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上的一千多个日夜

叶桦

回忆叙述：倪东林

记录整理：张业华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片断。我在朝鲜战场上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时常萦绕在心头。尽管已到耄耋之年，每到“八一”或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段风雨飘摇、生死未卜、艰苦卓绝的一幕一幕。

我1935年出生在竟陵照墙街一个普通农家，出生时家徒四壁，缺衣少食，贫寒至极。父亲在我六岁时撒手人寰，我们姊妹五个与母亲相依为命，受尽了人间苦难。我八岁为大户人家放牛，十三岁跟师傅学打铁，只为换得一口饭吃。

苦难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活的向往是我生命的源泉，无论是放牛还是打铁，我都对生活充满希望。在当学徒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工会。抡了一天大锤的我，腰酸背痛，我都坚持去上工会夜校，学习文化。在夜校期间，思想开始有了正义感的萌芽，有了国家的概念。17岁那年，我已经上了三年的工会夜校，工会夜校老师在上课时号召青年人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萌发了参军的想法。1952生9月我自愿报名参加了体检并合格应征入伍。

　　1952年10月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将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告别慈祥的亲娘、告别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一早起来，我的心情就很复杂。在家虽穷虽苦，但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我的离开好像一个鸡蛋散了黄，尤其是老娘肯定多有不舍，我仿佛能看到她脸上的泪痕。

我怀着眷恋与不舍上路了。当时的县委书记胡恒山亲自为我们送行，并发表了讲话。他勉励我们报效祖国，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此次应征的1000多名新兵，聚集在竟陵老街，整齐地立在那里，仿佛出征前的动员，严肃而欢快。

我们戴着大红花，背着背包行李，行进在欢送的人群中，那种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昂首挺胸，倍感自豪地随部队步行去永隆，我们将在那里集中后前往荆州城南。我不住地在欢送的人群中搜索，希望看到熟悉的面孔，看到我那饱经风霜的老娘，听到老娘再叫一声东林。我迈着坚定又沉重的步伐，离开了家乡，此时的心情用五味杂陈来形容，恰如其分。

我随大队人马出竟陵，经永隆，到沙洋，直奔荆州。从没见过世面的我，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一路上充满新奇、遐想和憧憬，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家乡。一起参军的战友，都还没有从亲友别离的情感中走出来，一个个沉默寡言，表情凝重，埋头走路。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从天门到荆州走了三天两夜。年轻人到一起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大家变得开心起来，有说有笑，相互拉呱上了，把长途行军的疲劳甩到了脑后。初秋时节，沿途的自然风光，给了我们首次出远门的年轻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与惬意。

昼夜兼程，到达荆州古城已是掌灯时分，我们从此完全进入了部队的生活节奏。

在荆州城南，我们这一批新兵进行了月余的军政速成训练，军事上主要是学习简易战术理论、单兵动作。政治上主要是入伍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

我们白天训练，晚上睡地铺，统一起居、统一餐食、统一听课、统一训练，实行军事化的集体管理。

约莫进行了一个月的突击训练，我们拔寨启程，向部队进发。先是从水路由荆州古城乘船顺水东进，抵达武汉后坐火车北上去辽宁义县与老部队会合。

行进在长江上，大家充满了新奇。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坐轮船。我坐在轮船一隅，回忆这一个多月的集体生活，感慨良多。一个多月，在人生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对我这个从小就没离开过家乡的孩子来说，仿佛过了几年。我家虽穷，但我总在妈妈面前晃，总和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一去何时才能返乡还是个未知，我突然想起了慈祥苦命的老娘。伤心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强忍着没让它掉下来，生怕让战友们看见了什么。我用手捂着脸颊，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外面混出点模样来，为妈妈争气，为父老乡亲争光。

轮船的气笛声打破了我的沉思。透过窗户，两岸向船后掠去，偶有其它船只擦肩而过，江风习习，江水涛涛，我们等着目的地---武汉。

　　经过二十来个小时的水上航行，我们于次日中午抵达武汉。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说下汉口（武汉的称呼）似乎感到是很远很难的事。在我心目中，武汉是个很远很大的地方，如果不是参军也不知道何时能到武汉。如今首次接触武汉难免给人许多的惊喜与向往。热闹的码头、汹涌的江水、徐徐靠岸的轮船、还有那水手的吆喝声。虽然秋冬之际，我还是感到了些许烦躁，太阳透过窗户照在脸上，仍还显得有点热，对于我这个苦命的孩子这都算不了什么，我也隐约知道，今后的苦还多着。

从江中望去，岸上高大的楼房刺激了我的视神经，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楼房，那种新鲜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整队集体上岸，带上行装，步行来到兵站。走在宽广的马路，望着大街上各色招牌，我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武汉的初始印象开始录入我的脑海。

