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百题（54） 中国古代的用人与人才事宜摭谈（3）

网居

人才，事关事业的兴衰、成败。

　　三国故事谁都熟悉，但三国统一最终的结局如何，与人及人才关系重大的关联度这个问题却少人关注。从曹操的祖父曹腾说起，他虽为太监，但却能举贤任能、以德报怨，在三国历史上就留下了不错的一页。

　　曹腾少年时就入宫为太监，进宫不久，因表现突出被授为黄门从官，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汉安帝立太子，邓太后给黄门令下诏，让他从黄门从官中选拨一个侍候太子读书，要年轻性格温顺谨慎的，曹腾再次被选中。因他侍候的十分周到，太子很喜欢他，太子继位为汉顺帝，曹腾升为小黄门，后又升为中常侍大长秋。中常侍的俸禄是二千石，和刺史的俸禄一样，它的职责是在皇帝左右担任传达诏命等事，而权力颇大；大长秋是皇后宫中的太监总管，协助皇后管理宫中事宜。汉桓帝即位后因为曹腾是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封其为费亭侯，加位特进。曹腾在宫廷里面任职三十多年经历了四位皇帝从未曾有过失。曹腾最大特点之一是喜欢给推荐人才，他所推荐如陈留的虞放、边韶，南阳的延固、张温，弘农的张奂，颍川的堂溪、赵典等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曹腾以德报怨，举贤还不避仇。蜀郡太守托送计簿的官吏给他送礼，被益州刺史种暠在函谷关附近查获，并搜得书信，种暠上书奏告蜀郡太守，并以此弹劾曹腾，说他身为宫廷内臣却结交大臣，请求将他免官并追究罪责。因汉桓帝知道书信是由外头来的没有怪罪曹腾。对于种暠的弹劾，曹腾并不计较，还常常称赞种暠是个能干的官吏，秉公办事，有机会就推荐他，种暠后来升为司徒。曹腾死后，因为他的德行与识才，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六月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其高祖父曹腾为高皇帝，其夫人吴氏为高皇后，曹腾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尊称为皇帝的太监。

　　三国中还有一个君王——孙权在位期间东吴疆土倍增，国力由弱到强，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鼎足而立，成为一方强国，保了一方国泰民安，连曹操也不敢小觑慨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诸葛亮也重视与东吴结盟，自始至终向孙权示好，称其“真乃聪明之主也。”

　　三国期间，发生三次投入近百万兵力的大战（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其中两次矛头直指东吴，旨在消灭东吴，而孙权统率东吴均以数万之众力克百万雄师。究其胜利的原因，固然有许多因素造成，但用人才才是关键之举。

　　赤壁之战前夕（公元208年）曹操百万大军虎视江南，东吴上下惊惶，生死存亡之秋，孙权召集文臣武将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听取建议，冷静分析，汲取智慧。他接受鲁肃、周瑜两位年青人的建议，举剑斩案形成决议，果敢地将一切军事大权交给年仅24四岁的周瑜执掌，同仇敌忾一举破曹，曹操83万大军仅剩27骑仓惶逃归。

　　公元222年刘备为关羽报仇发动彝陵之战，统军七十五万，全军挂孝举哀，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东吴危若累卵。孙权不失理智，毫不迟疑，听从谋士阚泽之计，力排众议，大胆起用年仅21岁的白面书生陆逊，拜其为大都督假节（代皇帝之权力行事），赐宝剑印绶，掌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国之内孤主之，国之外，将军制之，一切先斩后奏”。

　　陆逊不负重托，出奇制胜，巧施奇谋，火烧连营七百里，蜀兵尸叠如山，降者无数，刘备狼狈逃回白帝城，由此魏蜀都不敢小觑东吴。这一切都是孙权别具慧眼，任贤使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结局。

　　孙权可谓仁义之主，上对大臣下对庶民从不恣意杀戮，除此，他还格外注重培养年青人。如吕蒙家贫目不识丁，孙权亲自指导他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孙子》等经典。吕蒙遵教而学，不负重望，终于由粗汉成为“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的出色将军。与曹操对垒的濡须之战中，孙权被曹操猛将张辽、徐晃、许褚围在垓心将被生擒，周泰三番杀入重围，救出孙权，受伤几十处，箭透重铠，又复杀入重围救出徐盛。孙权事后设宴，亲手为周泰把盏抚其臂背，令周泰脱去衣服，亲自查看伤处，继而以青罗伞赐予周泰，令其出入张盖。

　　从三国史中似乎给我一个感受，为一国之君，应以广聚精英而喜，而国自当兴；如量小而妒，对优秀人才人才压抑迫害，就是国之灾难；为一国之君，如无雅量，若胸怀狭小，则德不配位，国之危矣；能举贤授能，和善而有雅量，治国方能如烹小鲜矣。此孙权读圣贤书而得的大智慧，亦为后人所习之样榜也。

　　历史上，纳谏与用人与纳才息息相关。我国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当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唐朝虽已建立十年，但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严重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在唐太宗即位后的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局面，使贞观时期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盛世”。

　　唐太宗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政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贞观前期和中期善于纳谏。唐太宗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能都懂得？这说明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无所不能。据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臣下对自己隐恶扬善，一味顺从、奉承，“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为了稳固他的统治，唐太宗告诫下属“君有违失，臣须直言”，并且也确实采纳了不少正确的劝谏。比如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又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争辩的结果，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大臣魏征，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征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他也先后接受了魏征二百多次的批评与规劝，还把魏征比作可以纠正自已过失的一面镜子。

　　魏征病死时唐太宗非常悲伤，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而且愿意纳谏，所以当时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谏。大臣裴矩，原是隋炀帝的宠臣，由于隋炀帝残暴拒谏，他便处处阿谀逢迎，还为隋炀帝出过远征高丽等一些祸国殃民的主意。但在贞观时期，同样是这个裴矩却能够勇于谏争，他由隋朝的佞臣成为唐朝的净臣，前后判若两人。裴矩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唐太宗善干纳谏和用人，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不单纳谏，还时常地广用人才，其魄力可以使一个坏人变成好人，让人感受他的这么一种胸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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