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马单枪李迎希

铁甲骑兵

匹马单枪李迎希

——为纪念父亲冥寿120周年而写

◎ 李 江

（2022年4月17日于武汉)

李迎希，摄于1950年冬

　　父亲戎马一生，他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基本是骑马行军和作战，到1948年济南战役后，才用缴获的美制吉普代替马匹。他在驯马时，常站在远处呼唤乘马，乘马冲过来，他单手一拍马背，飞身上马。他过去的警卫员提起他的骑术就赞叹不已。

父亲喜欢使用德制驳壳枪，他说其它手枪只能自卫，没有战斗力。抗战时，部队经过日军控制的铁路线，他所在团负责警戒，他和政治部主任检查警戒情况，他们沿铁道走，是夜，伸手几乎不见五指，对面走来一队人，开始以为是我方警戒部队，当看到对面过来的人戴着钢盔，才发觉是日军，但已经面对面了，李一把将政治部主任推下路基，但自己已经被日本兵扭住，李奋力一挣，甩脱鬼子，拔出驳壳枪，一梭子扫去，把一队鬼子打得死伤一片，他也乘机冲了出去。他所在的120师是二方面军的底子，原来对李不熟悉，后来，很多干部见到李，伸出大姆指，夸“能打”。当然，说“能打”不是单指他单枪制敌这一件事。

本文题名的“匹马单枪”主要不是讲我父亲的勇武，而是讲他军旅生涯的一个特点：他不象许多将领一生基本在自己的老部队，如好多人是从四方面军到129师，再到第二野战军，有的是从一方面军到115师，再到第四野战军，等等，是在上下左右都熟悉的环境中成长的。而他一生被调动到多个部队，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是一人一马一支驳壳枪，最多带一个警卫员。

革命者的命不是自己的，为了革命可以随时献出一切。父亲晚年时说，当年吃过饭，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命吃下顿饭；早上起来，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活着再睡一觉。国防大学教员向华礼曾很感慨地对我说，我军后来活到和平年代的将领可以称之为“神”，枪林弹雨几十年，居然没被打死，不是神是啥？当然，他们不是神，只是普通人，多是手持大刀长矛起来造反的农民，“将相本无种”。

在父亲冥寿120周年之际，想到一些朋友尤其是军队子弟的朋友对我父亲历史的好奇。朋友们问我的问题：一，你父亲在1948年任山东兵团参谋长，1950年任军委工兵副司令员，为什么1955年只授予少将军衔？二，他的三个勋章，只有一个一级，还有两个是二级，老资格的将军差不多都是三个一级勋章，他为什么在军队评行政级时能评到六级？一般认为，军衔授得比现职低，一是可能有未查清楚的历史问题，或者是曾经有重大错误和过失。

授衔过程中有这样一个背景：在中央授衔的计划中，预定中将不超过200人，但初评时够资格评中将军衔的人已经达到200多，评衔委员会打算动员比较年轻的同志主动从中将的范围中退出。但涉及山头平衡，有愿意让的，他的老上级还不一定同意。而李的年纪在将授中将的干部中是偏大的（生于1902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实话，我也不完全清楚。组织上的决定，我没有资格评说。我只有一点估计，李在授衔过程中被从中将序列里撤下与有关领导的意见有关，评行政级应该是组织上基于有关情况综合考虑的结果。我就说说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吧。

我父亲，河南商城人，生于1902年4月17日，1926年参加农会运动，1928年入党，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以后是战士，班长，排长，商城游击队中队长，大队长，1930年编入许继慎领导的红一军32师，任营长，1931年1月鄂豫皖各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四军，时任十师29团营长。这次整编在军史上是个座标，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是在这个红四军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当时任团级干部的人基本上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或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出身农民或士兵的营长大约只有李迎希和许世友（28团营长）。有的1955年授中将的同志当时还在国军当兵，尚未投奔红军。数月后，李被选派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军事。李学习毕业后，因根据地要加强地方武装，他奉调任商光边独立团团长，1932 年春任商光边独立师副师长（当时该师无师长）。这段时间，许世友升任四军十二师34团团长。

