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梦成真 文/张运涛

徒步上天

此文为出访美国后的随笔，近9000字，原发于2013年《广西文学》，后收录进本人散文集《一个人的县城》

美梦成真

我在一所高中做英语教师。课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发牢骚。“整天给学生空讲美国——美国人、美国风俗、美国节日……，我们自己对美国了解多少？”也有人幻想，“指不定哪天就派咱们去美国了！”大家都笑，“做你的美梦去吧！”

美梦用在这儿真是太贴切了。我们生活的小县城，别说去美国，就是去省城也得五个小时。

美梦成真的过程得追溯到2011年8月。一个网友告诉我鲁迅文学院在招学员，条件是英语必须得过四级。我在中国作家网上找到公告时，报名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大多数人不了解鲁迅文学院。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人都想去北京。学生想去北大、清华，官员想进中央党校，作家想去鲁迅文学院。莫言、铁凝、王安忆、毕飞宇……，国内知名点的作家几乎都去过那儿。作为一个正在文学路上拚博的人，我当然也想去。

还好，我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

这个班的全称是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英语班，目的是扩大中国作家的阅读视野，加强与国外作家的交流。刚进班时，我有些失望。一个二十多年不得不把英语当做谋生手段的人，刚刚从分析英语语法的枯燥工作中跳出来又要返回去，能不厌烦？好在同学中有很多当代活跃的作家，上课之余我们还可以不时地搞一些创作研讨，出去听听讲座。

因为晚上熬夜写作，几次上午的课我都缺席了。我在短信中跟鲁院老师解释，我一个小县城的文联职员，要不是来北京，恐怕一辈子也难见到一个外国人，您说我学英语有什么用？——我又不打算搞翻译。

像一个夸张的讽刺，学习结束不到半年我就接到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通知，拟让我和其它三名作家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我喜欢这样的讽刺，像天外飞鸿，多了一重惊喜的成分。

这个计划我听说过，是一个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和他丈夫保罗·安格尔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创办的。自1967年以来，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到爱荷华，在安静的环境里写作、讨论、旅行……作家们带着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相聚在一起，越过种族、地理边界，可以真正自由地进行思想、艺术交流。中国作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受益过该计划的还有丁玲、王蒙、萧乾、艾青、张贤亮、吴祖光、余华、苏童、毕飞宇、李锐、蒋韵、迟子建、唐颖、陈丹燕……你说，如果后面再缀上你的名字，你不惊喜？惊喜之外，还有激励，还有荣耀。

对于基层来说，公费去美国好像只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才有此等待遇。我没有任何级别，连党员都不是，这给我办手续增添了很多难度。缺少先例，市外办反复向上级咨询、请示。要不是此次文化交流的费用由美国爱荷华大学负担，我想，我是拿不到因公护照的。

2012年10月23日，天还没亮，我就匆忙朝驻马店赶。车到中途，我才发现脚上还不合时宜地套着凉拖鞋。火车是早晨6点多的，来不及回去换了，只有等到北京下车后再买双皮鞋换上。到了北京，听说中国作协的相关领导正等着给我们饯行，我不敢耽搁，马不停蹄地朝目的地赶，计划到晚饭后或第二天上午再买鞋。脚上的凉拖是蓝色的，特别晃眼，一进酒店大家都笑了。中国作协的领导说，这可是咱们此次活动的第一个花絮。

第二天下午，直飞芝加哥的美联航飞机按时起飞。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钓鱼岛争端没有激化中美关系，朋友的饯行酒没有击溃我的胃，航班也没有因天气或其它原因推迟。同行的作家提醒说，这可是13个小时漫长的飞行，可以趁机休息休息，别到时候没精打采的。我不担心这个，对这个传说中国家的期待让我有足够的精神。

