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暴动与大埔革命苏区

邱群彪

邱群彪搜集整理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在孙中山的指导支持下，五四运动的潮流推动着大埔、饶平、平和一系列的革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的事，也为大埔平和饶平等地思想文化教育带来了新风。

1926年初，外祖伯父朱积垒在罗明的安排下，与永定的胡永东、龙岩的郭滴人、李联星、陈庆隆、朱文昭，上杭的王奎福、温家福，诏安的黄昭明，于同年3月20日，乘海轮到广州农讲所学习。

在广州农讲所，外祖伯父朱积垒听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和周恩来讲授的“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等重要课程，还听了彭湃做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报告。

1926年9月，外祖伯父朱积垒从广州农讲所结业后来到汕头，在北伐军东部指挥部政治部搞宣传工作。1926年10月，中共两广区委派外祖伯父朱积垒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闽，回到平和“传播革命思想，撒播革命火种，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发展党的组织，搞农民运动”。

1926年11月，外祖伯父朱积垒亲自发动组织下，平和第一个农民协会——上坪农民协会成立。随后以外祖伯父朱积垒为书记的平和第一党支部成立，党支部隶属于中共广东汕头地委。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闽西南党组织的领导，决定建立中共闽南部委，指定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罗明担任闽南部委书记。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

1927年10月6日，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完成阻敌任务后，撤退到广东饶平县茂芝，越过柏嵩关，进入平和。在平和县城九峰大洋陂中湖祠，朱德接见了外祖伯父朱积垒等中共平和县委领导人，传达党中央关于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决定；指出平和县当前既要开展农民运动，取得与饶平、大埔等邻县革命力量的配合支持，发动武装暴动，把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埔革命苏区的影响下，群众对农会有了充分的认识，纷纷向农会靠拢。在此关键之时，外祖伯父朱积垒不失时机的引导群众，把斗争推向高潮。

为了平和暴动顺利进行。1927年5月，罗明书记为贯彻落实中共闽南部委紧急会议精神，到上杭、龙岩、永定指导工作，发动农民运动。5月下旬，罗明由永定下洋经象湖山赶到平和，找到外祖伯父朱积垒，肯定了他们及时将农会机构迁移长乐的做法。罗明是广东大埔人，是平和暴动指挥部附近罗氏的远房亲戚，为了便利革命工作，改名为罗绍华，往在罗氏“少君第”正屋下厅的右房间。以后，罗明多次来平和开展革命工作大都是居住在这里。

在外祖伯父朱积垒紧锣密鼓的组织暴动前的准备之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罗明书记批准了外祖伯父朱积垒领导的平和县委举行武装暴动的报告。

外祖伯父朱积垒决定于3月8日暴动。同时研究确定分兵三路进攻平和县城和“声东击西，引敌出城”的作战计划。第一路由长乐农军一、二大队，团部特务连和饶平农军步枪队组成，主攻西门；第二路由长乐农军三、四、五大队，永定农军及秀峰、秀芦等地农军组成，主攻北门；第三路由崎岭、洋半天农军和张恨秋带领的埔东铁血团组成，先在县城东北的崎岭打土豪，没收地霸曾锦江的布店，诱使平和县城之敌分兵出城，尔后直捣县城东南，配合西路主攻队伍截击拍捕豪绅及缴其武装。3月2日，外祖伯父朱积垒再次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检查落实武装暴动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决定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提前一天化装潜入平和县城做内应。

3月8日，外祖伯父朱积垒指挥的暴动队伍，分路向县城挺进，当前进至上坪村时，大雨倾盆，山道泥泞；经艰难跋涉，暴动队伍按时进入进攻阵地。6时，向县城发动总攻击开始。守敌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当即被击毙十余人，县长方日中在其余的卫队保护之下，仓皇向南门逃遁。

暴动队伍攻陷平和县城之后，砸开监狱，救出被捕代表、农友和南昌起义军伤病员；焚烧县署和牢房；组织街头讲演，张贴标语，开展各项宣传活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外祖伯父朱积垒领导的平和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八闽第一枪。罗明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是“福建空前的壮举”。平和暴动之后，外祖伯父朱积垒领导工农革命军以长乐为中心，而后转战饶平、大埔、永定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建立饶和埔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平和暴动后，大埔各区乡村武装割据和苏维埃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平和长乐边区的大埔县大东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革命运动。

外祖伯父朱积垒与县委委员叶锦章、团县委书记曾庆载根据省委罗明的指示，前往平和秀芦、象湖山一带检查贯彻省委代表会落实情况，随后转到永和埔边区，拟配合大埔、永定党组织开辟新区工作。当途经大埔县岩上乡五百磴苦竹凹小店夜宿时，由于坏人告密，不幸被捕，后被押送到大埔县城茶阳监狱监禁。

入狱后，外祖伯父一连经受了3天的严刑拷打。敌人开始是用竹子夹手指、脚趾。后来竟用竹篾紧紧圈住手脚，再用尖木打进去。遍体鳞伤，几度昏死后，敌人使出了辣椒水灌鼻孔的卑劣手段。

