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故宫特展（上）

金虎

“何以中国”展览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29家博物馆举办的一场文物展览。展览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至2022年5月4日，展览地点为故宫博物院文华殿。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以中国”文物特展策展人、总撰稿金瑞国表示：“通过它们想讲清楚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也去用这个展览来展现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比如说以人为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天下为公。”

朝代在历史的车轮中更迭变换，但中华文明的人文脉络始终绵延不绝。这些辗转了千年时光来到我们眼前的文物，凝聚了历史，也凝聚了我们共同的情感。

　　从“何尊”开始，展览中这一百三十余件/套文物，如同电影里的一百三十多名演员，共同演绎了这部关于“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的史诗。展览将中华文明视作一条从未中断过、波澜壮阔的大河，将文明的起源、传承、发展比拟成河水的源、流、汇。

国宝聚集

展览汇聚30多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珍品

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代

类别包括石器、陶瓷、玉器、

青铜器、金银器、书画、

古籍善本、印章...

几乎都是镇馆之宝或名星藏品其中多件为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

宝鸡青铜器博物的何尊

浙江者博物馆的玉琮

故宫博物院的玉龙

湖南省博物馆的皿方罍

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

藏文《四部医典》等

前言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延续力和融合力，表现出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

本展览尝试以意象化的表达，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视作一条大河，将文明的起源、传承、发展连为一体，比拟于河水的源、流、汇。中华文明始自涓微，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先后发祥，如满天星斗，又如重瓣花朵，是谓“源”；而后逐次凝聚，成涧成溪，沿民族融合、交流互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不断演进，是谓“流”；荟萃精华，兼济天下，创造基于人民福祉的思想、制度体系和科学文化艺术成果，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是谓“汇”。

本展览依托一条浩丽江河的生动形象，在“源”“流”“汇”三个贯穿一体的单元中，展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取得的灿烂成就、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概括而鲜明地呈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何尊，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馆之宝）。

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新都成周

何尊铭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今河南洛阳）之事。

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

何尊是西周早期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

何尊上铭文

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 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内容为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有“宅兹中或（國）”四字，意思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营建都城——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所指乃今洛阳及其周边地区。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出土最早的见证。此外，中国邮政集团的标识“中”字的设计也来源于何尊。

何尊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或曰迁都、相宅）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

展览单元依水而定，聚焦中华文明长河的“源”“流”“汇”：从源头出发，一路奔流融汇，终成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浩荡洪流……如果将中华文明比作水，文物便是水的沉积和创造。“何以中国”展览设计依水而定，将文明的起源、传承、发展连为一体，比为河水的“源”“流”“汇”。

源

源，水之本也。为雨为露，为泉为渊。

一百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接续努力，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

在亿万年演化而成的神州大地上，先民们象天法祖，开物成务，垦地成田、化兽为畜、聚土作陶、驱牲以牧，共存共生，互通有无，孕育了多元一体的早期文明。

在与自然万物频繁互动中，先民们将对世界的观察、对族群的体认，化金木水土为各式美器，百业俱兴，生作始焉，中华之魂由是发轫。

至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巨变，生产关系鼎革，历史风云际会，学说百家勃兴，空前的思想激荡与制度探索由此展开。以人为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民族性格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由是奠基！

天地之间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文明初萌，天地之间。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三级阶梯西东错落，各个地理单元特征鲜明又内外联通，培养了多元的生业，孕育了文明的特质。

先民们在参悟天地、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将思索与感知具象为一件件物品，遂铸羲和之金乌，礼天地以璧琮，定四方于瓦当，见文化于玉龙。而中华文明之河，便在此时涌出第一滴水。

青铜神树枝头花蕾及铜鸟是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此为一青铜神树的残枝。

在树枝的花蕾上站立一鸟，大头，头上有三支冠羽向 上耸立，羽尖呈桃形，中有一小穿孔。钩喙，喙中穿“8”字形铜丝。粗颈，尾上 翘，尾羽上下各为三支上下分开，呈孔雀开屏状，羽尖也为桃形，下部尾羽穿孔中 亦有铜丝作成“8”字形环钮。

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代

青铜太阳轮，出土于三星堆，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被认为是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见证。

天圆地方——历代琮形器

玉琮

浙江省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

1986年出土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色。

玉被用来制作礼器，在祭祀的时候使用，以祈福避祸。这件玉琮重达6.5千克，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后世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

十五节青玉琮难得一见！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玉壁

玉圭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为3500-4000年，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龙山文化玉器的主要遗址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比较粗糙，但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及制作技术方面有了更为先进的发展与进步。龙山文化的玉器以岫岩玉为主，但是也有灰白色和黑色的玉器。

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主要品种有玉刀、玉铲、玉璧、玉钺、玉斧、玉璜、玉管、玉锛、玉凿、玉璇玑、玉佩组合、几何形玉器、镶嵌绿松石的玉器和玉雕像等。

新石器时代凌家滩文化

八角形纹玉板

八角星纹图案作为八卦图形，本于四方八角具有四时八节的含义，仅通过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

