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解放临汾的那些日子里，——纪念临汾解放七十四周年

一剪梅

　　临汾市安泽县（包括今天的古县）坐落于太岳山西南，东接长治，北邻沁源，南与浮山、临汾、洪洞接壤，西接霍州和同蒲铁路，战略位置重要，是太岳革命老区之一。

我的家就坐落在安泽县太岳主峰老爷顶东麓的热留村。

1936年红军东征，红军一部来到了我村，从此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9.年，我们家族中出现了第一个秘密共产党员张连昌，他与我同辈，年龄却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他也是我们村最早的秘密党员。他发展了我的堂伯、我的父亲，还有几名外族的朋友加入了秘密共产党。从此，我们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1942年秋，张连昌大哥在押送军粮送往安泽唐城八路军驻地的半路上，突然发病去世，时年仅28岁，他的孩子还未出生就成为遗孤，这个孩子叫张洪旗。（原古县政府后勤工作）

抗战期间，我堂伯张文锦担任农委会主席，我父亲担任武委会主任，他们带领民兵配合八路军三十八团，二十五团与日寇周旋。

1947年，解放战争在晋南拉开了战幕，几万人的安泽县下达了征兵一万的任务，我父亲带头报名，动员了民兵近百十人集体参加了解放军，被编制在太岳军区41团3营7连，担任副排长，连长叫邓天顺，营长叫曹书寅，最近，曹伯伯的儿子曹晋京大哥从网上看到我的美篇，主动联系到我，父辈的缘分延续到了我们身上。

被我父亲带走的民兵中，包括我父亲的堂弟张文贤。（他后来战死在临汾战场，烈士）还有我父亲的外甥赵正忠（他在临汾战役中负伤退伍）

一九四七年十月，新征的解放军兵员要集中开拔，我母亲怀着我哥哥，挺着个大肚子，步行十几里路，把我父亲送到下冶村，那里是兵员集中出发的地方。集中了来之于热留、凌云、辛佛、古阳、金堆、安吉、白素、古阳、多沟、下冶、槐树、新庄、城关等地几百号新兵员。我父亲是热留村包括今天的南山庄、杏家庄等兵员的领队。新兵员集中点名的时候，我父亲发现原先报名参军的不少人，都没有按时来，他知道，这是不来了。人数不够，我父亲很着急，他一边清点人数，一边嘴里骂那些已经报了名参军、又临到出发时反悔的那些个“怕死鬼”。

队伍集中起来向下冶村东山猪头湾沟走去，我母亲站在送行的人群中，希望父亲能回头多看她几眼，可是，父亲每次回头，并没有看她，而是在搜寻人群中，看后面有没有跟上来的人，嘴里依然骂骂咧咧的。

母亲望着父亲的身影随着队伍消失在东山的山沟里，才与乡亲们返回家里，静等父亲的消息，因为她早就听父亲说，部队要去打临汾、打太原，解放山西、解放全中国。

父亲这一走，能回来回不来？爷爷奶奶母亲都十分清楚，十有九是回不来了。可是谁也拦不住，从安泽县号召青年报名参加解放战争那一天起，他就在村里第一个带头报了名。其实，我爷爷奶奶早就与我父亲有约——

一九三七年冬，十九岁的父亲与堂兄跳着箩筐去城关卖炭，就把箩筐交给堂兄，跟着八路军招兵的人走了。这一消失就是五年。我爷爷以为他早就战死了。一九四一年，八路军路过安泽，父亲请假回来探亲，我爷爷奶奶才见到活着的儿子，我爷爷一时下了狠心，就把我父亲控制起来，白天不离左右，晚上用一根绳索，一头拴住我父亲的手腕，一头拴在我爷爷的手腕上，紧挨着我爷爷躺下，防止他半夜偷跑。最后父子俩达成协议：结婚生个孩子，留个后，以后，我父亲想去那里爷爷都不拦。

爷爷奶奶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在家里是圈不住的，家里人也管不住他，兴许八路军才能管得住他，那就由它去吧。

