温州的情况太复杂，很难弄，结果不会好。

父亲在主政温州地区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先后主持和支持了多次思想解放活动，扫除了当时严重阻碍改革的陈旧观念和极左思潮，有力并有效地推动了温州农村的各项改革。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指导支持浙南日报开展“苦恼问题的讨论”。1980年9月，父亲看到浙南日报报送的刊登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的一封诉说心中“苦恼”来信的内参，深感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当即打电话给报社，指示抓住这封来信，做一篇解放思想的大文章。由此引发了浙南日报《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的大讨论。整个讨论持续了四个多月，围绕“怎样看待‘乱’的形势”、“如何理解放宽政策”、“如何看待包产到户”、“要不发展农村工副业及如何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干部如何跟上改革形势”等问题，共组织刊登了34期稿件，发表了147篇文章。

父亲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基础之上，大胆改革，领导温州全区比全省早两年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将农村大批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发展家庭工业。到1981年8月温州地市合并时，农村家庭作坊已经遍布浙南大地。乐清出现了被坊间称为“八大王”的发展家庭工业的杰出个体户。苍南的金乡、宜山、永嘉桥头、乐清的柳市和平阳的水头等地分别形成了印刷、纺织、纽扣、低压电器和兔毛等专业市场的雏形。我曾经在1981年底到过金乡，夜晚整个镇上灯火通明，手工土制印刷机的咔咔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在印制由供销员接来的全国各地单位食堂的饭票、车船票、景区门票和书签等等，景象颇为壮观。

1983年3月，父亲退居二线，离开温州，调省人大常委会。

1956年，父亲任温州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时在田间的留影。

温和慈祥 却甩手“不管”

父亲的为人和善、脾气之好颇有口碑。他曾经的警卫员、秘书、司机和部下都对我说过“你父亲真的非常和蔼可亲，总是笑呵呵的，基本不发脾气”。

父亲在家里也一样，非常温和。父母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我是老五。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他板起脸呵斥过我们中的哪一位。在饭桌上，儿女们常常会与他开玩笑，既便有时玩笑开过了头，他也不恼。

我小时很调皮且脾气也坏，在三年级的一天，上课时与班主任老师起了争执，我觉得受了委屈，起身掀翻了她的课桌。校方打电话叫来我母亲，吓得我逃到学校后面的农村里，一直挨到晚上才垂头丧气的回到家。第二天，妈妈让我脱下裤子趴在地下，用鸡毛掸狠抽了我一顿。那几天父亲正好去了省城开会，回来后，妈妈告诉他我犯下的大错，不料父亲竟没加训斥，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从我记事起就感到父亲非常忙，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不是下基层就是出差开会，从不过问我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更没有带我们一起玩耍过。爸爸有只漂亮的美制左轮手枪和一个军用望远镜，我知道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非常渴望围坐在他膝下，听他给我们讲述自己革命斗争的故事。但是令我十分失望，这样的情景一次也没有发生。为什么他不象其他革命父亲一样对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呢？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长大后，我与他的交流基本上也只限于在饭桌上的三言两语。

印象中，与父亲比较亲密的接触只有一次，那是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隔离审查”，子女受到了牵连，我和二哥二姐三人同时被学校开除。一年后落实政策，说我们属于尚可教育好的子女，准予复学，但条件是留级一年，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屈辱的。

1975年11月，我在高中毕业待业一年又下放农场劳动一年后，终于迎来了招工。但当时长广煤矿公司党委决定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生中的男性要补充到生产一线，也就是下井挖煤。在公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他深知井下挖煤工作的艰辛与危险，说“当年因为我让你遭受了留级的不公正对待，否则5年前就可参加工作而不用下井。但即使这样，这次也不能搞特殊，你作为领导干部的子女还要带个好头，爸爸对不起你”。

几个月后，父亲可能出于对我这个“井下工人”的歉疚吧，在一个周末特地拿上相机带我去郊外游玩，教我如何使用那台他心爱的相机，而之前他是从没有让我碰过的。那一次应该是他与我唯一的“亲子时光”。

父亲的撒手“不管”，倒也造就了我的自由成长。在人生遇到重大选择时，比如当兵、出国留学、考记者和找对象结婚等等，我都自做决定而不与他商量。当然，我的选择也都得到了他的尊重。在我俩长达60多年的父子关系中几乎没有起过冲突。

我在部队里入了党，1988年6月在温州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时停薪留职去日本留学，按照当时的规定将党员资格交由市委组织部登记备案，回国时再申请转入工作单位。但是，六年的日本留学让我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当我于1994年10月学成回国进入温州日报工作时，决定不去市委组织部申请转回组织关系，静悄悄地退党。

此事被在市人事局工作的二姐夫知道后，告诉了父亲。当晚，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对我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我说，“我这样做没有别的，只是想让自己的心和身获得多一些的自由”。我向他保证虽然党员不要了，但一定仍然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不给他丢脸。父亲见无法说服我，深叹一口气，“那就按你自己的决定做吧”，说完轻轻地挂了电话。我想父亲肯定很有些伤感，一个老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后代怎么就不要共产党员的称号了呢！但是父亲还是平和地接受了我的决定，从此再未提及此事。