长方形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与腹甲之间，以示天地之间有八卦，玉版上刻画两个重圈纹，中央小圆内画八角星图案，表示太极所在；小圆与大圆之间分成八等分，每分格中刻圭形箭牌一个，共八个，即原八卦图形，也表示了四立与二分二至，即四时八节；大圆之外与四角之间，又各画一个圭形箭版，表示《易》中的四象；又，玉版上边钻九孔，两侧短边各钻五孔，下边钻四孔。陈久金、张敬国先生考证为古史传说中的“洛书”。

自古以来，八卦都循着先天方位和后天方位进行布列的。

八卦与八方配合，是源远流长的。

四神瓦当

四神纹瓦当在汉代极为流行，它包括四种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由这几种动物组合成的一组图案，又称“四灵纹”。四神纹在汉代应用极为广泛，铜镜、漆器、石刻、砖瓦等各种工艺品的装饰上都时有出现。汉代将四神视作与避邪求福有关，它又表示季节和方位。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白虎纹、玄武纹、朱雀纹、青龙纹瓦当。

汉代人们更深信四神与天地万物、阴阳五德关系密切，有护佑四方的神力，为此，颇为好古的王莽特以“四神”瓦当装饰其宗庙，祈望以此驱邪镇宅，保佑宗庙乃至社稷江山永固。

瓦当：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称为瓦当(挡),有圆形、半圆形两种,作用是保护椽头,装饰建筑,在建筑用陶中它是最富于变化的装饰性构件。

生作在兹

多元并进，自给自足。万民息养，生作在兹。

中华民族依托华夏大地的丰饶物产，开展以耕织为主的生产实践，建立起相对自给自足又相互交流交织的经济社会结构，滋养了参天法道、敬祖惠民、崇德尚礼的思想观念。

在此基础上，中华先民将自然中的资源巧妙运用，展仁德于美玉，藏礼乐于青铜，极工艺于陶火，淬坚毅为剑锋。而中华文明之河，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映照下奔涌向前，川流不息。

新石器时代 纺轮

在新石器早期，制陶业、农业和磨制石器刚刚产生，古人的生活可用“刀耕火种”来形容。在三大制造业产生的同时，原始纺织业也逐步发展起来。除了使用兽皮来御寒，古人已经知道一些植物、动物纤维可以抽丝用于纺织，这些纺织品也可以做成衣物来御寒，如此一来简单的纺织技术便逐步产生、发展。

玉蚕

商代

长3.35，宽0.8，厚0.5厘米

长5.2，宽1.3，厚0.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这组玉蚕是我国桑蚕业与丝绸文化历史悠久的见证。记录着中国古老的桑蚕业和丝绸文化。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的牙雕中已发现蚕纹，河南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中有极为写实的蚕形骨雕，红山文化中亦有玉蚕的发现。

商周时期玉蚕在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上也与此前的玉蚕一脉相承，它与甲骨文中关于“蚕”“丝”“桑”、“帛”的记载一起，为今天的我们讲述着古人与桑蚕丝织的故事。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文化艺术上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透雕玉璧，精致华丽。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甘肃省博物馆藏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1973年出土于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细泥红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器形为两头尖的长圆柱体，下部略内收，腹双耳已残。口做圆雕人头像，披发，前额短，发整齐下垂。鼻呈蒜头形。鼻、眼均雕成空洞，口微张。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头顶圆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浅淡红色陶衣。黑彩画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三组。造型以抽象的线条与人头像相结合，颇具特色。装饰以雕塑与彩饰构成一体，极其自然。是一件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的古代艺术品。

这件家喻户晓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有着充满趣味的造型。口部的圆润面孔似乎属于一位孩童，而陶瓶周身被淡红色陶衣以及黑彩画的图案所包围。这些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图形，与同一时期的“人面鱼纹”有着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而这种有装饰性的、由土烧制的器皿，是何时由朴素的陶器发展到更加光洁的瓷器？

蛋壳黑陶高柄套杯

山东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口径12、内径4.9、通高16.9、柄高13.2厘米，1960年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酒器。泥质黑陶，漆黑光亮，巧妙的套杯组合形式，杯如草帽，宽沿、深腹，竹节纹细长柄，杯套入柄内。蛋壳陶杯壁薄如蛋壳，极轻极薄，采用快轮制作，器形更加规整和匀称，制作难度极高，如此轻薄，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更是不易。作为龙山文化陶器的代表作，体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原始瓷青釉戳印“S”纹兽头鼎

战国

故宫博物馆

该鼎方唇，直口，深弧腹，平底，下承以3个兽蹄形足。口沿置一兽首，凸眼，大耳。口下对称置长方形镂空耳。沿上部及腹上部戳印“S”形纹，腹中部刻双弦线纹。器身内、外施青釉，釉色青黄。原始瓷器是是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其分布范围相对广泛，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甘肃、浙江、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均有出土，其中以浙江以及周边的分布较为集中。