一个从旧世界出来革命的人，能否在革命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决定自己的命运，对革命事业也可能产生某种影响。1931年夏，中央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担任主要领导人。此人称王称霸的思想严重，1931年秋在陈昌浩的协助下搞出了“改组派”，“第三党”的冤案和“百雀园惨案”。许继慎，周维炯等多数师团干部及数千基层干部战士被错杀。当时我父亲在商光边独立团，不在百雀园，因此幸免于难。但他是许继慎、周维炯培养的干部，还是在1932年5月被上级保卫局以“第三党”的嫌疑逮捕，准备处决。幸运的是此时由于红军干部战士对肃反中的滥捕滥杀的愤慨很强烈，加上父亲的老部队领导担保，保卫局的审查使父亲的嫌疑被排除，于当年8月释放。当时正值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国军卫立煌纵队在商城一线攻击强劲，我红四军十师在阻击中伤亡严重，上级命商光边独立师调一个团增援，父亲亲带商城独立团前往。十师师长王宏坤把该团官兵补充到十师各团，单独把我父亲留在师部当参谋。这件事是父亲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从此从部队主官改变为协助部队领导工作的参谋人员。这件事与王宏坤个人没什么关系，估计是上级认为我父亲曾是许继慎部队的骨干，不肯放手使用。

四方面军在这次反围剿失利，只得且战且退，在突破漫川关后，进入陕西，虽打垮了杨虎城两个团，但也无力再战，在翻过秦岭，大巴山后，乘川军不备，很快占据了川北的通、南、巴地区，从此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我父亲随十师一路苦战，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商光边独立师。

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及还乡团大肆屠杀和迫害红军亲属，父亲的家庭原来从他父亲以下共12人，被敌人杀害和迫害致死10人，除父亲随红军离开以外，只有他的一个六岁的大侄子在山上玩而幸免于难，四岁的小侄子被敌人抓着腿往大石头上摔打而死，父亲的兄长入党比父亲还早，被反动民团抓捕杀害，父亲十五岁的弟弟被白匪用梭标捅了9个对穿窟窿而死，白匪还把李家的房子拆毁，使李母被逼自尽。在长征之前，由于各根据地的失败，凡是老红军几乎家家有这样的血泪帐。父亲到解放后才得知家中被灭门的详情，这个阶级仇恨给他思想上留下的印记是很深的。

没有被父亲带走的商光边独立团于1932年11月编入红25军，番号为红25军223团，他们留在鄂豫皖战斗，后来长征，比其他红军都早些时间到达陕北。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26军和谢子长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原233团扩编为红15军团73师，这个师于1937年秋再和一方军部队整编为115师344旅687团，其后成为新四军3师22团，后来进入东北，原商光边独立团在整编中成为东野二纵4师10团，东野南下入关以前的整编中，该团整编为第四野战军39军115师343团，后来39军入朝作战，连战皆捷，被美军作为利害角色永远记在了他们的军史里面了。

周总理曾说，中央派许继慎到鄂豫皖负责军事工作，红四方面军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与许继慎的带兵特点和指挥风格有很大关系。李迎希带商光边独立团的时间虽只有约一年时间，但那时战斗频繁，父亲也把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带给了商光边独立团。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击败川军的围攻，部队大发展，于1933年秋进行整编，红四方面军原四个师扩充为四个军，十师扩编为新的四军。新的四军首任军长是王宏坤，军司令部只有几个人，李迎希为参谋主任，带领潘炎等几个参谋作司令部工作。后来有过几次机构调整，军司令部设几个科，李任科长。在1933年秋的这次整编中，许世友升任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于长征前在王宏坤之后到四军任军长。著名的“草原分裂”后，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作战失利，南下时的八万人马只剩下四万多人。四方面军于1936年4月在川西北的甘孜整编，陈再道取代许世友任四军军长。这次整编，军下辖师，取消了团的编制，师直辖几个营。四军司令部设三个科，分别负责作战，侦察等工作，由李迎希、张才千、钱钧等三人分任这三个科的科长。当时红军的科长属团职。张和钱都曾担任过师长，李则一直在四军司令部当科长。

大体上说，四方面军的早期是鄂豫皖时期，中期是川陕根据地到长征阶段，从甘孜整编到成为八路军是后期。父亲在早期担任过师职，中期到后期基本是团职。

1955年后，总政的赖传珠同志代表组织找我父亲谈话，谈授衔和授勋问题。在没有给我父亲授一级八一勋章的问题上，赖的解释是一级八一勋章的标准是红军时期担任过师职，但不能算主力部队以外部队的师职，因为那时非主力部队的编制很乱，有些军和师有的兵力较少。就算你当时的商光边独立师兵强马壮，也不能特殊，因为在全军涉及这个问题的同志不少。

