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济南惨案”

平安吉祥

　　今年是惨案发生94周年。每年5月3日10点，济南市都在全市范围拉响警报。为的是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勿忘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济南惨案， 又称五三惨案。

1928年2月，蒋、桂、冯、阎联合发动了与张作霖争夺东北的战争。1928年4月，蒋介石军队北进。

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派遣日军开赴到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用武力阻止蒋介石的北伐行动。他们不但将交涉员蔡公时虐杀，而且还屠杀了17000军民，2000多人受伤，还有5000多人被“俘虏”。

由于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并下达不抵抗命令，大量中国军民惨遭屠杀。

　　蒋介石1927年访日，本意在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与田中义一会晤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

但是，蒋介石上台后，仍然硬着头皮推行亲日外交路线。

蒋介石与义兄黄郛

1928年2月8日，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外交部长。

3月6日，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应邀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我敢断言日本国民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

北伐军

4月2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表《告友邦人士书》，保证“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

18日，南京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

　　日本政府根本不理睬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善意表示。

4月16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阱一也向日本政府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

　　17日，田中义一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商定出兵山东。次日，召开内阁会议，议决：

一、由天津派步兵三中队至济南，由国内派兵至青岛；

二、海军须于青岛等地严为警备，并须火速派军队保护胶济铁路；

三、即刻发表出兵声明。

19日，即由首相田中奏请天皇批准。同日，田中训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转告蒋介石，要北伐军绕避济南。声称：“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

　　福田彦助,此人使济南陷入血泪之中

20日，日本正式发布出兵山东声明书，诡称“在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复濒于重大危险”，帝国政府“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

　　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首先到达济南。随后，由日本熊本开来的第六师团在福田彦助中将率领下也陆续在青岛登陆，向济南推进。

福田到青岛后，即发表声明，蛮横地表示：“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

　　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面抗议，一面交涉。

4月21日，黄郛照会日本政府，指责其将“公法条约蹂躏殆尽”，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山东派兵。

30日，蒋介石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名义赴日，企图劝阻日本。

同时，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要求将日军由济南移驻青岛，由蒋介石担任所需军费。对此，日方均置之不理。

在济南市区戒严备战的日军

自5月1日起，日军陆续开进济南，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

北伐军于5月1日开进济南，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涉。国民政府接管济南后，多次声明保护外侨，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并派人请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来总司令部谈判。

　　5月3日9点左右，北伐军的一名士兵因为患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却遭到日本士兵的阻挠，由于无法交流而产生争执。日本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其余人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攻击。几乎同时，日军在魏家庄向张贴标语的中国军队开枪，造成了数人死伤。蓄谋已久的日军还向在济南商埠纬二路驻扎的北伐军第40军和41军的两个营发起了攻击，造成伤亡惨重。

北伐军奋起还击，制止住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当日夜里，日军撤消铁丝网、沙袋及警戒兵。同时，躲进日军警戒区的日侨见局势稳定也开始陆续回到原住处 。

5月3日上午8时，驻济南代理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拜会蒋介石，假惺惺地称赞革命军军纪很好，很守秩序，并诈称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所以，他和宪兵司令特地前来辞行。在日方的蒙骗下，蒋介石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殷藩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三昼夜，打得日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

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见不能得逞，派参谋佐佐木中佐去见蒋介石，威胁 “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

　　日军不断挑衅，蒋介石仍然不让抵抗。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

蒋介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在城外的中国部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同时，急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中方派出10个参谋分头到各部队传令，对日军停止还击。

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在我军撤出商埠时，突然发动全面进攻，驻扎在商埠的北伐军猝不及防，被全部缴械。

　　当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到日军司令部交涉，日方异常傲慢，毫无诚意，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因中国人抢日本人的东西引起的。这一无理要求为黄郛拒绝，日军就将黄郛扣留18个小时。

正在中方与日本人交涉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本侵略军这下找到了挑衅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更加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挨家挨户搜索北伐军官兵，很多在澡堂里或者在商户躲避的官兵遭到杀害。数千中国军队被迫缴械。日军“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

　　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受命速去交涉，要求日军撤退。位于经四纬六路的交涉署却被日军包围。

晚上11时交涉署大门被日军撞开，20多个日本兵冲进来，不容分说，剪断电灯、电话线，交涉署顿时陷入黑暗之中。在手电筒照射下，日本兵闯入寝室搜查枪械，硬说白天被打死的两个日军是交涉署里的人干的。