玉者，石之美也。玉不琢不成器，玉乃自然之造化，工乃人文之精华，工玉结合，谓之玉器。中国人治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红山、良渚、齐家、石家河等制玉工艺高超的史前文化。器有大小美丑之分，亦有巫神王民之别。八千年浩瀚历史，九万里广阔天地，华夏子孙，千秋万代，无不与玉息息相关。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早期玉器常以礼仪的道具出现；及至周代，玉器的各种品质又与人的德行相关联，成为“君子”随身饰物的标配。不同于对“宝石”的崇拜，对玉的喜爱体现了古代先民对精神与品格、道德和修养的不懈追求。

“何以中国”“玉作”部分展出了三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玉，展示了远古人们制玉的精湛技艺。

图片上展示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猪龙”“青玉籽料”和“采玉图山子”。山子雕法是玉雕中一种重要的传统技艺，依据玉料最初形状和特征，顺其色泽进行创作，是使玉料获得最高利用率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

玉鹰攫人首佩

长9.1厘米，宽5.2厘米，厚2.9厘米。

　　佩玉料呈青黄色，局部有褐色斑，片状，边缘略薄，两面图案相同。作品上部为一只展翅之鹰，鹰头侧转，双爪下垂各抓一人首。作品为镂雕，鹰身上的一些装饰纹用凸起的线条组成，这些工艺同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工艺类似。

　　同样题材的镂雕玉器在上海博物馆及天津艺术博物馆都有收藏，带有类似的鹰鸟纹图案的玉圭在一些博物馆也有收藏，有的学者推测这些作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造。此佩图案较复杂，鹰翅上端与人首间装饰的含义尚不明确，作品表现的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氏族图腾，鹰是氏族的徽号，而鹰爪抓的应是战败的敌人之首级。

青玉人龙纹柄形器

西周

故宫博物院藏

玉柄形器最早出土于夏晚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是商代和西周时期最常见的玉器之一。展出的这件青玉人龙纹柄形器。高14.7厘米、宽3.4厘米、厚1.2厘米。上部刻一侧身，高冠，浓发后飘的人像，人脸上有弧形眉，“臣”字眼，勾鼻，云形耳，涡状嘴，作蹲踞抱膝状。下部雕一龙，头前伸，发后飘，“臣”字眼，身饰鳞纹，卧伏状。下端有一斜榫，榫上有一个对穿圆孔，可作扦插用。作为玉礼器，玉柄形器从二里头文化一直流行至西周。

白玉透雕龙凤纹璧，是战国时期的玉器。厚度仅3毫米，直径12厘米，宽14.2厘米。璧面饰勾云纹6周，勾云略凸起。璧两侧各雕一凤，长身，头顶出长翎，身下长尾卷垂。玉璧中孔内雕一玉龙，呈S型，尾部细长，尾尖上卷，形象腾跃矫健，尽显威猛气势。玉璧下方有血色沁斑，让人不由得想起了“白璧微瑕”的词语。

关于玉的制作技艺还有很多很多，一代代工匠们能利用玉石的自然形状、色泽、质地、纹理和透明度，创作出许多巧夺天工、妙趣天成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赏心悦目的精美玉器。

少虡剑

少虡（ju)剑，春秋时期古剑，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现收藏于中国故宫博物院。斜宽从，厚格，腊长而两从保持平行，锋尖锐。厚格呈倒凹字形，圆茎无箍，圆形首。剑脊呈凹条形，两面均有错金铭文，共二十字，为：吉日壬午，乍（作）为元用，玄镠鎛吕（铝），朕余名之，胃（谓）之少虡。故此剑又称为少虡剑。从所见资料看，法国藏有同样的一柄。一九九一年在山西原平又曾发现一柄，其锋残，与此件相比，铭文少吉日和鎛吕四字，其他完全相同，残剑和铭文无锈无土，犹似新作。

青铜长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秦代

相比于前代，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硬度较高，剑身狭窄而长，穿刺能力较强。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军事实力的代表之一。

湖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皿方罍

湖南省博物馆藏

商代皿方罍是中国商代晚期铸造的青铜方罍，罍属酒器中的盛酒器一类，因器口铭文为“皿天全作父己尊彝”而得名。

皿方罍形体高大、富丽堂皇，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被称为“方罍之王”。

最大的一件C形玉龙

玉龙

高25.5厘米、最宽21.8厘米、曲长60厘米、直径2.2-2.5厘米。

　　玉龙用一整块黄绿色的闪石玉雕琢而成，整体呈长圆柱形，身体弯成C字形，有着优美的虹形曲线。玉龙头部雕琢，梭形长眼凸出，边缘有单阴线勾出轮廓。吻部长而前凸，鼻上翘，嘴及下颚以几道简练的阴线纹刻划。脑后长鬣飘逸，神气生动，边缘呈刃状。龙身光素，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躯体似蛇，遒劲有力。

　　玉龙中部有穿系孔，两面对钻，如果以绳系挂中孔悬置，则正好水平平衡。

　　此玉龙原为傅熹年先生的父亲傅忠谟先生收藏。傅忠谟先生1905年出生于天津，1974年卒于北京，博学多识，毕一生精力收藏古玉千余件，是著名的古玉研究专家和收藏家，曾著《古玉精英》一书流传后世，书中著录了所收藏的几百件玉器，对每件玉器均有精辟的见解。1992年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傅先生收藏的396件玉器，其中就有包括这件玉龙在内的3件红山文化玉器，这也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C形玉龙。