好想你们
北京到芝加哥，时差正好也是13个小时。飞机着陆与北京起飞的当地时间一致，都是下午4：10。
出了机场，天近黄昏。街灯次第打开，与汽车尾灯交相辉映，我们仿佛又飞向了繁星闪烁的夜空。汽车车窗犹如相机的长镜头，缓缓将芝加哥的街景拉近。也许是困在飞机中太久，总感觉窗外的天格外蓝，云格外淡。原先还远得没有轮廓的美国像是突然被推到近前，曾经的阅读体验和眼前实实在在的景致矛盾地碰撞后，渐渐重合。
吃罢晚饭已近9点。这是我曾经经历的最长的一天，37个小时。反正在美国的时间还长着，代表团的作家们“早早”回到各自的房间——大家都想强迫自己早点休息。我正要上床，接到国内第一个电话——此时正是国内早上8点多——让我参加下周二举行的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仪式。这两年，好事接连不断，先是被录取到鲁院学习，接着又荣获2011年度广西文学年度散文奖，加入中国作协，受邀来美国进行文化交流，马上又要成为签约作家……我相信，任何一个在这条路上跋涉的人，有此一连串的殊荣都会像服了兴奋剂，更何况我又身居偏远小县城，没见过大世界，失眠顺理成章。
凌晨三点醒来，把房间里有字的书都看了个遍——当然全是英文。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出去散步。我们住的凯悦宾馆就在密歇根湖旁边。密歇根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芝加哥也因此有了风城的别称。深秋的晨风有点寒凉，阳光洒在人身上，显得格外密集。迎面遇到一对年轻夫妇推着婴儿车，见我在拍照，太太轻声向我道了声早安。芝加哥人的友善扑面而来。在陌生的环境里，我哪曾有过这样的礼遇？一时竟有些无措，错过了向他们回礼的时机。后来再遇到司机老远停下车示意我先行时，我从容多了，礼貌地挥手致谢。当地的书评人丹尼·博斯特尔这样说到芝加哥：“在加州，人们想拥抱你；在芝加哥，人们想跟你谈话。”
按照日程安排，上午我们乘“第一夫人”号游轮开启芝加哥的建筑之旅。芝加哥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享有盛名，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就诞生于此。芝加哥河也很独特。美洲的河流都是流向五大湖，唯独芝加哥河倒流，从密歇根湖流出，贯穿芝加哥市。河两岸40层以上的楼厦大约有五十座，十层八层的到处都是，摩肩擦背，你勾我连，把芝加哥塞得满满的。这个城市就像建筑艺术博览会，路易斯·沙利文、伯纳姆、鲁特、赖特和密斯·范·德·罗等建筑大师的作品生动地串起一部现代建筑史。
你可能想象不到，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1871年以前还不到30万人。那一年的八月，奥利里太太家的一头牛踢翻了地上的一盏煤油灯，燃起的烈火几乎烧毁了整个芝加哥。之后，这里便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栋采用钢构架的摩天大楼，以此开始了芝加哥不断创新的城市建筑在世界范围的声誉。
说到摩天大楼，首先要说的应该是西尔斯大厦。大厦座落在市中心偏西，顶上两根巨型天线直刺青天，深褐色的铝质外壁和青铜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璀璨发光。楼高443米，地上110层，地下还有3层，加上两根天线塔则高达520米。在空中形成高低错落伸缩形节奏，类似中国民族乐器中的“芦笙”形象，不但造型变化丰富，而且带来了稳如泰山的效果。1974年建成后，西尔斯大厦成为世界最高建筑。这项纪录保持了20多年，直到1996年才被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幢新楼打破。岁月荏苒，由于西尔斯百货公司对大厦的命名权于2003年到期，伦敦的威利斯保险经纪公司租用了此大厦部分楼层，西尔斯大厦于2009年7月更名为威利斯大厦。
重建芝加哥的过程，使这个城市的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不到30年时间，芝加哥市人口已超过100万。这期间，芝加哥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进行的游行罢工及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不仅为全球工人赢得了国际“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的创立，还为现代工业管理提供了借鉴。
下午三点参观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进了博物馆，我们几个竟然不约而同地直奔二楼。二楼展厅正在出展西方绘画，一楼是美国文物，美国区区几百年的历史，中国随便找一个省的博物馆都比美国文物历史悠久。二楼展品让我们目不暇接，毕加索、莫奈、凡高、高更……都是大师级作品。西方绘画侧重于人体，描绘对象多为画家身边的凡夫俗子。这跟中国古代绘画不同，中国画更侧重于山水，可能是言有所忌，寄情山水。偶有人物，也多为宫廷贵人。诗人阿毛说她喜欢那些画框，我细看，怪不得，画框古朴精致，与画相得益彰，很有历史感。