1960年 5 月，父亲在浙江长广煤矿公司参加共青团活动。

怎样的共产党干部

自1948年3月走上县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到1983年3月卸任温州市代市长，算起来父亲在县和地市级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35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任职地的民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吗？以我的了解，父亲对党绝对忠诚，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廉洁自律，作风正派。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反感“左”倾，思想“右”倾。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态一直是“左”倾甚至极左占具上风，以至斗争不止。在那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右”倾其实是一种求实不唯上的行为，一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认知。

父亲的第一次“右”倾表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温州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时。1956年5月他批准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试点。这一批准启动了此后影响和震惊全国的永嘉包产到户，使永嘉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对此，父亲曾说了这样一句话：“从此开始，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算是拉开了序幕，无意中我成了‘拉幕人’”。父亲不仅批准肯定了永嘉的做法，还将试点扩大到温州的16个县（当时温州地区还包括如今丽水市和台州市所属的大部分县），要求每个县向永嘉学习搞一个试验点。但是，第二年下半年，浙江省委查处了永嘉包产到户，李云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包产到户从此夭折。这个时候父亲已离开地委调温州市工作。

1959年的下半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主义斗争。这年父亲在温州市市长的任上也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他被隔离审查时，我担心抄家会被抄出不利于他的东西，特意翻箱倒柜对他的物品进行清理。我在家中皮箱里发现藏着一个牛皮的公文包，打开里面有一个信封装着一份温州市委致父亲的函，内容大致是说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表示致歉。当时我年纪尚小不明白那些批判的是啥问题，只是觉得给造反派搜去肯定对父亲不利，就把它投入灶火中烧掉了。现在不知老的温州市委档案里是否存有这份函的留底。父亲在1959年底被调离温州不知与此次右倾受批有没有关系，只记得听母亲说过“你爸在调离温州时是挨过批的”。

尽管1980年已吹来了改革之风，但是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外界普遍对于温州农村的比全省早两年推广落实包产到户、出现大规模的家庭作坊和孕育出了农村专业市场雏形等，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看资本主义到温州”。这年秋天有位国家农业部的副部长到温州视察，就对父亲积极推扩落实包产到户和浙南日报组织《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的大讨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你这么搞会犯错误的”。那个时期，包括到温州采访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也都对父亲的做法提出过疑议。而父亲认为包产到户把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家庭副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影响到农业生产，在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后，温州地区的粮食产量不减反增，有啥不好呢。

1981年8月温州地市合并，新一届的市领导班子中，市委第一书记袁方烈，第二书记董炳宇，父亲是市委书记、代市长。从省委组建市委班子设立第二书记和随后派出以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为组长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进驻温州，抓捕了“乐清八大王”和免去乐清县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领导职务（五年后平反）上看，父亲感觉到省委对自己主政温州地委三年的工作业绩是持否定的，也认为是搞了资本主义，仅管没有正式下文定论，但明显已失去了信任，代市长之职是个过渡，不久将告别官场。

1983年3月，父亲被调离温州去了省人大。此次调动省委没有对他在温州四年多的工作给予评定，温州市委、市政府也没有搞任何形式的送行。他曾寄希望于省委让其留在温州市人大任职，但这一请求落空了。父亲带着些许的伤感和依依不舍的心境，黯然离开了他为之工作奋斗了25年的温州。

因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父亲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温州改革和温州模式形成所做的工作，一直没人提起，也不为后人知晓。即便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和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温州的媒体没有想到采访他。在浩如烟海的介绍、赞颂和研究温州改革开放和温州模式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到父亲及老地委。

终于在三年前，原温州晚报总编、高级记者胡方松的一篇《郑嘉顺与温州模式》长文打破了沉寂。文章客观详细地叙述了父亲在温州地区三年的主要改革足迹，资料权威，分析客观公正。他认为：“记述这段历史是必要的，否则被人遗忘，就对不起温州模式的形成历史，也对不起温州改革的先驱者。”

他评价父亲：“在当时那个极为复杂极为困难的岁月，面对相当强大的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他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出发点，解放思想，唯实而行，敢于担当，带领和团结地委一班人，为推进温州农村改革，为发展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为温州模式的萌发形成，做了大量难能可贵的工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郑嘉顺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孕育者，是萌发温州模式的首功之人”。在父亲主政温州期间，胡方松正好供职于浙南日报。

在我看来胡方松之文发出了可谓石破天惊之声。虽然此时病榻上的父亲早已丧失了阅读能力，连我们给他唸他也无法听到。但是，冥冥之中我总觉得父亲已经知晓，他一定非常的感激与欣慰。我十分清楚在父亲45年的官场生涯中，他最在意的就是主政温州三年的那段经历，因为这是他意气风发、尽心竭力、甩开膀子大干的三年。

父亲辞世后，根据他一贯生活简朴和厌热闹、喜静处的性格，以及杭州正处新冠疫情的严防严控时期，我们亲属一致决定丧事从简，不发讣告，静悄悄地送走父亲。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温州市委在获知消息后不只是送花圈，还发来唁电并派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健赴杭慰问，令我们万分感动。

特别令我们亲属惊喜的是唁电高度肯定赞扬了父亲为温州所做的工作，“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郑嘉顺同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积极投身浙南革命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郑嘉顺同志实事求是、勇于探路，推广永嘉包产到户改革试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温州地区期间，郑嘉顺同志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为开创‘温州模式’作出了积极贡献。”

盖棺定论，功德圆满。

可以安息了，父亲，你瞧，最终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2015年10月，病中的父亲收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