启蒙奠基

夏人宏规大起，筑宫室以栋梁。商人粹图成字，存文明之星芒。周人制礼作乐，奏编钟于庙堂。

东周时期，生产力显著提升，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当此时，诸家并出，百花齐放，儒尚仁义、道体无名、法兼势术、兵多韬谋……皆欲塑当世之秩序，焕华夏以新生，故而风云激荡，史称百家争鸣。其所争者，为济世之要枢；其所鸣者，为治平之大道。

秦用商君之法，尽七世之烈，终鲸吞六国，混元八表。此后汉承秦制，保一统之基，续先贤之志。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也由此奠定了强大的思想与制度之源，为中华文明之河奔流千载、滈汗万方提供不竭动力。

甲骨

殷墟博物馆藏 商代

甲骨，是中国古代占卜时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上篆刻的文字是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直接揭示着商代的存在。

刻辞龟甲

甲骨上一般契刻有占卜的文字甲骨文。这块甲骨上就有刻辞，记载了癸亥日占卜求雨的事情。西周甲骨刻辞，1977年在陕西省周原地区(歧山县、扶风县一带)发现了约15,000片西周时代的甲骨，故称周原甲骨。其中近300片刻有文字。其字体小如粟米，笔画细如发丝，须放大五倍才能看清楚，显示出娴熟的书刻技艺。

收藏于故宫博物馆的战国蟠螭纹编钟，一组9件，最小的一件只有0.64kg，最大的一件也才2.57kg。它们虽然无声却传千年回响，跨越历史为我们展示传统礼乐文化。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

把一堆青铜原料制作成乐器，听着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尤其是在两千多年前。经过专家对曾侯乙编钟的分析，发现当年的工匠们按照定量、规范精心配比，以84%的铜、14%的锡和约2%的铅冶炼出最适宜铸钟的铜液。倒入用陶土烧制成的范中，待其凝固后敲碎陶范，得到特定形状的钟坯。

小克鼎

西周

故宫博物院藏

小克鼎，高35.4厘米，宽33.6厘米，重12.54kg。
　　鼎圆形，硕腹，双立耳，蹄形足。耳上饰三头夔纹，颈饰窃曲纹，腹饰云纹带，足上部饰兽首纹。

　　小克鼎传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的青铜器之一。铭文中所述器主人为“膳夫克”，故称克鼎，又称膳夫克鼎。为与大克鼎区别，也称小克鼎。小克鼎造型雄浑厚重，花纹粗犷流畅，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铜鼎。

　器内壁铸铭文8行72字:
　　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
　　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
　　命于成周，遹正八师之
　　年，克作朕皇祖季
　　宝宗彝。克其日用朕
　　辟鲁休，用介康、纯祐、
　　眉寿、永命、灵终。万年
　　无疆，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是：在周王二十三年的九月，王在西部周原旧都宗周，周王命令膳夫克到东部新都成周洛阳发布命令，整肃王的部队成周八师。就在这一年克作了这批纪念其伟大祖父季并置于其宗庙中的宝贵彝器。克每日用它来祭享祖先，同时也就每日在宣扬他的主人周王的厚重美意。用来祈求康顺、福佑、老寿、长命、善终。愿克万年无疆，克的子孙后代永远宝用这批彝器。

西周追簋

簋为盛食器，器体较大，隆盖，顶有圆形捉手，侈口，鼓腹，圈足，下附方座，腹部两侧以回顾龙为耳。盖缘、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连体龙纹，方座饰卷体龙纹。

盖器同铭，各铸7行60字:

西周追簋

追虔夙夕厥死事，天子多赐追休。追敢对天子扬，用作朕皇祖考尊簋。用享孝于前文人，用祈介眉寿永令，畯臣天子，霝终。追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追虔敬地日夜不息地做他的职事，周天子多次给他奖赏鼓励。追为答谢和宣扬天子的美意，因而做了纪念他死去的文祖的簋。用来祭奠死去的祖先们，以祈求老寿、长命、善终，永作天子之臣。追的子孙后代万年永宝用这件簋。

“半两”方孔钱 秦代

“平阳”方足布币

“巽”铜仿贝币

“安阳之大刀”刀币

安阳之大刀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流通货币之一，铸造精工，文字遒劲，铜质优良，可与“即墨刀”相媲美。长度约18cm左右，宽度约2cm，重量约44～53g，面文为“安阳之大刀（法化）”，背文有“化”“上”，“日”等字。此刀铸行年代较早。

玉璜

在良渚文化中，玉璜是一种礼仪性的挂饰。每当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巫师就戴上它，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组合成一串精美的挂饰，显示出巫师神秘的身份。且每一个上都刻有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图象。

