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词人秦观死因探秘

若 翰

　　秦观的人生应当算是一个悲剧。他37岁才考中进士，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在仕途中跌跌爬爬地挣扎了十年，到46岁那一年因受党争牵连，被贬出京城，52岁那年，被赦免返京，却在半途上因喝水而莫名其妙猝死在朋友家中。

秦观具体死因语焉不详，研究者们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一是瘴毒中暑说，二是酒精中毒说，三是乐极生悲说。

　　连连被贬，最后六年经历“文化苦旅”。

　　对这几种说法，笔者不敢完全苟同。研究秦观及其作品的绝对权威、全国秦观学术研究会前会长徐培均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秦观是一个纯情诗人。”“他一生常为情所困，又常为情所累。”这就为我们解读秦观之死因找到了人门之径。秦观从46岁“因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开始，直到52岁客死膝州的六年贬谪生涯，就会发现，这六年对于秦观来说，完全是一段由希望到失望，再由失望到绝望的“文化苦旅”!

　　绍圣元年，奏观46岁。受党争牵连，被免去正学”改为“馆区校”贬到杭州任通判。

其实，像奏观这样级别的官员根本无资絡参加党争，但他是苏轼的门生，新上任的新党代表人物贾易（待御史）赵君锡（御史中丞）等知道要板倒苏轼这样的“大树”不易，就退而求其次，先拿他的门生弟子下手，以去其”枝叶”。上疏诋秦观有”不检之罪”，谓观“刻薄无行，不可污辱文馆”。苏轼从其弟苏辙（时任尚书右丞）那里了解到贾易上疏的大致内容，劝秦观以退为进，主动上章辞免“黄本书籍除正字”的官职。而秦观缺乏政治经验，事先没有与苏轼商量，便去拜曾经推荐过自己的赵君锡，却不知赵君锡两面三刀，一方面敷衍秦观，一方面上疏哲宗，以“泄密”罪将矛头直指苏轼、苏辙，秦观不得不“引咎请外”。

　　从京城汴京到浙江杭州、千里迢迢。秦观还没有到达贬所，皇上的诏书又至：“贬监处州酒税。”这一次秦观有点蒙了：处州（今浙江丽水）仍穷山僻壤，比不上杭州的繁华，不仅地方远了，而且级別大降，从“副市长”降到负责收税的“税务局长”了。

直到此时，素观对自己的仕途还是充满希望的，总认为，目前的境遇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还会回到京城。

　　秦观在处州的这种闲适生活并没过多久就到头了。因为他在做“税务局长”的业余时闻里频繁地出入寺庙，与方外僧道结友且诗词唱和。秦观本是以与僧道结友、谈经论道，甚至抄写经文等来寻求内心的虛静与平和，却被政敌爪牙、两浙运使胡宗哲抓住把柄，劾其“抄写佛书”“败坏场务”，于绍圣三年，被朝廷罢去处州监酒税的职务，“削秩徙郴州”，这一年，他48岁。“削秩”即现在的“除名”“开除”。

受到如此此惩罚，秦观的精神几乎崩溃。他现在已是一无所有的平民百姓了，他一直怀有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开始失望。

　　绍圣三年年底，秦观到达郴州。快过年了，秦观一个人凄凄凉凉地住在人地生疏的驿馆之中，夜不成寐。《如梦令》一首小词反映了他这时的心境：“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另一首差不多写于同时期的《阮郎归》词也是如此：“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上片写景，下片写情，哀婉幽怨之意溢于言表。

　　即使这样，新党还是没有放过他。“柿子总是拣软的捏”，也许秦观与苏轼的关系太过密切，是苏轼的软肋，打击秦观就是打击苏轼。所以，秦观在郴州的时间并不长，还没有完全适应，又一个诏书下来了。绍圣四年三月，他“奉诏编管横州”。如果“削秩”只是从“干部”到“平民百姓”的话，“编管”则是被管制的没有人身自由的“劳改犯”了。对于性格柔弱的秦观来讲，这无异于是晴天霹雳，打击太大、太残酷了﹣他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元符二年，秦观51岁，他“自横州徙雷州”。这是他被贬谪的最后一站。秦观作为罪臣被移送到雷州，这时的心境反倒平静下来，没有太大的波动，有点“死猪不怕开心烫”的感觉。《海康书事十首》是他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全诗无一愁、无一怨，更无一恨，仿佛在叙说别人的事，这说明诗人这时已能正视现实。

　　这一年的六月，他的恩师苏轼遇赦，在北归（苏轼被贬在儋州，今属海南岛）途中特地来看他。秦观写了《江城子》一词相送，这首词写得看似平静、洒脱，但感情却十分浓郁、深沉。师生别后重逢，按理十分欣喜、兴奋，有很多话要倾诉，却以“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一句带过，此时的“不言”胜过万语干言。

　　临别前，他把自己写的《自作挽词》给苏轼看。苏轼知道，此时的秦观已经心灰意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堪重负，再也“撑”不下去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能泛泛地安慰几句，便挥泪告别。但他没有想到，他与秦观的雷州之别竟是阴阳永别！

文 薛序

图 若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