我哥生于一九四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阳历1948年3月9日），他出生时，我父亲正在解放临汾的前线。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解放临汾的战役正式打响。我母亲心烦意乱，揪心前线的父亲，就给我哥起乳名叫：散心，意为替母亲散散心。十年后，我出生三个月，父亲去世，母亲给我起乳名叫：暖心，意为温暖母亲孤独的心，这是后话。

解放临汾的炮声，我们村都可以听到，在村周围山上干活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村委会动员家家户户拆门板、窗户，集中起来运到临汾前线当担架，架战壕，我母亲依然把房子的两扇门板和二楼顶的门板都捐了出去，让我姥爷临时做了两副简要的门板挡风。

村里的成年人都去临汾前线送粮、抬担架，妇女们则昼夜加班做军鞋、做干粮等。母亲正在月子里，出了月子，也积极参加到了制作军鞋的队伍里，帮助妇联会收集、整理送往前线的食物和军鞋等

从临汾前线不时有牺牲的战士被抬回了村里我堂叔张文贤牺牲了，被抬回来了，与我父亲一起带头参军，村武委会副主任李生信，也被抬回来了，他在临汾前线负伤，抬到阳城战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我父亲的外甥一条腿被打断，也回来了。

军人的家属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等着、盼着战役尽快结束，不放心的家属就去临近的村落打听前线的消息。母亲则带着嗷嗷待哺的哥哥，心慌意乱地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临汾战役整整打了七十二天，到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临汾战役全部结束。听邻村的军人家属探亲回来说，我父亲负伤了，住在阳城战地医院。母亲不顾一切把孩子扔给姥姥，就同探望伤员的村人步行百里，赶到阳城，找见战地医院，探望受伤的父亲。

见面后，母亲告诉父亲生了个儿子，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连伤痛都忘了，说伤势不重，就是腿上挨了一枪，骨头没打断，治疗几天就好了。并说：“这点伤算什么？许多战士不但命没了，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

我母亲知道，被我父亲带走的堂弟张文贤，就牺牲在临汾战场，他的头被迫击炮弹削去一半，认不出人来，还是我父亲知道他口袋里有入伍时，父亲给他的一块银元，就凭这个，辨认出了他的身份，被救出战场，抬回来掩埋了。我母亲因为在月子里，族人没有告知我母亲，但我母亲后来也知道了。

野战医院负伤的战士大部分都是太岳地区的战士，前去探望的家属逐渐增多，医院开饭时，吃饭的家属比病人还多，医院就动员伤员，让家属尽快离开医院。我父亲就催我母亲，让我母亲走，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负伤的父亲，再次见面就是十年以后了。

父亲所在的41团，参加了攻占临汾城东北角的三号、四号地堡的任务，我父亲在档案中专门叙述：“我带领一个排（缺排长）攻占了103高地，并坚守三天三夜，受到首长表扬。”

在回忆临汾战役的文章中，我找到了临汾城东北角的105高地，但没有找到103高地，我找到我父亲的老战友，时年九十一岁的赵正贤叔叔，他告诉我，所谓103高地，就是围绕城墙外，有一条小铁路，铁路上有废弃的火车厢，敌人就把这些火车厢做成地堡，负隅顽抗。他同时告诉我堂叔张文贤是被敌人迫击炮弹炸死的。

父亲在临汾战役负伤，在阳城战地医院疗伤后，即奔赴晋中，参加了灵石战役，董村阻击战，太原淖马守卫战和太原城解放战役等。

临汾战役，歼灭敌人不到三万，我军伤亡一万三千多人，占到总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我军参战人员共计五万三千人。我们家牺牲了一位，我们村牺牲了大约十几位。

临汾战役是徐向前元帅创建的城市攻坚战的典范，为我军攻占大城市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临汾战役中，建立功勋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23旅，被任命为“临汾旅”，从而成为我军保留至今的王牌部队。

听到临汾解放的消息，村人都很高兴，可是家人并不安心，毕竟，那是战场，说不准哪会，死神也会降临到父亲身上。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家属反而沉静了很多，悲伤之后，一次性地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与母亲一样，那些仍然在前线战斗的军人的家属，每天祈祷着亲人安全归来——

战争，终究会有牺牲，他们为了新中国，为了解放劳动人民，付出代价是值得的，是我们永远牢记在心的——

　　这是我父亲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