鄂君启金节

安徽博物院藏

战国

战国时期青铜器:左:车节长29.6厘米 右:舟节长3l厘米。1957年安徽省寿县邱家花园出土 共发现车节3件(形式和铭文均相同)，舟节2件(形式和铭文均同)。自铭"金节。 金节是研究当时楚国的交通、商业、地理、符节制度、楚国王权的集中和强化，以及楚王与封君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实物。"金节"用铜铸成，文字错金。因形似劈开的竹节，故名"节"。这种"车节"和"舟节"，迄今为止仅此一见，因而极为珍贵。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车节、舟节各一件，是常设精品展的重要展品。而另外3件藏于安徽博物馆。

辟大夫虎符，战国，长8厘米，高3.6厘米。

　　战国时齐国用器。虎符应为两半，拼合成卧虎形。现存右半部分。虎形翘尾，尾上有一穿孔，正面有铭文两行11字，背面有两个凹卯。铭文从左至右读，释文为：“填（营）丘牙（与）塿䋣为辟大夫信节”。“填丘”，即营丘，指齐国首都临缁。“塿䋣”，地名，可能在今山东胶县境内。“辟大夫”，职官名。“信节”，指发兵用的信物。铭文意为“由齐国首都营丘颁发给塿䋣，作为辟大夫的信节”。虎符的两半，一半在朝廷，一半在地方。发兵时，朝廷使者持符至地方，两半相合无误，地方才能听命。此器据传出土于山东胶县，陶祖光、罗振玉递藏，1957年入藏故宫博物院。

云梦睡虎地秦简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

秦云梦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

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一升量天下

商鞅方升

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商鞅方升是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出土于晚清时期，全长18.7厘米，升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

战国商鞅方升是文史界国家重量级文物，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古代量器流传者为数不多，且大都是民间使用之器，战国商鞅方升是与重大历史改革相关联的国家统一颁发的标准器，是秦统一六国后以商鞅所造量器为标准器具，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

战国商鞅方升上刻有“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等字样，说明在公元前300多年“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已被运用，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战国商鞅方升代表战国手工业最高水平。

度，用来计算长短；量，用来测定容积大小；衡，则是测量物体轻重。商鞅变法在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商鞅本人在历史上同样毁誉参半。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商鞅变法将一个扶弱积贫的秦国一步步的从泥潭中拖出，夯实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但在当时，改革面临巨大压力。

在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一个农民可以不识字，没有车，却不能不纳粮。统一的方升意味着统一的法度，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华夏先民才会对一个泱泱大国有统一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升，开始有了天下的度量。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东汉

山东博物馆藏

纵48、横112、厚21厘米

嘉祥县出土

凸面线刻。画面共分两层：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图象。自左依次列14人，孔子、老子之间一小儿是神童项橐。画面映证早在汉代孔子的故事就已广为流传了。下层为车马出行图。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长方形，由多幅图组成，采用减地线刻技法，图像构图注重平面化表达，轮廓清晰，造型简洁，线条生动有力。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镌刻了两位伟大先贤的友好会面，孔子面见老子，儒家遇见道家。也记录了那时候百花齐放的思想碰撞。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于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的，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据说，当年的考察队尼雅遗址上的挖掘一直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就在失望中，他们挖开了一座古墓。

那是一个两人合葬墓。合葬的两人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于是，便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时，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在一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志勇认为：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是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地区的军国大事有利。

流

流，集多源之水。凭藉涓滴，方成川甽。

中华文明之流，亘古及今，延绵不绝。漫长的岁月中，在域内各民族间的一次次水乳交融里，中华民族的范畴不断发展与丰富。在与域外文明的一次次辉映互鉴下，世界认识了中国，中国也倾听了世界。在与自然万物的一次次对话互动中，中华民族不断更新对宇宙的认知、调整与环境的关系，凝练出天、地、人合一的东方智慧。

历经数千载的积淀与传承，中华文明的步伐日益坚定，流向与时俱新。凭仗历代先贤的智慧、自然造化的瑰丽，中华文明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血脉相依

中华民族由多民族凝聚而成，血肉相连，唇齿相依。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

羌侯腰缠归义印，西夏黑陶绘牡丹，金鞍白马上京客，躞蹀偏似五陵原。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云南博物馆镇馆之宝

牛虎铜案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中发掘出来的战国时期青铜器。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因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同时也翻开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 。

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高43cm；长76cm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 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鹿王本生图》是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北魏时期的壁画。故事是指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前生所经历的许多事迹。释迦牟尼原是古代印度北部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传说他因看到人世生、老、病、死很苦，便出家修行，以求解脱，后来成了“佛”。“鹿王本生”说的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王，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鹿王本生图》以长方形的构图，分段描绘，使故事情节严密而生动。在表现方法上，“凹凸法”的渲染表现出了物像的立体感。色彩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由于年久变色，原来深一点的颜色已变得很暗，或成了灰黑色，但当年的笔触依稀可辨。图中勾画形象的轮廓线，遒劲挺拔、笔触有力，手法自由而纯熟。

画中的山水，无皴擦，很有装饰味，树木的枝干用土红着色，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说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吸收了外来的优点，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