1936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11月在中革军委计划的海打战役中，30军等部队渡黄河到了河西，四军军部指示李，到河西为即将过河西的四军打前站。李带军交通队也渡河到了河西。在四军即将渡河时，李接军部通知，因敌关麟征部逼近，四军不过黄河了，命李立即返回河东。李再返河东。后来，已经过河西的部队无法返回，经中革军委决定，已经渡河的部队在徐向前，陈昌浩的领导下，成立了“西路军”，执行中央关于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计划。

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李迎希离开援西军所辖四军，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春，他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任参谋长。

抗战时期李迎希在359旅

　　父亲所在的120师在山西、河北频繁作战，其间，358旅旅长张宗逊提议李迎希到358旅担任团长，李准备调动前，此调任被取消。此后李要求到延安学习。

1941年，父亲已经39岁。延安的一些老战友帮他找老婆成家。李在战友们介绍的女同志中选择了我母亲，父亲是看中我母亲的稳重和温婉，没有小资们的娇、骄二气。父母亲新婚不久，父亲奉命暂停学校的学习回部队。原因是359旅有参加“百团大战”的任务，上前线的717团缺参谋长，派李迎希补这个缺。他向新婚妻子告别，就匹马单枪上前线了。

百团大战结束后，李迎希回到延安继续学习。先在军事学院学习，后来集中到延安党校参加“延安整风”。这段时间他在延安呆了三年多时间。当时各抗日根据地许多干部在延安学习，李迎希在这段时间，不仅学习了书本上的政治和军事理论，更重要的是吸取了各部队的同志口述的实践经验。

1944 年，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李迎希调到新组建的八路军南下纵队，该部领导人是王树声，李任四支队参谋长，四支队司令是张才千。王树声带的这支部队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但后来战绩平平。该部于1945年与新四军五师和359旅南下部队合编为中原军区，对外仍称新四军五师。1945年秋李调任河南军区参谋长，这个河南军区是是师级部队，军区司令员是韩东山。1946年春，国民党进犯我解放区，美国的马歇尔主持调停，组织上调父亲参加美、国、共三方的停战谈判的“汉口军调小组”。后来他到北平军调总执行部叶剑英处汇报工作。不久，叶剑英找李谈话说，国民党背信弃义，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你们五师被打垮了，你不可能回去了”，并建议李留在北平总执行部工作。父亲觉得自己不适应作谈判工作，提出先回延安看老婆孩子。叶同意了。于是李乘美军为军调工作服务的飞机飞延安。父亲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到中组部要求重新分配工作。父亲在中组部遇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张了解了李的履历后，说，你去山东，国民党将重点进攻山东，要大打，需要你这样的干部。父亲愉快地接受了。中组部考虑到李去山东工作将是长期的，建议李带全家去山东。母亲当时是延安门诊部医生，是各部队急需的医务人才，母亲也强烈希望到前线工作。（父母从延安到山东解放区的过程见我哥哥最近写的“随父千里走单骑”一文）

父亲到山东后，华东局建议李到即将组建的野战纵队任参谋长。李不愿意再当参谋长，故到鲁中四师任副师长，该师师长是廖容标。李一到部队，果如张云逸的预料，大战连连。1947年1月，山东八路军和苏北新四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李任八纵22师师长，此后父亲带22师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等著名战役，在莱芜伏击敌77师，围歼李仙洲部；打张灵甫，全师攻上孟良崮，都是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在沙土集，在敌外围部队准备撤进沙土集内时，22师直抵沙土集，将敌该部消灭在沙土集外围。