进入兵站后气氛就不一样了，兵站设立了哨兵，一种从没有过的紧张感袭上心头。晚上我躺在兵站的床上，透过窗户能看见街上昏暗的灯光，月亮挂在树梢，勾起了我的思绪。

想着这一出来不知何时才能回去，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想起了我打铁的师傅，想起了儿时的伙伴，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起床的叫声惊醒了我，战友们闻风而动，开始收拾行装，我也不例外，收拾好自己的行装等着出发。

早餐后，我们步行去了汉口火车站，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离开了武汉北上了。闷罐车里光线很暗，战友们有的拉家常、有的谈训练、有的忆教员，车厢里很是热闹。二天二夜我们到达了辽宁，连长指导员双双来车站把我们接到了连队。我被分配到16军32师94团2营5连。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部队就在等我们这批新兵充实连队，然后开赴朝鲜参战。

部队人员充实后，进行了简单的调整，两天后就出发了。我们经丹东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新义州。

1952年11月20日，这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部队趁着夜色，坐火车跨过鸭绿江大桥，开始了我近4年的抗美援朝生活。

我们部队的任务是参加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担负朝鲜西海岸反空降、反登陆作战任务。我们团主要是去价川构筑工事，就地防御，服务志愿军主战场，阻击敌人可能的空降或登陆。

是夜，我们整装出发了，从新义直奔价川 。为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我们昼伏夜行，40公里一夜到达。朝鲜的11月已如冬天 ，我们背着60斤重的装备行进，连棉衣都汗湿了。拂晓我们到达价川，歇一会儿棉衣就冻硬了，背上像绑着劈材，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了。

　　价川山高林密，群山相拥，守在这里能有效地阻击可能登陆或空降的敌人，即使登陆或空降，我军也誓死把敌人阻止在价川一线，让敌人形不成战斗力。

部队开始修筑掩体、战壕、交通壕、坑道等防御工事。我们连开始在阵地上忙碌起来，大家群情激昂，争分夺秒，挥汗如雨。

朝鲜的冬季十分寒冷，哈气成雾，滴水成冰，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山坡表面的冻土能有一两米厚，掘进速度很慢，一镐下去尤如碰铁，锹根本不起作用。为了尽快完成工事，连长决定用钎锤配合，先打开冻土再开挖。可是我们的装备是没有钎锤之类的，连长想了个办法，那就是自已锻造。一日，连长大声问：“谁会打铁”？我说：“我会”，还有两个战友也说自己会，于是连长令我们三人在阵地上组建了一个战地铁匠铺。

我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山间昼夜响着“叮叮当当”的声音。我们源源不断地给连队提供锤、钎、镐、锹等开挖工具。没有原料，我们把旧的回炉，下山去铁路沿线拾煤和寻找废铁。一次，我们在被敌人轰炸过的铁路旁，从一个火车头上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废铁。

真没想到，我的三年铁匠学徒在部队、在战场上派上了用场，我们战地铁匠铺保证了全连构筑工事对于工具的需求。

全连上下斗志昂扬，战友们饿了啃口冻馍，渴了吞口白雪，抡锤的挥汗如雨，掌钎的聚精会神，开挖的争先恐后。

半年的时间，我们把工事修筑完毕，敌人见状，放弃了在此登陆的念头，我们为志愿军实现战略意图赢得了时间。

　　53年农历春节，在我国是个举家团圆的日子，我们连队在阵地上过春节，这是我们部队入朝的第一个春节。三十的晚上，连队安排我站岗，我带上“口令”来到了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周围，以保证部队的安全。

价川一线，崇山峻岭，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冻得人瑟瑟发抖。夜一团漆黑，我仰望星空，星星一闪一闪，分明是在陪我说话。我没有文化，也不会诗词，夜深人静，我突然想起了家乡过春节的情景。可是这个春节，我家过年就少了一人，“大年三十我站岗，突然想起我老娘”，我心里突然蹦出两句打油诗。一来祝福我娘和兄弟姐妹们春节快乐，二来抒发一下站岗的情感。

天气太冷，我穿上所有的衣服抵御不了这深山老林的严寒，我又不敢发声和做任何动作，以免暴露自己，只有顶着寒风，冒着严寒坚守在哨位上，不知不觉中我冻昏在哨位上。

班长来换岗，发现我已冻僵，连忙叫上人把我送到山下一阿玛尼家。

阿玛尼是一位朝鲜人民军将军的夫人，她的一双儿女都死于敌军飞机扔下的炸弹，对美国鬼子恨之入骨。阿玛尼雪搓手捂，坚持了三天，终于把我从死神那拽了回来。

当我醒来，看到慈祥的阿玛尼，我莫名其妙。阿玛尼告诉了我冻昏的情况，告诉了救我的过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感谢阿玛尼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厚爱。两天后我告别了阿玛尼，依依不舍的返回了部队。临行前，我给阿玛尼深深地鞠了一躬，告别了我的救命恩人。