还要加以补充的是，其他地方壁画中的九色鹿，大多长跪垂泪，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而敦煌壁画中鹿王在大兵围困中向国王慷慨陈词，国王则在马上俯首倾听，情态虔诚温善，这表明了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倾注了深深的赞美之情。

故宫“御猫”是一个专有名词，在各社交媒体上拥有无数粉丝，引众多网友专程到故宫寻觅拍照。

在故宫文华殿“何以中国”展中，也静静地卧着一只猫。无论什么时候来看它，它都一动不动，既不理人，也不觉得累。它不是一般的故宫“御猫”，而是来自辽宁博物馆推荐的“三彩陶卧猫”。它长9.8厘米，宽5.7厘米，高6.3厘米身披黄、绿、白三色彩釉，颈系飘带装饰。萌萌的样子同样引无数观众拍照，上网圈粉。

如果您的眼光稍稍离开一下猫，会发现在它周边还陈列有几件陶俑，他们的形象同样萌的有一套，微胖的身躯，神秘的微笑，是幸福，是乐观，更是当时人们的审美时尚。

先看这一组憨态可掬的元代陶俑。小哥圆圆的脸上堆着笑，额前的头发梳成桃形的一小绺，其他编成在脑后，穿靴子，着袍裙，腆胸迭肚，左手后甩，右手握拳收于腰间，不知是要运力发出，还是要攥紧什么重要物品。

这位元代小姐姐长裙极地，只露出两只脚，胖乎乎的圆脸，身材看着还挺纤细，头发高高挽起，虽不好婀娜多姿，倒也透着几分健美。

陶画彩持盾武士俑，面带微笑，头发高束于头顶，身穿甲，腰系带，下着缚裤，足蹬靴。左手持盾牌，右手下垂作握手状，形神兼备，制作精细，是研究北朝武士衣着装束的形象资料。

陶画彩踏碓女俑，女俑头发高挽，架腿而坐，双目微合，直鼻，小口，上身穿敞口左衽襦衫，下为竖条纹长裙，双手叠放在架起的右膝上，右脚踏碓。人物五官精致，气质恬静，有异域女子的豪放之感。

此印由黄金铸成。印面阴文小篆“晋归义氐王”五字。驼钮，驼呈跪姿。字体方正，布局严谨，笔画平直，呈现典型的晋代官印文字风格。驼钮为中央王朝颁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型。

在故宫开年大展“何以中国”展中，展出了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晋归义羌侯”金印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归义羌王”驼钮金印、“东晋胡王”驼钮铜鎏金印、“晋归义氐王”驼钮铜鎏金印等四枚金印，材质、形制、印文和大小等都与内地诸侯王相同，是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其中有三枚印章上都刻有“归义”。“归义”，是汉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表明汉晋政府以文治武功及昌明的礼教赢得四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归附正义。

四枚印章，都是方座，驼钮，驼呈跪卧状，四肢曲拢，身上凿刻眉目、口鼻，以平行细短阴线表示毛发。身下有圆形穿孔，为系带之用。印面正方形，镌刻阴文小篆体文字。它们都出于甘肃省西和县西高山一带，古代这里是西北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域，所谓“羌”、“氐”和“胡”等，都是对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称谓，泛指西部游牧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西北自古就是羌民生生不息的土地，南北朝以前也是羌民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但有关归义氐王、羌侯、氐侯、胡王的历史却湮灭在高山荒草间无从考察了，唯有几方金印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影子，成为中原统治者和边疆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证物。

青釉塑贴飞天团龙纹仰覆莲花尊

北朝

高55.8厘米，口径17.8厘米，足径17.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广为盛行。北朝时期，大量开凿石窟、兴建寺院，佛教艺术深入各个领域，因此莲瓣纹成为南北朝时瓷器装饰的主要纹饰。此莲花尊系1948年河北省景县封氏、祖氏墓群出土的4件莲花尊之一。造型古朴端庄，集刻划、塑贴、模印、雕刻等多种技法为一体，纹饰繁缛精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莲花尊充分运用覆、仰莲瓣纹装饰，而且每层莲瓣纹的装饰技法各不相同。其形体之高大，装饰技法之丰富，纹饰之优美，堪称北朝青瓷的代表作。在中国南方地区也出土有类似的莲花尊，只是胎、釉化学成分差异较大，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瓷器装饰方法相互交流，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步辇图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1]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在陆上

