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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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大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父母都在一所村小做教师。其实，他们都出身于邻乡的一个小镇。父亲生于小商之家，我的祖父是小镇药店“松花堂”的老板，他老人家牢记祖上“和气生财”的训导，为人处事谦和礼让，在小镇上有良好的声誉，药店的生意很是兴旺。父亲本该继承祖业，但赶上小镇解放，公私合营，药店渐渐姓了“公”。于是留下我大伯作为私方代表参加合营，父亲和我几个叔叔便自谋出路了。父亲开始在镇小任教，后来支援基层学校来到邻乡的村小。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他，在扬州师范学院函授部进修了中文专业，从而有了正式的教师身份。 父亲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尤其是“琴”和“书”。先说琴，大到钢琴手风琴脚踏风琴，小到凤凰琴口琴，进而延伸到竹笛、箫、二胡等乐器，他样样都会一些。我尤其喜欢同时也有点害怕在漆黑的夜晚听他吹箫，那年代读过一本名为《孤坟鬼影》的小说。听着凄婉悠长的箫声，脑海中不时出现惊恐凄惨的画面，我常常将自己吓得毛骨悚然。父亲的“琴”在文革中出过风头，他被抽调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鼎盛时期曾用脚踏风琴为整场样板戏伴奏。那时钢琴伴奏《红灯记》很有名，小地方没有钢琴，便用脚踏风琴替代。由于善吹拉弹唱，父亲除了任教语文，也教音乐。诸般乐器都不在话下的父亲在文艺方面有时也会碰到难题。记得一次排练节目，准备参加乡里的调演。关键时刻，G老师家里有急事请假，校长将所有排练的事都交给父亲。父亲不会舞蹈，但节目中有一个表演唱得设计舞蹈动作，那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VCD。父亲硬着头皮根据歌词设计并领做动作，那些动作别扭的，我在一旁看了都怪难为情的。几个参加排练的高年级女生背过脸去窃笑。幸好父亲急中生智，让一个跳得好的女同学根据他的要求做示范，其他同学跟着跳，这才使难题暂时得以解决。两天后，G老师回来了，父亲恢复了全职伴奏的身份，那时他如释重负的神态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父亲的“书”也有几分功夫。他是在药店长大的，那时的药店老板兼半个郎中，常常用毛笔开药方。本来得接班的父亲，在祖父的严格调教下，自小就熟知许多中药材的用途，同时练就一手潇洒的毛笔字。父亲“书”的才艺，得到了村小四邻乡亲们的一致好评。如果那时能点赞的话，估计都得点爆手机。记得每到年根岁底，处于寒假中的村小比平时还热闹。乡亲们带着自家蒸的米糕，自家做的面饼，到学校请先生写对联。父亲铺开裁好的红纸，一边润笔，一边急速思索，快捷自如地完成一副又一副春联。值得一提的是，他根据索取者的不同特点，每年总是构想出好几类不同的春联。有些村民家境确实贫寒，但也想过年时能有点喜气，于是带着一些腌渍的咸菜，红着脸来找父亲。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在客人临走时，让他带回咸菜，往往还借花献佛，送上一些其他乡亲带来的糕饼。我们每到年底，看着家中的这些平时吃不到的糕饼，暗暗高兴。但兄弟姊妹都知道，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可以留着过年吃之外，这些糕点只能让我们多看一会。因为母亲会收下张山的米糕，然后给他带回一些李四送来的面饼，收下李四的面饼，又让他带回一些王五送来的糯米面。这样到过年时，糕和饼便所剩无几了。父亲这一段时间中，则沉浸在他的构思、书写和自赏的循环中，无暇顾及其他。父亲的一手好字也享誉全乡，从乡镇政府到许多单位，每有重要活动常常借调他去做横幅、写标语。小镇上有一处据说是南宋时期留下的古迹，修复时需要在墙面写一段介绍性文字。领导特地请父亲书写。记得父亲准备了一大堆毛笔、大中小排笔、油漆刷等工具，用了好几天时间，完成了任务。以后每次与我们走到那里，父亲都会逗留一下，左看看，右瞧瞧，有时还会和我们说说哪些字写得不够好。上个世纪90年代电脑普及后，那段介绍性文字很快被改成多媒体排版格式了。不过，父亲一直都不知道这事。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祖上在小镇上也算有点家底。她的祖父在小镇周围置办了一些田产，在镇上又有一些房产。她的父亲即我外祖父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上世纪30年代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国文学系读书，是个喝了不少洋墨水的读书人。由于当时我的大舅与大姨已经出生，外祖父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据说当时政府曾动议，让他出任兴化或盐城的县长，但生性不喜为官的外祖父拒绝了这份差事，选择在小镇办私塾，同时兼顾家庭。解放前夕，外祖父于战乱中患病身亡，给妻子儿女留下的主要遗产就是破落地主的身份。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自幼聪明，记忆力也好。记得大舅不止一次与我说过，母亲是兄弟姐妹中最能读书的一个，如果不是家境变故，她本可以像外祖父和小舅父那样一直读到大学的。母亲特喜欢看书学习，古典文化的功底较深，文史知识的信息量也比较大。如今近90岁的她，尚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师表”、“岳阳楼记”等名篇。她之所以选择嫁给我爸，还跟着他去乡村小学工作，想来与识得我爸的才气有关。在村小任教时，母亲才30多岁，她善良温和，对学生和蔼可亲，与周围的邻居和睦相处，深受家长和周围乡亲的敬重。 母亲是民办性质的教师，尽管做着相同的工作，她的工资总是比父亲少一级。那时一级工资五、六元钱，可以用作一个成人一个月的伙食费。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抱怨过这件事。后来民办教师可以申请转为公办教师时，她已改行了。母亲改行的直接原因是患上慢性喉炎，但我总是觉得还与有一件事有关。那事在课堂上，母亲在全神贯注地讲课，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突然将头伏在课桌上打鼾。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母亲略略批评了一下就接着上课了，哪知不一会儿“噗”的一声孩子栽倒了。原来这个同学上课偷着将自来水笔的橡皮吸管咬在嘴里，不小心吸到嘴巴里了。母亲赶紧找来校长，将孩子送去乡医院，但由于橡皮水管吸进了气管，孩子后来还是落下残疾。母亲的忏悔、难受之情可想而知。接着是家长来学校吵闹，乡文教助理（那时乡镇管理教育的最高官员）亲自来学校处理事件。为了不出意外，校长不让直接任教的母亲与孩子家长见面，最终学校补偿了好几十元平息了此事。母亲并没有因此事受到处分，但我总觉得这事对她的影响很大，在痛悔自己未能及时发现孩子吞食橡皮吸管的同时，她可能对教师职业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有了新的评估。时间过得真快，我父亲已驾鹤西去20多年，老妈也已经是89岁的耄耋老人。只是每当说起当年的一些事，她还有仿佛就在昨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