七点一刻，我们终于见到美国诗人多拉。多拉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七月份在上海时，我教过她汉语，好吃，好看，好玩，好……多拉与我们一一拥抱，并用汉语说，好想你们。我们都笑了。多拉说，从上海回来后她专门请了汉语老师，每周辅导她两次。她深感汉语语言的丰富，比如量词一头牛，一条狗，一个人……
晚饭在一家蓝调音乐酒吧，爱荷华大学提供的公务餐。美国的公务餐不包含酒水，但是多拉还是按中国的待客标准为我们另外点了红酒，她自己付账。奇怪的是，她给我们的杯子倒上酒之后漏掉了与她同来的两个同事。我欲提醒她，代表团的另一位作家用汉语阻止了我。她请的是我们，不是她的同事。这是美国人的行事风格。我无语。要是在中国，这是多么尴尬的事啊。
早晨在宾馆房间的小册子上我已经了解到，芝加哥是蓝调音乐的发源地，这里集中了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城市都多的蓝调音乐人。如果说蓝调是根的话，那么其它音乐则是它结出的果实。
“巴迪传奇”是芝加哥市最有名气的一家蓝调音乐酒吧。酒吧用乐器做装饰，既突出艺术主题又简洁潮流，就连通往卫生间的过道都挂满了著名歌手来这儿演出的剧照。除了巴迪本人之外，来这儿演出过的明星还有埃尔顿等。
很不巧，巴迪只有每年元月在这儿驻唱。不过，那天演出的歌手罗勃·布雷恩也很厉害，曾在第二十七届国际布鲁斯音乐节上获得最佳吉它手称号。罗勃自弹自唱，他明显擅长这种现场表演，演唱从容平和，像是融入了伴奏的乐器中。手中的吉它恰到好处地只在布鲁斯特有的颤音和转折时才突然提升一下音色，颇有醒神的感觉。但他一点也没有炫技的嫌疑，随着他的手指轻挑，我们的忧郁也升起降落。声音触手可及，音乐像仙境。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布鲁斯音乐带给人的精神抚慰。而这一切，都是源于现场感。唱到第三首歌时，罗勃的琴弦断了一根。
趁换弦的工夫，我环顾四周。酒吧内早已经座无虚席，能站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是啊，在这个R&B越来越泛滥、却越来越没R&B味道的年代，还是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喜欢追根溯源地听这种最原始、最纯净的原声布鲁斯音乐，并在那些孤独的歌声中洗净乐声中最后一粒杂质。
演出结束，晚餐也结束了，我们向多拉致谢。多拉没顾上回答我们，自顾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适合这个语境的三个汉字：别客气。 我不想去掉面具……
跟繁华的芝加哥相比，爱荷华更像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小镇。这里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川流不息的车流。不过，有爱荷华大学就足以支撑这个城市了。
爱荷华到处都散发着浓重的文学气息。草原之灯书店很小，跟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差不多，在我们住的酒店后面。但这家书店在美国却非常出名，美国连任总统奥巴马来爱荷华竞选期间专程到草原之灯书店购书。我们朗诵会的会场就设在书店的书柜之间，前面摆着朗诵台，对面排着几十个座位。我有些不以为然，如此规格的活动，参加的人却这么少。阿毛却说，在这儿朗诵气氛多好啊，书香四溢。多拉也解释说，在美国，作家们以能来草原之灯书店朗诵为荣。朗诵会后，书店会把录音带挂到网上，全世界都能听得到。
给阿毛做朗诵翻译的是一位美国人，罗玛莉。我有些好奇，爱荷华那么多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偏要找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晚餐时，我赞叹罗玛莉的中文讲得好。罗玛莉骄傲地说，她小时候说得更好！当时家里的保姆是中国人，她和妹妹出生后自然就说中国话。她妹妹更好笑，因为不会讲英语，一度无法入学。
我偷偷地问身边的中国留学生，美国人如此重视这个朗诵会，为什么现场听众这么少？他解释说，在国内，朗诵会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来很多充数的人。但美国人不要面子，来的都是真正喜欢文学的人。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并不喜欢文学，但他们特别尊重文学。
留学生的话我们深有体会。去北京面签的时候，我们按大使馆网站上的要求，随身带了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工资单、存款单、毕业证、结婚证……可工作人员一听说我们是作家，只看了看我们的书，问我们是写小说还是诗歌就OK了。
