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部队里的干部子弟

王伟平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部队里，连队里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子弟，而干部子弟只占连队战士的极少数，甚至只是个别的。

在我们连队的150多人中，1966年以前入伍的战士，全部都是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弟。

在1968年四月入伍的战士中，我们连队只有一个河南信阳地区专员的儿子吴晓强（1950年生人）是地方干部子弟。其他的四个信阳地区领导干部的子弟，分别在警卫连、场务连、汽车连和气象台，一个单位一个。

我们1969年二月入伍的新兵来自三个地方：一是辽宁东沟县的贫下中农子弟；二是江苏常熟县的贫下中农子弟，三是北京市区学校里的工人子弟。我是夹在东沟县的贫下中农子弟中入伍的。

1970年一月入伍的新兵来自两个地方：湖北红安县和上海川沙县，全部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一个干部子弟。

1971年以后入伍的战士，干部子弟相对多了一些，陆陆续续有那么十几个，但他们的父亲资历都很浅，基本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其母亲基本都没有当过兵，都是在地方工作的职工、职员。

在连队，干部子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工农家庭出身的连队干部和战士的关注。在他们的眼里：干部子弟的家庭生活富裕，成长环境优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小娇生惯养，从不缺吃少穿，很少吃苦，很少干活，很少劳动，基本属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好吃懒做，怕苦怕累，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的“少爷兵”，是个“干啥啥不行，啥都不愿干，啥都不想干”的“懒汉兵”。

我1969年二月入伍时，只有15岁，体重54公斤，身高1.81米，又高又瘦，人称“高粱杆儿”，文化程度填的是：初中（档案中的入伍登记表中记载）而实际上只念了六年书，是小学文化。

刚一结束新兵集训分到老连队时，我就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样眼光：个子高，年纪小，文化低，体重轻，皮肤白，胳膊细，力气小，手掌薄，没有茧，无老乡，话不多，挺清高。常常被周围的干部轻视：露脸的工作基本不安排你，重要的任务基本不交给你。

我也被很多战士瞧不起：你细皮嫩肉的，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你能干啥呀？连队里白天干活，晚上站岗，天天吃高粱米，全部是集体活动，6点起床，9点熄灯，行动受约束，生活受管束，到哪儿都要请假，没有个人自由，还累的要死，吃的很差。

这样单调、艰苦的连队生活，你们这几个干部子弟肯定是干不长的，你们就是逃避下乡才来到部队的。

要改变人们对干部子弟的低劣印象，干部子弟只能用自己的“样样行，能吃苦，爱学习，敢拼命”的行动，来扭转人们对干部子弟的看法。

干部子弟虽然在家里吃苦少，但是，在家里所受的教育却是十分严格、十分正派、十分正统、十分正义的。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的军队干部子弟从小就脱离父母，在寄宿制幼儿园（部队干部子弟幼儿园）、寄宿制学校（部队干部子弟学校）里长大。从三岁开始就吃食堂、吃粗粮，过集体生活，每天都按作息时间表活动，到点起床，到点睡觉，到点上课，从小就被管束、被约束，而且一周只能回家和父母生活一天；家在外地的小孩子，每年只有在寒暑假期间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干部子弟非常习惯于有制度、有纪律、有规矩的集体生活，而这种生活非常接近连队的生活。

每天按作息时间起床、睡觉、出操、作业、训练，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一周有六天时间和老师、同学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一周六天吃食堂、吃粗粮，只有一天才能吃到父母做的饭菜。

我们在连队里，从来就没有因为想家而哭过鼻子。很多贫下中农子弟都因为不习惯于部队生活，半夜想家在被窝里哭鼻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连队里，军队干部子弟的爸爸妈妈都是双军人，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在部队里一般都是中层以上的干部，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红军时期、抗战初期参军的老红军、老八路和新四军，他们父母身边的战友，大多数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父母都觉得自己早就该战死沙场了，能活到现在，实属侥幸。父母们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战争的幸存者，早晚会战死沙场，因此，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为了接续父母的打仗而出生的，自己的孩子去当兵、上战场，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自己的孩子在什么艰苦的地方当兵，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部队里干一辈子。他们对部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生是部队的人，死是部队的鬼，死也要死在部队里、死在战场上。

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孩子们的思想。父母的言行更是孩子们的榜样。从最初的刻意模仿：戴军帽，穿军装，扎腰带，敬军礼，扛步枪，玩打仗，到最后，下意识的见义勇为、迎难而上，都是父母的荣辱观、是非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孩子的心灵里扎下的根。

在军队的干部子弟中，确实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在连队里脱离群众，鄙视工农子弟，生活搞特殊化，经常公开吃零食，讲穿戴，爱打扮，遇到困难就绕道跑，遇到艰苦的活动就躲起来，怕苦、怕累、怕脏、怕臭、怕死，是一群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是一群“什么都不想干，却什么好事都想得到”的“少爷兵”。但是，这样的干部子弟基本都复员回家了。

