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事（第三十四章 三劝福王）

幽咽泉流

第三十四章 三劝福王

李春䔟说：“我们这个村子，两面环山，三面环水，西面为岭，东面为阙。虽山不高水不深，但也算是有山有水。山水之间是南北长、东西窄的峡长盆地。盆地中间有五道弯，五道弯分别是马蹄弯、秋树弯、河套弯、南弯和寨弯。五道弯土地肥沃，是这里的粮仓。村子东西为街，南北为巷，五套像我们家这样的三进式大院分布在街道两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宅，是因为我们李家在明清时期是‘甲于全豫’的‘中原望族’。”

金玉枝说：“望族？”

李春䔟说：“望族，是指地位显要或有特权的家族。之所以成为望族，是因为明末本族出了个大官。”

金玉枝说：“大官？”

李春䔟说：“对，出了个兵部尚书李微祺。”

金玉枝说：“兵部尚书？”

李春䔟说：“是。兵部尚书又称大司马，负责掌管全国卫所军官的选拔授予、训练、车辆、武器管理等政令，明代正二品，清代从一品官。”

金玉枝说：“‘正二品，从一品’什么意思？”

李春䔟说：“正是正的意思，从是负的意思，和现在正部级和副部级意思相近。古代官员品级共分九品，一品最大，九品最低，每一品又分正和副两级，这样九品就演化出十八个级别，即所谓的九品十八级。”

金玉枝说：“兵部管多少人？”

李春䔟说：“兵部下辖四个部门，即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分管各地驻军的粮草，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等。”

金玉枝说：“你讲这些，我一点都不懂。这些房子就是他盖的？”

李春䔟说：“不是，是维祺公的侄子李兆琚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率子孙按明式南京豪华官宅在这里建造的，这里不是我们李家的老家，是兆琚公的舅爷家。”

金玉枝说：“兆琚公的舅爷家？”

李春䔟说：“我们的老家在县城，这里是兆琚公的舅爷家，我们李家是住舅家的。”

金玉枝说：“李家为什住舅家？”

李春䔟说：“李家在崇祯十四年，即1641年正月落难了。”

金玉枝说：“为什么？”

李春䔟说：“崇祯三年，即1630年4月，四十四岁的维祺公升总督粮储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赐勒谕。崇祯六年，即公元1633年4月，四十七岁的维祺公，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赐勒谕，家族进入巅峰时期。”

金玉枝说：“怎么会落难？”

李春䔟说：“公任职期间，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执政。隆庆六年，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朱翊钧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的执政能力暂且不论，只说他确立继承人的问题。”

金玉枝说：“继承人？”

李春䔟说：“万历的皇后姓王，无生育能力。一次万历‘宠幸’了一位宫女，便有了长子朱常洛。按朱元璋当年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然而，万历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其母是郑贵妃是万历最宠爱的妃子。万历以朱常洛的母亲是宫女为由，不顾祖宗规矩欲废长立幼。此举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尽管万历‘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荒废朝政以示抗议，但反对的呼声仍居高不下。无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万历做出了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帝父亲。”

金玉枝说：“问题解决了？”

李春䔟说：“废长立幼失败后，为了补偿，万历将十五岁的朱常洵封为福王。福王大婚时，花费的银子达30万两。朱常洵的封地在中国最好的地方，中原洛阳。万历为了进一步补偿朱常洵，大动土木，在洛阳修建王府。修建的王府耗费银子28万两，是祖制规定的10倍。这还不算，按祖制，成年后的亲王、郡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去‘就藩’，但朱常洵15岁封王，29岁时，即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二月才到洛阳就藩。”

金玉枝说：“就藩事情就完了？”

李春䔟说：“朱常洵‘就藩’时，万历赐上等良田四万顷。这笔不依章法的巨赏，连朱常洵也不敢接受，主动上奏请辞，最后改为两万顷。就这个数字，河南的良田也不够。不够怎么办？从邻近的山东、湖北、广东划拨。除此之外，万历又准奏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归朱常洵所有；准奏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归朱常洵所有；准奏每年给他一千三百引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

金玉枝说：“这影响多不好？”

李春䔟说：“影响最坏的是第三项。以往，洛阳一带食用的盐都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销售权后，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而从河东盐中抽取的边饷也随之锐减。也就是说，为了儿子生意兴隆，万历不惜让驻守边关的军人连军饷也拿不到。”

金玉枝说：“河东盐？”

李春䔟说：“山西运城解池，因位居黄河以东，故称河东盐池。后来由于运城的建立，又称它为运城盐池，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食盐是不允许私自买卖的，历来都是国家的专利。因为盐是重要的生活用品和必需品。禁止贩卖私盐，政府进行食盐专卖，可以给国家经济带来更多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防止有人恶意抬高食盐价格，确保最底层的百姓也能吃到、吃得起盐，确保国家的稳定。”

金玉枝说：“盐有那么重要？”

李春䔟说：“离了盐，人就活不成了。扯远了，还是继续说维祺公吧？”

金玉枝说：“好。”

李春䔟说：“天启七年，即1627年，旱灾、蝗灾袭击河南，饿死冻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而福王不管不顾，依然花天酒地。当时，身为南京兵部尚书的维祺公省亲回洛，专程前往劝福王关注百姓疾苦。福王不高兴地说：‘本王居洛阳，园丁家奴享我薪俸，入不敷出，哪有钱粮济于灾民？’维祺公见相劝无果，自语道：‘王不忧民枉为王也。’维祺公只好自倾家私，煮粥、施药，救济百姓。”

金玉枝说：“我们这个地方怕旱不怕涝。”

李春䔟说：“崇祯四年，即公元1631年，又是大旱，颗粒无收。此时，身在南京的维祺公又修书福王，二次劝其散家私救河洛百姓，同时提出要防止流寇蔓延，殃及江山。福王复书维祺公：‘我的王位是先王所赐，与民何干？大明江山铁打钢铸，何人敢憾？洛阳是我福王之地，何人敢来夺我一寸乎？’维祺公见书失望地说：‘见死不救枉为王，锦绣洛阳必有殃。’”

金玉枝说：“维祺公真是个好人！”

李春䔟说：“维祺公具有远见卓识，是具有百姓情怀个大政治家。崇祯十三年，即1640年,又是大旱，一斗米涨到三千九百钱，冻死、饿死人的随处可见，仅盘踞在该地区的盗贼、流寇就达三十余万。维祺公三劝福王救百姓与火热之中，福王依然不以为然。维棋公倾其所有，向市场无尚投放粮食、调节粮价、设粥棚、施饭、施药。然臣子微薄之力难当灾情蔓延，他仰天长叹：‘为王不为民，我李维祺粮空财尽，愧对百姓、愧对皇上，只有望苍天赐福于民！’”

金玉枝说：“连年灾荒，怎么得了？后来怎么样了？”

（该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