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厂往事（六）：府里庄“矿山烧”

苍鹭捕鱼

　　矿山厂，全称贵阳矿山机器厂，位于贵阳南郊的中曹司，是一家生产工程挖掘机的大型企业。 父亲在矿山厂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家曾在那里住过，当年有许多趣事。

府里庄是矿山厂厂区里的一个布衣族村寨，村寨四周围着厂房和职工家属区。府里庄至今犹在，村民擅长烤包谷酒。

　　我家喝酒有传统，几辈人都爱这口。

七十年代住甘荫塘柴油机厂时，那是个喝酒的窝子，来喝酒的以父亲矿山厂的朋友为主。他们每次来，一大浪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停放成一排，很是壮观。

二叔在公交公司工作，由于单身，逢年过节常约一帮驾驶员朋友来我家，提些糕点和水果，美其名曰来探望大哥，主要是想喝酒。他们是开公交车来的，阵势吓人。记得有次竟开来一辆前后两节的公交车，在我家旁边的坝坝上调头调半天。那年代，开公交车受人羡慕，是有地位的好职业，能开出来玩不是一般的拽，很有面子。

除了这两拨人，我家喝酒还有个第三方，成员有三叔、姑爹和小姨爹等。三叔和小姨爹身材瘦小，酒量一般，喝酒时常耍滑头，但他俩是吃大肥肉的杀手，饭量尤其惊人，属贵阳话说的“干筋筋，瘦壳壳，一顿要整几大钵”。姑爹在市轻工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酒曲发酵，说起酒故事来一套一套的，由于酒量惊人，是我家酒桌上对外的台柱。

如果父亲的朋友和二叔的朋友碰到一起，那绝对是火星撞地球，这台酒就热闹好看了。

父亲矿山厂这边，有酒仙级四大金刚。大金刚宋叔叔在木模车间工作，木工活手艺精湛，除此以外，宋叔小号吹得好，他和父亲原来都在厂里钢花艺术团，那是文革前贵阳最著名的厂矿文艺团体。其次是王大爷和王二爷兄弟双雄，在矿山厂喝酒名扬酒桌，但有回他们和父亲去花溪螃海井喝酒，回来时骑自行车，王大爷跌进了路边烂田里，嘴肿得像猪八戒，辱了名声。四金刚张伯伯，五十年代的老中专生，他家住在中曹司煤巴场旁边，我小时候常去他家玩，现在煤巴场那片已开发成腾龙湾美食广场。张伯伯是黔南平塘县人，说话和划拳时，家乡口音极重，而张伯伯夫人徐阿姨是上海人，一口吴侬软语，两口子在一起说话很有趣。

两帮朋友一起喝酒，一般是如下套路：先喝三杯门面杯，说些江湖酒话，菜还没有吃上几口，就吆喝起分边边划拳。那时不兴干喝闷酒，非要动动手指才舒服。我们小孩扒完两碗饭，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等待好戏开场，不时可得到叔伯们赏的油炸虾片和花生米。

说到划拳，我认为全中国最好听的是贵阳拳，或者延伸一下是贵州拳。首先很讲仪式感，两人上来一伸手指，开口第一句必然是“两弟兄会得好”，这是相互致意，有些袍哥人家的味道。其次是喊拳精句，比如：是（四）不是自家看、牛（六）拉你不走、骑（七）马下贵阳、八匹马儿跑、九九艳阳天等。灵活的手指上下翻舞，像两个武林高手打斗。最关键是韵律和节奏，起手字一定要又昂（此处读阴平声）又脆，稍许停顿，拖出后面的语句。再配上豪放的钢嗓，拳声在屋子上空久久回荡。

可惜现在喝酒过于文雅，很难再听到划拳的韵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诳语），有失传的可能。