不能说，所有复员的干部子弟都是“纨绔子弟”、“少爷兵”，但是，干部子弟中的“纨绔子弟”、“少爷兵”，在连队里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脱离群众，不能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根本不受连队干部战士的欢迎。他们能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工作、训练、劳动，事事落在后面，而且是甘心落后，享受落后。这样的干部子弟，复员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也有一部分的军队干部子弟在连队里是非常努力，非常拼命的。他们是“事事不甘落后，样样走在前面，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甘心输给工农子弟”。

我们部队的几个军队干部子弟（不是地方干部子弟）在一起聊天时，大家相互传抄一些毛主席、中央首长和部队将帅们对干部子弟推心置腹的讲话，相互鼓励，相互鞭策。

“你们要克服娇骄二气，不怕苦，能吃苦，愿吃苦”，“你们不能搞特殊化，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做个普通一兵”，“你们要接好父辈的枪，当好革命接班人，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补上吃苦这一课”，几乎是我们所有抄录的每一篇讲话中都有的内容。

因此，我们对“干部子弟”的理解是：干部子弟到部队里来，不是来享受的，是来吃苦的，是来成长的，是来锻造的，是来继承父业的，是来扎根部队的，是来干一辈子的。

我们军队干部子弟普遍认为：

一、干部子弟要比工农子弟更能吃苦更能干。

干部子弟除了在农活上比较生疏之外，其他的任何劳动，都不甘心输给工农子弟：水泥不比你少扛，土方不比你少挖，行军不比你少走，负重不比你少背，训练不比你少累，打靶不比你少环。

二、干部子弟要比工农子弟更能拼命更勇敢。

军队干部子弟危险时刻敢冲锋、敢拼命、敢牺牲，崇尚父辈们“人在阵地在”的誓言，立志“誓死不当俘虏”，“顶着困难上，迎着危险冲”是干部子弟应尽的义务，坚信：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因此，透支体力，咬牙坚持最后一分钟，往往是干部子弟认为最英雄的事情。在对刺训练中，凶狠、勇猛，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

三、干部子弟要比工农子弟更爱学习更聪明。

干部子弟在连队里没有老乡，在别人扎堆与老乡聊天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拿着文化课本，夏天到营区外的大树下、山沟里，冬天在无人活动的储藏室、仓库里做习题，习题里面才是我们的乐趣天地。

干部子弟没有学不会的技术，没有听不懂的课程，没有不会排除的设备故障，在大多数的业务学习中很快就成为了教员，在军事训练中当了标兵，掌握军事业务技术一般都会超过工农子弟。在技术性比较强的单位，很多干部子弟都成为了技术上的“一把手”，成为了排除设备故障的技术权威。

干部子弟的聪明、爱学习，往往是工农子弟不得不佩服的事情。

1978年，部队院校招生开始实行文化考试，很多干部子弟爱学习的特长在这个时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轻松地就考入了军校。遗憾的是，军校里的专业不能自己选择，上级让你考什么专业，你就得考什么专业。上级让你学什么专业，你就得学什么专业。

四、干部子弟要比工农子弟更朴素更节俭。

军队干部子弟不讲吃喝，不爱穿戴，连队发什么穿什么，是连队里最朴素的人，手表戴得最晚，尼龙袜子穿得最迟，除了部队发的军服外，很少有自己买的穿戴。

干部子弟信奉的是“俭朴就是光荣”，没有“穿得差就比别人低一等”的感觉，十分鄙视“油头粉面”和“奇装异服”。

在我们的世界观里，最美的服装就是军装。那些“油头粉面”、“奇装异服”的打扮，是汉奸、流氓、坏蛋的标签。

在我当战士时，从来没有买过雪花膏、买过香皂。只用一块肥皂，洗脸洗脚洗衣服，刷鞋洗澡洗袜子。

五、干部子弟要比工农子弟遵守纪律更自觉。

军队的干部子弟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长大的，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24小时受管束，受约束，习惯于有纪律、有制度的生活环境，对部队的制度、纪律一点儿也不陌生，父辈们的“服从命令听指挥，钉在哨位不脱岗，遵守纪律有自觉，无人监督也一样”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违法、违纪的事情。“不谋不义之利，不取不义之财”，深知：花公款事事要记账，有账就能说得清，有账就能保清白。

在我们部队里，如果干部子弟做不到这五点，那就是给父母丢脸，就不配称为“干部子弟”，我们也看不起他。

我们部队的干部子弟有两个小圈子：一个圈子里的人优越感极强，好吃懒做，怕苦怕累爱臭美；另一个圈子里的人求知欲极强，勤劳俭朴，特能吃苦特能干。

在我们部队，地方干部子弟和在军营里长大的军队干部子弟在很多方面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在接人、待物、处事等方面，地方干部子弟趋利多，军队干部子弟趋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