然而，外祖伯父朱积垒始终没吐一字。

他说:“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共产党人好比韭菜，是越割越长的”。

1929年4月初的一天，外祖伯父朱积垒与叶锦章等在大埔县茶阳英勇就义。

行刑时，敌人企图强迫外祖伯父朱积垒跪下受形，但外祖伯父朱积垒高昂着头，硬挺着身躯，巍然而立。“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高亢响亮的口号盖过敌人行形的枪声。

　　外祖伯父朱积垒牺牲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与广东大埔县埔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温仰春一起，到平和县长乐大窠，帮助整顿中共平和县委及其武装。罗明代表福建省委决定由陈彩芹接任平和县委书记，外祖父朱积金接任平和县革命委员会主席。

平和、饶平、大埔县委，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健全各级党组织，开展地方游击战争。为共商饶和埔边区的斗争策略与计划，在斗争区域举行联席会议，帮助大埔县建立中共梅河特支部队，共同恢复和创建边区革命根据地。

根据党开展乡村游击战争的精神，平和、饶平、大埔各级党组织积极恢复武装队伍。扩充了大埔第十五团第二营温仰春于埔东联系平和、饶平边区的骨干，在西岩山联合成立饶和埔独立支队，以小型灵活的方式，打击乡村反动势力。1929年冬，刚组成的四十八团首仗出击饶平的深峻乡地主民团，一举歼平民团11人，收缴步枪12支，打通饶平双善与平和长乐赤色乡村的联络通道。接着围歼大埔埔东民团，出击大东街，枫朗等地白色据点。继而在饶平、平和、大埔三县赤卫队联合攻打平和小象湖民团，一举功克活捉并枪决民团团总魏麟瑞、大队长李亚桐及财政李智茂等。

8月19日，红二十一军、红四十八团和平和独立营，由平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外祖父朱积金率领下从长乐挥师进攻平和县城。放火焚烧国民党县堂，没收反动豪绅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百姓。

在闽粤边的武装活动，使饶和埔边区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饶和埔边区工农武装力量相互支持，配合斗争，给当地的地主豪绅、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并且从相互支援逐步走上联合斗争的道路。

1928年3月，中共平和县委联络大埔、饶平、永定农军举行暴动，联合袭击了大埔县百侯、平和象湖等地民团，逐步创立了大埔县埔东、平和长乐、饶平上饶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

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平和、饶平、大埔县委在大埔县埔东樟树村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了采取避敌锋芒，把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的策略，决定由大埔县红军独立第十五团，突围西渡韩江，进入铜鼓嶂山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8月从东江转移来的部分革命武装，到达饶和埔后，与大埔、饶平、平和等地工农武装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饶和埔诏独立支队，詹何遂任支队长，温仰春为党代表。

1930年夏，中共大埔县委由埔西转到埔东木教、和村、大东一带，与平和长乐、饶平密切配合，在埔东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及中共闽粤赣大南山会议精神。然后决定成立中共饶和埔县委，由丘宗海任书记，统一领导饶平、大埔、平和、诏安四县边区的工作。

饶和埔县委分为十一个区，埔东为第九区。同时成立饶和埔苏维埃政府。中共饶和埔九区区委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在大东福光村福田安的“辉萼堂”。在此前，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埔东苏区大东联丰村尖山“东和居”等创办兵工厂，在大坵田中转站转运造枪材料和一支援红色根据地油药药材等物资，并在大东福光村山背“修来斋学堂”设立救护伤员医院。

中共饶和埔县委组织在建立、加强主力军的同时，健全地方武装建制。1931年2月，大埔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期间，敌人派重兵包围大埔县大东泮村，独立营奋起反击，掩护会议代表安全转移。

　　193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在赣南成立苏区中央局，并在瑞金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决定迅速建立由上海党中央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辟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站——永定，最后进入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1931年3月，中共中央交通局又建立一条由上海——香港、饶平黄岗，上饶——大埔和村——大东联丰——大东福光——大东泮溪——大东东光——大东西坑经平和长乐——永定进入苏区的陆路交通支线，被命名为“中共中央交通局闽粤边汕头瑞金支线”，这条陆路交通支线经平和秀磜、象湖、三莱舟、小芦溪入永定湖雷，再转中央苏区瑞金。

据《平和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平和县革命遗址概览》记载:1931年，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投敌，汕头韩江通往福建汀江的水路遭到严重破坏，北方的交通线受破坏。中共中央交通局闽粤边汕头瑞金陆路交通支线，为中共中央的转移发挥了巨大作用。经饶和埔诏苏区的交通线，成了党中央干部进入中央苏区的主要通道。特别是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时，这条交通线承担了护送转移任务，先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刘少奇、陈云、董必武、聂荣臻、蔡畅、刘伯承、邓小平、林伯渠等中央及省党政领导200多人，其中包括德籍军事顾问李德，经这条交通线安全进入中央苏区。此外，通过这条交通线转运到中央苏区的物资达16万担之多。

邱群彪搜集整理

资料来源《平和县革命老区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