农场主也是一个例证。他住在爱荷华市郊，每年感恩节都要邀请爱荷华文化界的名流去他的农场会餐。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美国人对文化工作者的一种感恩。今年因为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要提前回国，这顿会餐也随之提前。
农场很大，农场主的家却不大，就一座小楼，旁边还有座偏房，像中国农村的厨房。小楼前摆了几桌点心。阿毛笑言，这样的饭局她也能请。
我们坐上农场主的拖拉机，绕着农场转了一圈。房子的四周都是草地，正对面是一棵老树，枝繁叶茂，留下大片的树荫。外围都是玉米地，一往无际。拖拉机回到起点，我和几位外国作家在草地的排球场上又打了会儿排球。
真正的午餐在偏房。主人一按电钮，墙壁打开，豁然开朗，偏房的西墙收起来不见了，里面成了餐厅。大家选好食物，近百人面对面用餐。这场面，想起来都壮观。主人还特意弄了个无线麦克，让大家做自我介绍。这是我们在美国第一次见到米饭，中国作家比其它人更兴奋，顾自大快朵颐。碗一丢，才发现人家好像才刚刚开始。美国人用餐讲究的不只是食物，他们更看重的是气氛，是交流。这与中国有点不同，中国人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准备上。
国际写作计划的总监克里斯托夫见我们要溜，赶紧把话筒递给我们，向大家介绍，这几位是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可不能怠慢。
10月29 日下午5点，两岸三地的华文作家如约汇集到聂华苓女士的别墅。聂华苓女士的家座落在城外的半山腰上，对面就是爱荷华河。别墅的名称沿袭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格，取名安寓——安是聂华苓女士的丈夫保罗·安格尔的昵称。
许是听到了车响，80多岁的聂华苓女士正精神矍铄地候在门口。屋里还有比我们早到的《三生三世聂华苓》的电影导演陈安琪、监制李美美、上海作家唐颖——她也曾受邀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此刻正好在爱荷华探亲。
一楼是聂华苓女士的工作室，客厅、卧室、餐厅都在二楼。楼梯一侧的墙上挂满了中国的戏剧脸谱，还没上楼就让你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文化味儿。
大家围坐在餐厅里，落地窗外就是草木横生的山野。聂华苓女士说，运气好的话，从这儿可以看到野鹿。陈安琪导演接过话，我昨天就有看到，三只小鹿在房子后面游荡。
上了两盘点心，黑乎乎的。我不喜欢西式点心，只喝茶。中国作协外联部的吴欣蔚坐在我旁边，她像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一样偷偷跟我说，聂老师特别会选点心，不信，你尝尝。我硬着头皮切了一块，果然好吃，脆，且香。可惜我下手晚了，很快被其它作家瓜分完。我用英语向主人表达谢意，聂华苓女士把头扭到一边，孩子般地大声拒绝，讲汉语！大家都笑。
作家们在一起，免不了谈文学。说到文学市场的低迷，大家深有感触。香港作家陈智德、台湾作家林俊颖很羡慕大陆作家，港台地区，一本文学书能卖几百本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大陆作家一直抱怨文学市场不景气，如今跟港台一比，太幸运了。读者多，发表的阵地也多。
外面天色暗了，聂华苓女士要给比萨店打电话叫外卖。看看表，我们已经比原计划拖延了四十分钟，大家赶忙起身告辞。我们不敢太打扰年迈的聂华苓女士，怕她身体受不了。
送我们出门的时候，聂华苓女士跟吴欣蔚说，我们国际写作计划最近收到一笔50万美金的匿名捐款，请中国作协只管派作家来。大家都很惊讶，这么一大笔捐款竟然不留姓名。
爱荷华有一条街道，路上隔不多远就嵌着一块铁板，上面刻着与这个城市有关的作家的名字。第一块铁板上刻着爱荷华本土作家莫勒•梅乐：“小时候我住在爱荷华市马歇尔镇，跟现在一样我不喜欢圣诞节，但我喜欢万圣节，我就是不想去掉脸上的面具……”作家是城市的骄傲，相互成就，城市给作家提供营养，作家给城市延续文脉。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莫言的山东高密，也很难想象没有保罗•安格尔、聂华苓的。
我们到达爱荷华正逢万圣节，喜来登酒店后面到处都是身着异装的年轻人，有的脸上画着怪异的彩妆，有的干脆罩着妖邪的面具。那时候离十月三十一日还有好几天，年轻人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庆祝。来自世界各国的30位作家们也入乡随俗，晚上搞了个万圣节派对，算是迎接我们。可惜当天我们长途奔波，下午紧接着又有一场朗诵会，再加上时差还没倒过来，大家都很疲劳，早早回酒店休息了。
按行程安排，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世界各地作家有一个下午的时间用来交流对芝加哥和爱荷华的感受。大家聊着聊着就把话题转到了鬼神上。科威特作家说，小时候不听话，大人经常拿鬼神来威吓他们。我说，在我们中国，鬼是逝者的灵魂。当你要做坏事时，其它人往往会警告你，当心，天上的谁谁正看着你哩。我们更愿意相信这种灵魂的存在，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信鬼神并不是坏事。阿毛补充说，在乡下时我们不敢走夜路，怕鬼。现在我们长大进城了，鬼是不怕了，怕的是人。
