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研究生”散记

刘博温

文字：刘博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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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研的霉运

我考大学两次。第一次因为报考志愿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而名落孙山，第二回又离录取分差了三分。好在那一年北京扩大招生，我进了北京大学第二分校。虽然是1979年春天入校，但还是算1978级。因此毕业的时间就是1983年春天。这一段，写在我的纪实散文《当年艰难高考路》一文中。

我四年的大学成绩都不好意思说。不是因为太差，而是太好。所有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平均下来是94分。为了这份骄傲，我曾经把四年的考卷保留了好多年。直到某一年搬家才给扔了。

因为大学成绩好，所以毕业之后考研究生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的研究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计算技术研究所，所以考研究生，本所自然是首选。就计算技术而言，当时我们所的研究生绝对不逊于清华北大。根据报考的规定，也为自己多一粉保险，还报了一个第二志愿，是我们所的兄弟单位，一个计算工程研究所，也很牛。

那一年我们所招研究生五人，报名报了一百多。考试成绩下来，我排名第六。前面的五人，都是出自名校，我愿赌服输。但是我的成绩，在第二志愿那边，绝对是拔尖的存在，而且当时报考的导师，是那个研究所的总工，跟我老爸在工作上还有联系。老爸打电话给人家走后门拜托，总工说老刘你放心，你家孩子的考卷我看过了，没任何问题。

发榜之前的两个星期，我爸跟我说，出事儿了。我说怎么啦？老爸说谢总来电话，说你的研究生名额被xxx的女儿顶了。这个人乃是当时北京市的一个主要领导。遇上这种事，上哪说理去？只好认倒霉罢了。那时候的腐败，就是这么明目张胆。我们小小一个百姓，又能怎样？

好在我没有放弃，两年以后如愿考上。

2. 那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我的大学四年，因为是走读，所以没有跟同学们住在一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个遗憾研究生三年补偿了。我们的研究生宿舍，就在所里的一个家属宿舍楼里，不是单元楼，是筒子楼的那种。研究生读三年，所以三个年级的同学们住在一起。

那是一段十分惬意的日子。说实话，研究生三年，学习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因为学业上没有任何压力。印象深刻的，是同学们一起没日没夜的打麻将和下围棋。那时候的麻将，真的打出花来。除了传统的“清一色一条龙”、“海底捞月”、“海底捞针”，还自己创造出了很多花样，到现在只记得一个“南昌起义”（南风、二饼、七万，一万）。比我们小一级的同学里有一个会下围棋的，我的围棋，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还有，几乎全部的武侠小说，都是研究生期间读的。这一段，写在《金庸：我一生的港湾》一文中。

头一年研究生宿舍里没有电视，我们楼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是楼下招待所的，放在楼道里供大家观看。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看《上海滩》，当时在北京，只能看中央台和北京台。北京台播出的时候应该不是大陆首播了。即便如此，每天不管作业如何，大家都要围在那个十二吋的电视剧前观看。如果没有记错，那台电视机是黑白的。

第二年所立给我们配了一台彩色电视。1986年中国女排五连冠的那个夜晚，所有人都激动得无法形容。就在我们欢呼雀跃的时候，门外的鞭炮声已经如同过大年初一。不管第二天有什么课程，不管当天又有多重要的论文要写，没有一个人回宿舍睡觉，大家跑出门去，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脸上都挂满了灿烂的笑容。在所里闹得不过瘾，一帮人就骑上自行车，跑去西边一公里外的北京钢铁学院（现在叫北京科技大学），看见操场上已经到处是人，几个火堆在燃烧着。学生们围在火堆边上，唱着歌喊着口号。正纳闷儿火堆为什么散发出来一种特别的气味儿，就看见个学生扔进去一床被子！你见过人乐疯了的状态吗？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夜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是一个爱国热情迸发，又深深种在心底的日子。

3.“那谁，你出来一下”

在研究所的科研楼里，有我们研究生专用的一间自习教室。在读的三个年级的研究生都在这里自习。

我们的研究所那时候总共大概有员工两千五百人，而三年的研究生加起来不到三十人。因此这个自习教室就成了一个焦点。什么焦点呢？我估计您想不到。

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经常出现在这间自习教室。就是同学们在教室里潜心读书的时候，房门会悄然无声地裂开一道缝儿，一张中年妇女的脸露出来，目光在教室里扫描一遍，然后落在某一个男生身上，轻轻地叫一声：“那谁，你出来一下”。每当看见这样的情景，教室内所有人都会会意一笑，然后起哄说：“那谁，你赶紧去。回来写报告哈。”

被呼唤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一个表情：脸红。然后在大家的嬉笑揶揄之中收拾书包走出教室。

您可能猜出来了。对，来者是为女孩子找对象的。

所以我的研究生的同级的和上下级同学之中，跟所立的女孩子恋爱结婚的不在少数，其中主要的开始，都是那一句“那谁，你出来一下。”

我的一个师兄，就娶了当时所里卫生所一个大夫的女儿。

4.同学们都去哪儿了？

我上小学比常人早了两三年，所以从小学到初中，在班里都是小不点儿，排队在最后的那个。到了大学，因为中间有插队和工厂的四年，所以跟当年应届的同学同年，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中小学是十年，而应届的同学中小学是十一年。到了研究生，我的年纪在班里就算是大的了。本来还有一位老兄比我还大三岁，但是开学的时候这位兄弟去日本做项目，一去就是两年。班里我就成了老大。那位去日本同学后来做了研究所的所长，再后来做了副部长，再后来做过两个省的省委书记。

那一代所里的研究生中有大概一半后来出国留学了，剩下来的一半有很少几个一直坚持在所里直到退休。也有一部分像我出来之后进了外企，又从外企出来。后来有几个创业的，据我所知，大都非常成功。

上个世纪末的某一天，我开着自己的捷达车在一个路口等灯，眼见左边滑过来一辆白色奔驰，扭头一看，驾车的居然是我多年不见的研究生室友！后来才知道，这哥们儿投身娱乐投资圈赚了大钱。

研究生同学之间，远不像大学和中学同学那样亲切，许是因为年龄大了，大家身上的事情太多，没功夫跟同学太多感情交流吧。

有点可惜的是，在我知道的研究生同学或者师兄师弟中，不管是出国的还是留在国内的，没有谁在学术上有出色建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吧。

我自己研究生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后也没有再从事技术工作。那一段我写在《“白读”的研究生》里。

一想起那一段时光，脑子里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吟唱的齐秦的歌《大约在冬季》。那个会弹吉他也会写诗的师兄毕业后去了美国，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