1948年春夏，中央军委为加强华北部队的作战指挥，决定调一些象郑维山那样猛打猛冲类型的军事干部充实到华北，决定调王建安到华北一兵团任司令员。当时我父亲在豫东地区养病，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华北任某纵司令员。于是，父亲匹马单枪启程往河北，途中他接到改变原计划的通知，命他到山东兵团的九纵任副司令。李立即回马折返山东。他于七月到山东兵团报到时，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指示李暂不到九纵，留下参加济南战役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决定山东兵团担任攻克济南的任务，而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养病在胶东，兵团参谋长刘少卿因调职也已离开兵团。七月底，王建安副司令在河北西柏坡接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具体交待后，也到达了位于山东泰安的兵团部，人们在谭震林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紧张的济南战役准备工作。粟裕当时到山东兵团检查战役准备工作，和谭震林一起找李迎希谈话，要李担任兵团参谋长，李因不愿意当参谋长，希望还是去九纵任职。粟、谭讲，济南战役在即，希望李就职兵团参谋长，可以考虑战役结束后再给李去下面的部队工作。李只得接受。8月底，兵团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李迎希为山东兵团参谋长。

父亲晚年曾说，当年在接到九纵任副司令时估计自己这辈子到副军职就到头了，因为那时我军年轻的将领很多，自己那时已经46岁了。后来当兵团参谋长，正军级，完全在自己意料之外。

济南战役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兵团所部十四万大军分东线和西线向济南外围进发。9月9日，许世友司令员从休养地返回兵团部。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宋时轮指挥的西线部队猛攻济南飞机场一线，聂凤智指挥的东线部队迅速拿下济南外围屏障的山地，直抵济南外城。9月22日，李迎希根据兵团决定，下达了总攻命令。之后，九纵和十三纵分别攻破济南的东门和西门，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全歼济南守军十一万之众，守军司令官王耀武在逃跑的路上被我民兵抓获。

济南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就投入了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许司令离开兵团，继续去养病（后来华东局安排许任山东军区副司令，之后任司令），兵团谭政委不放李离开，李只得留任兵团参谋长。

11月6日，震撼世界的淮海战役（蒋军称“徐蚌会战”）打响，山东兵团担任的任务极重，毛主席关于淮海战役作战的电报指示中的“谭王李部”就是指山东兵团的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和参谋长李迎希。战役开始，谭王李率三个纵队完成中间突破，切断陇海线，将徐州敌总部和黄伯韬兵团分割，继而向西阻击徐州重兵对黄兵团的援救。因我军开始对黄兵团的围攻不顺利，华野命山东兵团分兵，一部留下由宋时轮指挥进行徐东阻击战，兵团部到围攻黄伯韬兵团的战场全面指挥战斗。华野五个主力纵队在谭王李的指挥下，苦战约十日，全歼黄伯韬部。这时我方战损也相当大。战斗刚停，华野又命“谭王李所部”转兵到徐州南线，负责阻击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对黄维兵团的救援。山东兵团指挥约九个纵队打这个阻击战。杜聿明集团全部美式装备，重炮，坦克，飞机，如钢铁洪流冲击我军的阻击阵地，华野的炮兵几乎全部调去支援刘邓部攻击敌黄维兵团，谭王李指挥以层层阻击换取阻敌时间。毛主席来电严令谭王李，为了打黄维的刘邓的侧后的安全，你们不能无限后撤。谭王李明白，就是要拼老命也不能放过杜聿明。后来杜聿明惧我再包围徐州，故弃徐西逃。谭王李所部当即由阻击改为追击，在河南永城陈官庄一带追上了杜聿明集团。华野指示，谭王李除担任我军北集团的指挥，同时负责围歼杜集团的战场的全面指挥。当时为了平津战役的进行，华东我军实行战场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发起总攻，全歼杜集团。

父亲在晚年在受审查时，专案人员说，你不要自持功劳大，父亲说，我没有功劳，苦劳有一点。淮海战役六十多个日日夜夜，父亲在指挥部里几乎没有安稳地睡过一觉。从此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直到生命完结。

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这个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军队上层有过争议，有人在某会上说淮海战役是邓书记（黄伯韬被歼后成立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的。据说，与会的张震（淮海战役时的华野副参谋长）虽没有说不是邓指挥的，但强调指出是毛主席指挥的。在此之前，父亲说过，淮海战役是毛主席指挥的，战场的指挥主要是粟裕。陈毅生前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我解放区支前民工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后的形势使我军可以大举南下，解放全中国。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原山东兵团编为第七兵团，李继任七兵团参谋长。接着三野南下进行渡江战役。七兵团在渡江战役中执行中间突破的任务，首先发起进攻。渡江后，七兵团直插杭州，切断上海之敌的退路。此后七兵团负责解放浙江全境。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决定由三野负责准备解放台湾的工作，并批准三野关于对台作战以七、九两兵团为突击集团的计划。据说，将以粟裕为总指挥，谭震林在七兵团主持突击集团的前敌指挥。1950年春，在粟裕的主持下，七、九两兵团的主要领导在杭州开会，讨论解放台湾的作战问题。