一直陪我们的阿什莉小姐笑了，你们不愧是作家，从芝加哥到鬼，想象漫无边际啊。 美国童话
阿马纳在爱荷华的郊区，全称是阿马纳殖民地，19世纪中叶从德国迁移到爱荷华。阿马纳殖民地有自己的教会，居民通过合作与共享，希望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公共生活方式。说白了，就像是共产主义社会，住房按需分配，吃饭有大食堂。
那里没有鲜花，只有草地。阿马纳拒绝任何形式的装饰，就像他们的生活，力求简单舒适。当然，这种理想的社会过于超前，共同的生活方式终将成为羁绊个人价值实现的障碍。72岁的当地导游汤姆介绍说，有一年社区里八个女孩子外出串门回来，扎在后面的头发剪短了。教会把她们关了起来，但她们始终不愿再蓄起长发。最后教会不得不妥协，让整个阿马纳的妇女都剪了头发，以期跟那八个女孩子一致。阿马纳殖民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瓦解的。
阿马纳殖民地其实是西方人好奇地撩开窗纱向共产主义探头瞭望的一个例证。1965年，那里成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去参观。但是，那里没有国内景点兜售纪念品的生拉硬拽，营业员大多向游客致意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游览结束，汤姆问，怎么样，我们的社会主义跟你们的相比？
你这也叫社会主义？我说，连形式都差得太远。
汤姆自豪地说，我们才是最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
汤姆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中国，对社会主义，认识很狭隘。受英语水平的局限，我无法跟他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文学领域也一样，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阅读远远超过西方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相反，我们向外推介的作品却非常少。西方作家或者读者感兴趣的是中国或中国作家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中国文学。
到爱荷华的第二天，我们去密西西比河巡游。这条北美最长的河流横亘在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之间，成为两州天然的分界线。密西西比河河面平静，河水充沛，清澈碧绿，一点也不像我所熟悉的淮河。这也是我见过的最宽阔的河面，真正的大河风范。河上的风并不大，吹到身上明显有了秋末的寒气。
作家马克•吐温当年迫于生计曾无数次在这条河上往返。150年以后，我们以游客的身份故地重游，当然很难体会水手马克•吐温的心情。河两岸不时出现一些小村落，也或者是小镇。都不上规模，少，也小。那些房屋更像人，长得都不太一样。像童话里的房子！阿毛不愧为诗人。
美国人的房子就像美国人吃饭时点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各点各的。中国人怕麻烦，往往一人点过之后大家都“随”上去。所以中国的城市不经看，同样的外表，同样的室内设计，甚至同样的装修。大同小异，千篇一律。
在船上驻唱的是一对夫妻，他们在同一所学校教书35年，刚刚退休。丈夫一边弹着吉它一边演唱，妻子唱合声，很有中国式夫唱妇随的味道。我喜欢他们的音乐，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风格，不激烈，但意味深长。因为相对轻松，妻子不时地用眼神和笑容向游客致意。休息时我去和他们攀谈，得知夫妻俩因为音乐才走到了一起，并一起合唱了39年——比他们的婚龄还长3年。
从船上下来，阿什莉小姐带我们去一个小镇，马斯卡廷。那是一个以出产密西西比珍珠以及蚌壳纽扣而闻名的“珍珠之城”，阿什莉小姐神秘地告诉我们，带我们来这儿是想让我们认识一位爱荷华甚至美国历史都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他没有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但他代表了爱荷华的一种精神。我心想，他这么伟大，美国又这么完善，怎么美国教科书把他漏掉了？
他叫亚历山大•克拉克，阿什莉小姐说。你们不知道，两百年前黑人奴隶就像白人的一件家俱，他们可以随意处置黑人。经过亚历山大•克拉克的斗争，马斯卡廷这个小镇上的黑人居民与白人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比美国其它州整整早了86年。
