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报》5月3日发文:学书需先学正书。初学书法者,值得一读。

吴立桂

<h1><b> 学书需先学正书</b></h1><b> 吴 立 桂<br><br> 学书是否需要先学正书?本人认为,学书必以先学正书为前提,这不仅源于书法的历史、书法理论,还源于书法实践。如果不先学正书而学行草,则犹如本末倒置,也不利于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br> 一、先学正书的书法历史、理论依据<br> 1、从历史依据看:正书被称为“楷书、真书”,始于东汉,完备于三国时期。受书写载体的限制,书写于简、帛、碑碣上的文字,如甲骨文、金篆、小篆等,在东汉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文字应用范围很窄,字型也不确定。随着纸张的发明和应用,客观上需要一种通行无碍、规范端正的字体,以适应文字广泛使用的需求。楷书之祖钟繇处于隶书向楷书演变的历史时期,他“备尽法度”,成为正书之祖。正如《宣和书谱•正书叙论》所言,正书产生后“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事实也是如此,东汉以后所出现的书法名家,远远超过商朝到正书确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从两晋王羲之、王献之,到“初唐四家”,盛唐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再到宋明时期的苏、黄、米、蔡以及近现代的书法大家,无论是精通草书,还是擅长行书者,他们都出现在正书确立时期或者之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正书在推动书法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br> 2、从理论依据看:正书“端正草书的漫无准则和减省汉隶的波磔”。 朱自清在《说文解字》一文中说得更清楚:“隶书方正,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隶书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偏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毋庸置疑,“正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隶书之所以不能成为书法之本,就在于隶书虽然对小篆加以简化,匀圆的线条变成了平直方正的线条,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但是它没有正书的笔画平整,形体方正,也没有正书那样讲究简易、变易、不易,在适应文字由繁到简的变化规律,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注重书体的变通,同时还能保持遵循汉字的形象特征,保持文字的内核不变。<br> 3、从正书发展的流变关系看:正书与行书、草书有着相生互动的关系。魏晋之前,篆书瘦长,隶书稍扁,正书则“会合中和”,汲取两者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行草,必须以正书为前提和基础。正书不精,行草就没有了根基。学书固然需要天分,需要天资,但是更需要有正书做基础。自古以来,凡学书有大成者,鲜见不经正书而狂草者。项穆在《书法雅言》一文中,曾批评一些赏鉴之家:“每指毫端努奋之巧,不悟规矩法度之逾;临池之士,每炫技于形势猛诞之微,不求工于性情骨气之妙,不犹轻道德而重功利,退忠直而进奸雄也”!项穆在这里批评的虽然是“鉴赏之家”,对书者何尝不适用?正书重视书写规则,要求笔画平整,形体方正,是篆、隶规范化的产物,符合 “由谨而专,由专而博”的学书规律。他进一步指出:“用笔贵圆,字形贵方,既曰规矩,又曰之至,是圆乃圆神,不可滞也,方乃通方,不可执也。此由自悟,岂能使知哉!”。正书是篆、隶规范化的产物,重视笔画平整,形体方正,讲究书写规则的端正。在书法世界里,正书静而行草动,没有正书之静,则无行草之动,静是动的基础,动是静的升华。故《书谱》中所讲的先平正后绝险,复归平正的道理就在这里。正是这种静和动的结合,才造就了书法世界绚丽多彩。我们说欲学行草,须精正书,道理就在这里。<br> 二、当代正书创作的现状及问题<br> 我们探讨学书先学正书的目的,不在于从学理上搞清楚正书在学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关键在于通过厘清这个基本问题,用以研究和探讨当代书法创作中的现实问题,并促进我国书法的健康发展。<br> 1、创作现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显然,这里所说的“正书”,包括了篆隶楷三种书体,但似乎违背了“凡通用、规整的书体,都称为正书”这样的认知。因为除了楷书,篆、隶毕竟在通用性上不及楷书。就现实看,中国书协自第四届正书大展后,分别设置了楷、隶、篆等专业委员会,似乎有把正书窄化为仅包括楷书的趋势。本文基于正书的本源,对正书内涵的把握更侧重于区别于隶、篆的楷体,对隶、篆的探讨虽然涉及,但不作为重点。<br> 回顾自东汉正书确立后到现在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熟,到隋唐时期楷书成为取士的标准之一,尤其是唐代设立书学专科,士子庶人争相学书,一时成为一种时尚,习楷成风,涌现出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楷书发展达到一个辉煌时期。随着唐代以后书者大多从篆、隶入手,楷书创作,包括整个书法创作除了宋元时期有所成就外,明清时期书法创作高峰出现。当代正书创作相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处于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孟会详在“当代楷书刍议”一文中,记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书法复兴的状况:“名家承北魏之余绪,民间则祖述欧、颜、柳、赵。至中后期,艺术务为创新,颜、柳黯色,唐代大楷,以褚遂良为一脉仅存。