蔡公时挺身而出，婉言解释说：“上午被打死的两个日本兵，确系为流弹所击，彼此不要误会。我们是外交人员，从来不带枪支，请不必搜查，免滋纷扰！”日军却不由分说，将其他工作人员全部捆绑起来。日本兵翻箱倒柜，抢走五大包文件。

　　日方强迫蔡公时承认是由中方挑起事端。蔡公时据理辩争，要求释放被绑人员。日本军官恼羞成怒，命令日本兵也将蔡公时绑缚起来。蔡公时忍无可忍，以日语斥责对方不明外交礼仪，无理蛮干，借隙寻衅，肆行狂妄，做出种种无理举动。

日军竟然将蔡公时等绑在柱子肆意毒打。蔡公时坚贞不屈，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丧心病狂的日军将他割去耳、鼻，挖掉眼睛，鲜血喷流、血肉模糊地拖到交涉署院内枪杀。

蔡公时早年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赴任特派交涉员不到一天即被日寇残忍杀害，壮烈殉国。

交涉署其余16名随员也同时遭到杀害，仅有勤务兵一人乘枪声响时倒地，得以死里逃生。后来他写下《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令人发指罪行。

　　熊式辉

日军又闯到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部长黄郛事先避去，日军遂焚烧了办公处。

5月4日凌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三点无理要求：

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

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

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华里以外。

　　熊式辉不敢签字，以“事关重大”，“须向总司令请示”为由返回。下午，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并请示应付方针。

同时，由黄郛再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射击，并立即撤退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

日本炮轰济南城

在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稍有收敛，济南形势“渐趋和缓”，日军师团长福田并派高级参谋到北伐军司令部见蒋介石，声称“昨天的事情，是他们部下冲突，他们误会了”，表示以后可以设法调解。

　　蒋介石赞成“不使冲突扩大”，希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但到晚上，日军又由青岛派兵增援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并将中国驻济警备军一千余人悉数缴械拘禁，贺耀组部死伤近六百人。

当晚，蒋介石在济南召集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议，决定为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

　　5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

一、令各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并令湘鄂加派主干军队兼程北上；

二、济案令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重交涉；

三、切实宣传，唤起军民团结及奋斗。

会后，电复蒋介石，我方应特别“持重”。

　　6日晨，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离开济南，退驻近郊党家庄。济南城内仅留第一军第一师李延年部及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邓殷藩部，约三千人，作为卫戍部队。蒋介石致函福田称，中国军队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城内仅留相当部队，维持秩序，希望日军立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

　　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5月6日，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由青岛调至济南，第二十八旅团和海军一部调至青岛。

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向第六师团发出电令，要其切莫“使当前的猎物中国军队逃掉”。

7日，福田向部队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

　　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手拄军刀者)与手下军官在山东派遣师团司令部门口。

下午3时，福田提出五项条件，限蒋介石于12小时以内答复：

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

二、对抗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

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

四、南军须撤出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

五、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

　　当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拟定六项对案：

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

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

三、胶济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铁道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共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

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

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之兵营可暂不驻兵。

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

　　8日凌晨，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携蒋介石答复条件赶往济南，与福田交涉。

同时，蒋介石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免去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

蒋介石的上述对案与做法，已经作了巨大让步，熊式辉与福田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福田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

　　福田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

同日凌晨4时，日方不待答复，再次用大炮猛轰济南。

6时20分，东京电令福田，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

济南惨案中被日军屠杀而亡的百姓尸体

　　7时，福田即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守军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

同日，日军占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平民。

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攻击在该站休整的第三军第八师。

占领济南城西门的日军

9日，日本第十一旅团长斋藤浏率所部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

同日，蒋介石再派何成溶与福田交涉，告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

　　福田坚持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他提出的五项条件，并须于日军之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

10日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全部退出济南。李延年、邓殷藩等部遂于11日晨突围出城，在城外，又遭日军伏击，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日军屠杀。

日军入城仪式

济南陷落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四项对日主张：

一、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

二、请中央先与日断绝国交。

三、致电蒋总司令，与日本严重交涉，不作丝毫让步。

四、对日经济绝交。

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总司令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防范民众运动。

5月6日，蒋介石通令称：济案应“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他要求各地随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勿以一朝一，而乱大谋”。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

5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会晤冯玉祥，对冯称：“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要求他“暂辞”外交部长。不久，改以王正廷接任。

“济案”交涉成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说济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

协定声称：“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负军事行动的责任。”

在南京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允许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日军。济南案中中国军民所蒙受的巨大牺牲，就这样被南京政府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勿忘国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昨日上午10时许在济南全市试鸣防空警报，以纪念济南惨案94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