亚历山大•克拉克的故居还在，被一个叫肯特的人买去保护了起来。这座房子是1878年亚历山大•克拉克自己建成的，如今已被美国政府命名为“国家历史名胜”，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对象。阿什莉小姐正在介绍，肯特从房子里面出来了。听说我们是中国作家，他很高兴，转回去给我们取了几份有关亚历山大•克拉克的报导。我们得寸进尺，请阿什莉小姐转告，我们想进去参观。阿什莉小姐说，恐怕不行。这房子如今是肯特的私宅，对方不邀请我们不能进去。
我们回到国内后，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当选总书记。搜索新闻才发现，当年二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曾经访问过马斯卡廷。 你们中国有动物园吗？
10月31日下午的活动早早结束了，听说阿什莉小姐还要去上课，我很意外。我一直以为她只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作家，没想到她的真正身份是教师。我按捺不住对美国教育的好奇，当即表示想跟着她去听听美国老师是怎么授课的。
当时已经下午两点多，阿什莉小姐还没吃午饭，她去买盒饭，让我们自己先去教室。我们刚在教室坐下，阿什莉小姐，不，阿什莉老师也端着饭盒进来了。她把饭盒放好，准备上课。我问，不饿？阿什莉老师说，见到我的学生我就不饿了。
本来才三两个学生，到了上课的钟点教室里一下子坐满了。说满，其实也就十三名学生。在我们国内，一个教授带的研究生恐怕也不止这个数吧？
美国学生都很守时，这也是美国人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有次爱荷华一家报纸约定五点钟采访我们，我们提前在楼下的咖啡区等候。正怀疑记者要迟到呢，五点的钟声响了，记者飘然而至。
环形课桌上丢了两盒点心，几个学生喀嚓喀嚓地嚼起来。奇怪的是，老师像是没看见。我还记得阿什莉老师上课之前严肃地提醒我们，听课可以，绝不能有任何声响——拍照、交谈、接电话都不允许。
学生们真的是自由发言。有说课文如何好的，有说课文哪方面不足的，也有提建议的……我回忆我的课堂，学生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不举手发言，不准顶撞老师……我们的课堂就像一个生产车间，犹如模具，出厂产品千人同心。而美国课堂，无论对错，老师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整节课，其中的两名中国留学生一直没发言，直到阿什莉老师点到其中一人。十一名美国学生完全视我们如空气，甚至没有好奇地偷瞄一眼我们几个“中国作家”。不难想象，这些尚在“制造”中的美国知识分子成品以后会是多么自信，多么个性十足。
我们听的第二节课是早就安排好的，多拉是这节课的老师。诗人多拉原本是爱荷华大学教创意写作的教师，她邀请我们去的课堂却是一节小学生的课外辅导课。原来，多拉还是志愿者，她办这个班是专门为一些父母离婚的孩子做校外辅导。这让我们很惊讶，多拉这样的作家还有时间做志愿者？
教室里还有很多年轻人，显然不是多拉的学生。多拉说，他们也是志愿者。
多拉给孩子们介绍，这几位都是中国的作家。你们不是很想了解中国吗？这可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我对面的孩子迫不及待地问，你们中国有动物园吗？教室里的人都笑了。这样的问题从一个孩子嘴里发出，童趣顿生。
回程的航班上，中国作协外联部的吴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类似的笑话。2010年，美国作家代表团来中国交流，有一个作家竟然背了台笨重的老式打字机过来，说是听别人说中国不能上网，只好带着打字机写作。
我们这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一个亮点是一个罗姓乘务员，美籍华人。罗很有趣，派发入关表格时说，资本主义的填，社会主义的不填。坐久了，我去后舱活动活动筋骨，罗正和几个乘客闲聊。看得出来，罗是一个很能说的人。中国多好啊，你们还不知足？你们男士６０、女士５５就退休了，而我们则得干到67岁，空奶们也得65，多辛苦！
大家都笑，空姐空嫂倒是经常耳闻，空奶还是第一次听说。她们听了不生气？
你们不告诉她们，她们就不生气。罗笑，美国美女太少，没办法，只好用空奶。其实美国挺落后的，他们连发票都没有。罗顺手塞给我一小瓶供应给头等舱的红酒。资本家太抠门，饭不让哥们吃好，酒咱可得喝好。
我听出了罗的讽刺，也笑。美国这么落后你还来美国？干脆回中国算了。
回不去喽！罗笑着，推起手推车朝前舱走。户口没了，档案也没了，回哪儿？
张运涛，河南正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签约作家，中原八金刚之一。出版小说集《温暖的棉花》《我们生活的年代》《斑马，斑马》，散文集《一个人的县城》《四十七个深圳》。曾获《广西文学》2011年度散文奖，第二十届梁斌小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林语堂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