碑版勃兴,《张孟龙碑》风行一时,冷僻刻石门庭若市,求新求变,谓之‘入流’。世纪之交,复古之风渐萌,魏、晋、元、明小楷走红。近年趋尚多元,古典资源尽为开掘”,描绘出一番书法繁盛的景象。但是不容否认,包括楷书在内的中国书法并没有因为物质的繁荣而实现新的繁荣。相反,却走入过度强调“技”,强调笔法、字形、有别趣无筋骨、无创意的境地。<br> 总的看,无论是唐楷、小楷还是魏碑楷书,目前楷书创作的现状概括起来就是“三少一低”:即有突出创作成就的大家、名家少,有影响的作品少,创作的总体数量少,质量水平普遍偏低。纪松发表在《中国书法》的“圆融通会、推陈出新”一文中曾经提到,在全国第九届书法展的5万多件投稿作品中,楷书投稿数量仅占13.8%,不仅数量上占比不高,而且质量上也令人担忧。他借用李松先生的话指出:“一些有质量的楷书作品,主要集中在魏楷一路,而具有探索意味的、具有学术敏感点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含量的作品聊聊无几。甚至有更多的作品处于初学阶段。”这段话,基本道出了当代正书发展的现状。由于楷书法度较为严谨,虽然很多人把它作为书法的热门书体,但是真正在楷书创作中有所成就的并不多,屈指可数的仅有启功等少数几位名家。<br> 2、存在问题。正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一是功利化。学书是为了实用,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书法实用功能的大幅度弱化,书法的艺术性经过不良炒作,被赋予浓厚的功利化色彩,相当一批学书者,包括一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书法家,搞书法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奖、成名,为了作品能够卖大价钱。各种展览和比赛的搭建,并非给年轻书法爱好者实现理想和梦想的平台,而是变成吹嘘炫耀的舞台。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年轻书法爱好者为了获奖,投评委所好,想方设法参加有评委参加的培训班,有的甚至临习评委的作品,以便在展览和比赛中入展、获奖。在这样的氛围下,正书创作很少有精品、有创造力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学书离不开继承,但继承并非“食古不化”,继承的目的还在于创新。比如在正书创作中,一些人学习颜、柳,学的是他们的一笔一划,而不了解他们进行书法创作时的心境、状态、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处理笔画,而不是那样处理笔画,学的是一些孤立的“技巧”而非书法的真谛。更有一些人打着创新的幌子,不顾书法创作的笔法、章法布局等基本要求,胡写乱画,标新立异。三是导向错误。作为古代流传下来的书法精品,无所谓优劣,人人得以学习模仿。然而,“国展”却人为捧此贬彼,如国展初期还有“唐楷”的影子,而后来却被打入“冷宫”,贬低唐楷,抬高魏碑,常此以往,正书的创作势必会陷入面目单一、“馆阁体”大行其道的尴尬境地。 <br> 三、强化正书在学书中的地位和作用<br> 学书先学正书,是纠正目前书法创作中的种种乱象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促进中国书法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br> 1、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经验。正书是“法度”之书,书写、用笔、结字、布局皆有法度。因此,古人给我们留下学书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先方后圆”、“由谨而专”。这是学书的一条宝贵经验,一定要把它掌握好、运用好。<br> 2、从笔法中打好学书的基本功。正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学书打下良好的基本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录》中说:“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奉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精巧”,道出了学书的精要所在。正书是一种定型的书体,形体变化不大,有从握笔、运笔到结字,有许多细致的要求,掌握了这些要求并熟练运用,自然就会掌握书法之妙,也就为学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br> 3、从美学价值上提升学书创作水平。学书表面上是学习一笔一划,而从根本上看是心、笔的有机结合。柳公权言:“心正则笔正”,书法是心灵的主宰,是人的内心外化的产物。评价书法的好坏,不在书体的肥瘦,而在于是否恰如其分。正书是规矩和常变的艺术,是奇正和中和的辩证统一,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书者不仅要认真学习它的一笔一划,更要学习那一笔一划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思想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通过学习正书,在书法上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br> 四、小结<br> 学书是在临习基础上的再创造,而再创造的前提是打好再创造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练好正书这个基本功。文章分析了学书先学正书历史和理论依据,并从当代正书创作现状出发,指出当代正书创作存在的功利化等问题,是造成正书创作精品、名家、大家不多的重要原因。振兴正书创作,必须学习古人的书法创作精神,坚定不移去功利化,以“法度”统领正书创作,通过正书夯实书法创作的基本功,进而为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br><br>载《书法报》2022年05月03日 第17期(总717期)<br></b><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