这条悠远的商路，其开通时间要回溯到汉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亲率大军欲剿灭匈奴，却身陷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为了突围，不得不忍气吞声，与冒顿单于订立了令人羞辱的盟约，此后的刘邦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这一忍便到了曾孙刘彻的时代。经过四代帝王的积累，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终于拥有了与匈奴一决胜负的实力，为了彻底打败匈奴，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奉旨出使西域。这位担任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的年轻人主动请缨，他觉得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他的使命是到西域的尽头找到被匈奴人从河西走廊赶走的大月氏，说服他们与汉帝国联合夹击，赶走匈奴。没想到这一趟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返回长安。在穿越河西时，张骞不幸被匈奴人抓获，遭受多年拘禁。当汉朝凭一己之力打败匈奴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自此之后，中国同西域及西亚等地的交通完全打通，每年使者往返，商旅络绎不绝。张骞两次出使，史称“凿空西域”。作为对当时汉帝国相对陌生的西域地区及远至中亚等许多地方的历史性考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放眼看世界的机会，在发展中西交通和中外关系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众多胡商中绝大部分是粟特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郡昭武城，后来西迁至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地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商业民族。粟特人为谋求商业利益参与到丝路贸易中，频繁穿梭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粟特人还擅长手工艺制作，陶器、瓷器、纺织品成为东西两端的畅销品。唐初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受到唐太宗接见的吐蕃使者禄东赞身着一件精美的联珠立鸟立羊纹织锦长袍，很可能就是出自粟特能工巧匠之手。

鹿衔草纹鎏金银马饰具

这件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辽代马具饰品，由白银锤揲錾刻而成，是1953年从赤峰市大营子村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出土的。

鹿衔草纹鎏金银马饰具由凸形饰、长方形辔饰、圭形辔饰、带扣、带箍组成。其中，凸形饰约长9.2厘米、宽5.9厘米，中间有菊花形凸起图案，外围饰有鹿纹，背面则有6个银爪，扣于铜板上。长方形辔饰约长4.62厘米、宽2.6厘米。圭形辔饰长5厘米、宽2厘米。带扣的扣环上有忍冬纹，中间有活轴可以活动，背面有3颗银钉，用于固定。带扣后面是带箍，长3.4厘米、宽2.3厘米。

纹饰包括鹿衔草纹、龙戏珠纹、凤纹、群鸟纹、忍冬纹、鱼子纹、缠枝卷草纹等。鹿衔草纹鎏金银马饰具高贵华美、气势非凡，让人不禁联想到游牧民族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的场景。

银鎏金镶珠金翅鸟

宋代

云南博物馆

1978年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塔顶出土。通高18.5厘米。 1978-1980年，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进行大规模维修，在清理千寻塔塔基和塔顶时，发现南诏、大理国的重要文物和680余件，其中有银鎏金镶金翅鸟。它揭示了佛教文化的民族化和地域化。因此，大理三月街民族节的节徽就是用银鎏金镶珠金翅鸟作为主图案的。 据明代云南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李元阳所著《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崇圣寺三塔"各铸金为顶，顶有金鹏。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龙畏鹏"。指的是金鹏鸟鸣声悲苦，专以龙为食，每天都少不了吃五百条龙这个传说故事。传说大理古代原为水乡泽国，水患频频发生，百姓认为这都是邪龙作怪所造成，于是就有"求鹏伏龙治水"的神话。"龙敬塔"的观念则源于佛经故事，因此将金鹏鸟立于塔顶或藏于塔内并解释为龙敬塔畏鹏。这是大理地区独特的宗教现象，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白族化的体现。

黑釉剔刻牡丹纹六系罐

黑釉剔刻牡丹纹六系罐是西夏时期的一件文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口沿残，溜肩，腹微鼓，圈足，罐身修长。下腹近圈足处有一小圆孔。肩与口的接合部有波浪泥条附着痕，肩部环六宽扁耳形系，系上有若干凹槽，残缺两系，一系在烧制之前已残，用黑釉涂于茬口，现仅存三系。通体施黑釉。胎呈灰白色。肩部剔刻六组梯形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纹各一枝；腹部剔刻三组菱形开光，内各剔刻两枝方向相逆的牡丹花，开光外饰以水波纹和牡丹花叶纹，花纹上下各有弦纹一道。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元代

甘肃省博物馆藏

虎符圆牌上的八思巴字,正面从左至右读,译作汉语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八思巴文是元世祖时代创建并推行的一种文字。

驿站通行证

圆牌为铁质，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制作工艺精细。这面银字圆虎牌，是朝廷或诸王公为军情急务谴使者所用的信物。

青花里模印

外画龙纹高足碗

元代

故宫博物馆藏

和衷共济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由来已久。汉唐以降，得益于陆上、海上贸易线路的畅通，中华文明同外部文明展开更加广阔的对话。中华文明始终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与此同时，从融合西亚造型元素的鲜卑金步摇，到吸收粟特锤揲工艺的唐代六曲花口杯，再到采用中东钴蓝釉料的元代青花瓷，中华文明也以开放的胸襟，广泛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络绎不绝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创新的契机与动力。

战国虎牛咬斗纹金饰牌

长12.7厘米、宽7.4厘米、重237.625克

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登出土。

这件由黄金制作的饰牌，上面压出四虎和牛咬斗的纹饰，形态生动，刻画真切，清楚体现了草原上胡人的生活环境特点。

魏晋“驿使图”壁画砖

魏晋“驿使图”壁画砖是魏晋时期的文物，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砖上绘一信使，头戴黑帻，着皂缘领袖中衣，左手持棨传文书，跃马疾驰。棨传为通过关卡、驿站时的信物。驿马四蹄腾空，奔驰在戈壁绿洲的道路上。这块写实砖画，在我国邮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上，此画曾作为中国邮政标志物。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邮电部于1982年8月25日发行《驿使图》纪念邮票（小型张）一枚。