我深信，李白《将进酒》里描写喝酒狂态的诗句，绝非虚言。

　　喝完酒一般已是夜深，大家勾肩搭背，相互搀扶出来。不胜酒力的悄悄溜一边呕吐，有些可能已吐过几回。

最难是告别，哥啊弟啊喊声一片，声音洪亮，响彻家属区的夜空。有惺惺相惜和真心佩服，有说着酒话糊里糊涂，也有纯江湖语言应酬。然后父亲的朋友跨上自行车，二叔的朋友中挑出一位稍微清醒的，发动起公交车，各自回家，相安无事。晚年二叔说，年轻时他喝完大酒，只要敢坐上驾驶室摸方向盘，绝对能把车安全开回去，对此我深信不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家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在工厂工作，收入不高，还要抚养我们弟兄三个，日子其实过得紧巴巴的。但我总是奇怪，每逢这种喝酒的场合，家里总能置办一桌像样的酒席，包谷散酒管够。

一九八七年，我家搬到矿山厂。除三弟还在读高中，我和二弟都已工作，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平时喝酒，还是习惯散装包谷酒，那是滥泥沟（今花溪金筑镇）农民自家作坊烤的，我们喊叫“滥泥窖”，逢年过节或客人来了改喝瓶装酒。

长期喝滥泥窖，想换换口味。某次回家，父亲说他打了府里庄的包谷酒，是六十多度的烈酒，倒进碗里用火一点就燃。我听了很惊奇，散包谷酒居然能烤到六十多度，普通瓶装酒就五十多度，著名的遵义董酒，度数很高了，也才56度。

喝了府里庄包谷酒更加惊奇，味道醇厚，比滥泥窖浓烈，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让父亲第二天陪着去府里庄打了一塑料壶。
　　府里庄离我家住的老北门不远，从矿山厂子校旁边经过，到青春园饭庄那儿拐右手进去就是。这是一个布衣族村寨，大约有百十来户，有烤包谷酒的传统。村民已没多少土地，很多已进厂工作。由于矿山厂区太大，居然把这个布衣村寨包在里面。

　　府里庄包谷酒打回来，我提回了电视机厂集资建房的新家。

　　一九九七年电视机厂破产，被青岛海信收购，新厂从沙冲路搬至小河经开区。当时我颇得海信重用，同时兼任四个科的科长，但由于新厂太远，更主要是我对以后前途感到迷茫，主动提出辞职，到了现在的公司。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跳槽。

　　一九九九年底，公司搬到省委南明堂办公，前面就是南明河，河对面是在建的“在水一方”商住小区。从省委家属区后门过小桥是省委讲师团，公司好几个同事下海前在讲师团工作，因此大家爱约起去讲师团宿舍打麻将。

　　由于经常去讲师团同事家，次数多了，白吃白喝不说还麻烦别人，心里过意不去，想约大家来家里玩玩。

某个周末下班，我说今天换个堂子玩，去沙冲路电视机厂我家。回来顺路在虹桥菜场买了些下酒菜，因夫人当时在海信工作，天天加班，没时间做饭。

到了家，把打包回来的菜用碗盘装好端上桌，再做了一个汤。我说几位兄弟难得来一次，咱们喝点小酒。四人里面数我酒瘾大，其它三人平时不怎么喝，都想着饭后尽快麻战。但主人既然提议，也就陪着喝了几杯。

我拿出珍藏多年的府里庄包谷酒，大家都说好喝，就是感觉劲头有点猛，和普通包谷酒不太一样，他们哪知道这酒有六十多度。座中一位文采出众的讲师团老哥，给府里庄包谷酒取了个文雅的名字，叫“矿山烧”。

这老哥平时不喝酒，喝起来酒量惊人，有年春节公司团拜聚餐，喝的是公司花溪鹿鸣山庄自产的鹿茸酒。他抬杯酒就干，豪言：“有哪样稀奇嘛，冰果露”。

那天在我家，大家喝得尽兴，但不知是不是“矿山烧”暴烈所致，几位老兄在随后的麻战中昏昏沉沉，被我搞了个一捆三，赢得一台饮水机的钱。

后来的故事更搞笑。第二天，三位老兄大便时都拉了血，还去医院输液，把我吓得不轻。我自己倒是没事，看来“矿山烧”还得服矿山子弟收。

从此以后，公司同事说起矿山烧，都是谈酒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