回国后我曾萌生去朝鲜找阿玛尼的念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如愿，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战场上环境异常艰苦，我们常年居于荒山野岭，连洗个澡都是一种奢侈。我在山上半年没洗过澡，白衬衣也穿成了灰色。令我记忆深刻的是班长换季时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把棉衣变夹衣。当他掏出棉花时，那棉花竟然是一块块冰块，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苦。

敌人放弃价川登陆后，我们部队奉命去接替友军。1953年6月，我们师受命开往“三八线”，接防23军与敌展开阵地战。

当时敌我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经过一、二次战役，敌我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毛主席根据形势的判断，制定了“穿插、分割、包围、夜袭”等战略战术。我们部队在平康高矮山一线与敌对峙，伺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我们师担任二线主攻，我们团担任守备，我们连担任物资运输。主要是利用夜幕的掩护，把作战物资运送到前沿阵地。六月的一天，我和一名四川籍王姓战友（时间太久，记不住名字了）去抬炮弹，我们往返都要经过一片开阔地，那也是敌人封锁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为“封锁线”。我和战友抬着一箱炮弹通过封锁线时，敌人开始了对开阔地的封锁。一发炮弹呼啸而至，我们抬着炮弹飞跑，突然一个踉跄我倒在地上，敌弹爆炸，碎片在我身后击倒了我的战友。战友倒在血泊中，我惊魂未定，连忙背着鲜血淋漓的战友向救助站飞奔过去。后来听说王战友牺牲了，我亲爱的战友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战争是残酷的，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一年多的战争经历，使我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更坚定了我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不怕艰难困苦，不惧流血牺牲的信念。

　　我们坚守在高矮山上。阵地对面就是八国联军的指挥所，敌人阵地上设有八个暗堡，敌人装备精良，我军不会硬拼。我们部队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白天我们讨论作战计划，准备；晚上我们偷袭，消灭敌有生力量。夜战近战，战果良好。

半个多月，我们向前推进了15华里，我们一点一点地蚕食着敌人。靠着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我们部队创造了许多经典战例。134团7连一个连70分钟歼敌60多人，速战速决，捷报频传。

我们前沿阵地上设有观察哨，监视敌人的军力部署和动向，为我军进一步的行动提供直接的战术情报。我们也夜袭敌军，抓舌头，搞情报。我们还虚张声势，佯动诱敌，观察敌人动静。总之，我们不让敌人安宁，时刻准备战斗。

有一次我在担任观察哨，敌人一发炮弹打来，落在我身后的山坡上，泥土向壕沟倾泻下来，整个泥土掩埋了我。全连上下手刨脚蹬，挥镐扬锹，把我从泥土中救了出来。敌人的猖狂更激怒了我们，增强了我们战胜敌人，歼敌致胜的决心。

其它战场上我军亦英勇顽强。三、四次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徐向前率五个军屯兵丹东，准备入朝，以数倍于敌的兵力与敌军开展最后一搏。敌人感到大势已去，被迫停战，并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下停战书。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也为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军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敌人投降了，不可一世的迈克阿瑟将军用他顫颤巍巍的手，在停战书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战争胜利了，我们部队就地休整，就地训练，监视敌军，防止反扑。

我们下山移居平康阮山洞，告别战壕，开始修建营房。我们连队自己烧砖、自己伐木、自己烧灰、自己砌墙、自己砌炕，修建标准化的营房。我还是发挥老本行——打铁，我们为连队建营房供应抓钉、钉子、斧头、锤子等铁具。

1954年9月，我们搬进了新营房，告别了战争的困扰、告别了那餐风饮露、居无定所的日子，开始了正规化的军政训练，别提心里有多开心了。

1955年元月，经过挑选，我被送到师教导队学习了一年的文化。“人从书里乖”，文化水平的提高，让我懂得了许多的革命道理，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努力让自己成为部队的有用人才。

1956年，我参加了电影《上甘岭》的拍摄。虽跑龙套，但让我对志愿军朝鲜战争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了解。那些艺术复原的战争场景，深刻地教育了我，影响了我。我为自己是志愿军的一员而骄傲和自豪。1956年6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上了班长。我激动地写了第一封家书，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娘和我的亲人们。

1956年7月，组织上决定送我去上军校。我结束了近四年的朝鲜生活，回到祖国。在返回丹东重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我心里大声喊着：“祖国，我回来啦！”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