金花树式步摇冠是西晋时期的女性饰品，需要用头发固定在头顶，当女性行走的时候，金枝颤动，叶片起舞，非常动人。西晋大约距今1700年左右。

浅绿玻璃肋纹钵

秦代～汉代

故宫博物院藏品。

玻璃磨制技术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的黎凡特地区，罗马帝国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可见东汉时期，玻璃钵已传入我国。

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西南约1.5公里的山崖上）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wǎn]墓中出土。2010年作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品展出。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内而得名，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汉墓发现

1968年5月，解放军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悄悄地开进了河北省满城县，他们将在县城西南一座海拔只有200余米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1968年5月23日，当机电12班的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整个人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随后班长带领几名战士也爬进了洞里。他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后，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还有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等。

汉墓发掘

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总体负责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专家们进行一番细致勘察后进入后室，古墓的后室发现的“金缕玉衣”和一件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铭文字样青铜器，以及宏大高贵的墓葬规格，初步断定满城古墓应为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胜之墓。刘胜墓被发掘后，王仲殊等人汇报说墓室北面的地貌特征也很奇特，这再次引起了郭沫若的兴趣。于是，郭沫若在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后，向北走出了一百多米，然后对考古队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郭沫若解释说汉代有“同坟异葬”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做好准备，在此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1968年7月22日晚，郭沫若回到北京后便给周恩来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按照郭沫若的意见，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打响了。1968年8月13日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的发掘正式开始了。考古队员们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中发现了一个缺口。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在当天下午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考古人员在二号墓的后室里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贴身随葬品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质印章，这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经过20多天的辛苦努力，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在1968年9月17日全部完成。历时111天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也宣告结束。

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胡人，骑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右手拿着一个饼，嚼得津津有味。这显然是一次长途跋涉，他座下骆驼背上沉甸甸的皮囊，搭靠在成卷的布帛上，随着骆驼的步履上下颠簸。尽管旅途艰辛，这个胡人此时却心情舒畅。他啃着胡饼，心里也许正盘算着这一趟的收益，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浅浅的笑意。这匹高大的骆驼一直是他旅行中的伙伴，此时仿佛体会到了主人的心情，拉直脖子，高昂起头，咧开嘴，叫了几声，驼鸣在空旷的沙漠中渐渐消逝……

胡人吃饼骑驼俑

山西博物院藏

这件来自山西博物院的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出土于斛律彻墓。山西省太原市沙沟村斛律彻墓出土，墓葬随葬品较为丰富，共有328件，大部分是模制陶俑及动物模型。斛律部是漠北高车六大部落之一，以部落名为姓，地位显赫，武将辈出。北魏时迁居至山西北部，至隋朝，这个家族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从这件陶俑上，我们仿佛看到丝绸之路上各民族贸易往来、和谐共处的景象，而中西交流，正是“何以中国”展览中一个重要的板块。

银鉴刻花鸟纹碗

唐代

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

故宫博物院藏

“金狩猎人物纹六曲花口杯”是一件深受粟特工艺影响的唐代皇室用具。杯子通体黄金，锤揲成型，六瓣花杯口，随形高足，腹外壁凸起，形成6个纹饰区，錾刻多组骑马狩猎人物图案，表情及动作刻画生动，其间伴有花草、飞鸟、走兽和云朵纹，纹饰之间还填充了珍珠地，体现了宫廷用品的富丽与华贵。

四瑞兽葡萄纹方镜，也深具西域特征。其背面采用高浮雕技术处理，纹饰复杂精密，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伏兽镜钮为中心，四瑞兽匍匐仰首呈逆时针环绕；外区饰鸾凤与禽鸟，穿梭于一串串葡萄和一片片叶纹底纹间。这件精美的铜镜展现了浓郁的“盛唐气象”，反映出大唐帝国与外部的交流状况。多元的大唐文化，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外来文化优秀的部分，在艺术上不断丰富。

隋朝时期白瓷烧制工艺日趋成熟，已具备一定水平；唐朝则开创了中国陶瓷制作“南青北白”的历史——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如浙江的越窑；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如河北的邢窑。

白釉双龙柄弦纹盘口瓶

　白釉双龙耳瓶，唐，高42.7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0.9厘米。
　　瓶盘口，细长颈，溜肩，腹部丰满，至胫处渐收。颈上突起5道弦纹。口沿与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高耸直立，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胎极白。施半截白釉。
　　此瓶以造型的空间虚实以及轮廓线的自然和谐见长，对称的龙形柄与口、肩相连所形成的虚实对比，于浑厚质朴中洋溢出俊俏与妩媚，圆滑的曲线与折角处分明的棱角有机结合后，又于刚健挺拔中透出协调柔和的韵律美。器身施白釉，更显高贵典雅。这种瓶的形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融进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后，端庄典雅的形体一展大唐盛世的神韵。
　　双龙耳瓶是唐代流行的瓶式，除白釉外还有青釉、唐三彩等品种。

何以中国映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