1950年春，三野领导人和七、九两兵团领导人在杭州开会后的合影。右1：郭化若、3：李迎希、4：粟裕、5：宋时轮、6：谭震林、7：姬鹏飞、8：覃健、9：王必成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暂时搁置。1950年10月，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三野司令员陈毅和政委饶漱石通知李迎希去上海谈话：中央军委要求三野派一个得力干部到北京负责解放军工兵司令部的组建工作。陈毅对李讲，我们决定让你去，担任工兵副司令员。李思想上一是不愿意离开华东，同时觉得工兵工作不合自己的本行（作战），说“我不懂工兵工作”。陈毅说“不懂可以学嘛”，并作动员说“还给你提了一级嘛”，后来看李仍不接受，就发起火来。李说“不用提拔我，我不愿意去”。饶政委看顶牛了，开始讲朝鲜战场急需工兵，军情紧急等等，李只有接受调动。陈毅看李接受了，高兴起来：“你去，有困难，我们华东帮助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辞别陈饶，李回杭州交代工作后，“匹马单枪”去了北京。工兵司令部当时是一张白纸，没有司令和政委，也没有副司令、副政委，还没有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只有李自已一个副司令员和随行人员：一个秘书，一个生活助理员，两个警卫员。当然不再骑马了，带了一个司机和一辆美制吉普。

在北京，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给了一个毛主席签发的任命状：“任命李迎希为解放军工兵副司令员”。由于彭总入朝指挥作战，军委由周总理主持工作。李一到京，总理就召见，告诉李，你现在就以工兵司令部的名义开始工作。

李当时既要组建入朝工兵部队，同时建立全军的工兵编制，还经常深夜到总理住处研究向苏联求援工兵装备问题。李陆续在各野战军调来有工兵工作经验的同志，在长沙和吉林建起了工兵学校，并在北京西郊建起了工兵大院，解决办公地址和人员的住宿问题。到朝鲜战事接近尾声时，陈士渠司令员，黄志勇副政委，参谋长唐明哲等同志陆续到职。到这个时候，军委领导下的全军工兵领导机关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李迎希于1955年4月调离工兵，1955年8月工兵改称”工程兵”。

父亲有个“毛病”——他参加革命时，年纪比多数同时参加革命的同志大不少。在商南起义时，李27岁，洪学智16岁，陶勇16岁，陈明义12岁（此处仅举后来成为将军的人为例）。父亲在豫东南及皖西一带农民暴动的弟兄们中间自视老大哥，看别人都是小老弟。后来，自己因为肃反受连累，职务落后了，但老观念还在。解放初期，他在工兵工作时，因工作问题，得罪了一个大部整个领导层，一位领导人是曾经的“小老弟”，（后来授上将）很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番。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什么感受。也不是所有后来居上的人都不认他这个老大哥。他在七兵团时的秘书注意到一个细节：七兵团四个军的军长，有三位见到李打招呼较随便，对李的称呼都只是“参谋长”，只有23军军长陶勇，见到李，立正，敬礼，称呼“首长”。其时，李和陶只是平级。秘书们都暗暗称奇，人们都知道，陶军长是个性格粗豪之人。

1955年，原六大军区调整为十大军区（后成为十三大军区），李迎希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委关于成立武汉军区的命令上受命者仅五人：陈再道，李迎希，谭甫仁，张广才，叶明。

1958年毛主席接见武汉军区党代会全体代表

　　武汉军区开始没有什么基础，机关人员和办公设施基本空白，不象有些军区的基础是现成的，如：南京军区是华东军区转成的，成都军区是西南军区转成的，广州军区是中南军区转成的。武汉军区机关三大部的司令部由陈再道从原河南军区带来的人员组成，政治部由张广才、叶明从湖北军区带来的人员组成，后勤部由姚醒吾等中南军区后勤部留守人员组成。李迎希到武汉军区上任也是“匹马单枪”，仅带一个警卫员和一个生活助理员，自己的秘书因为工兵司令部需要也没带走。李迎希做工作从来依靠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奋斗，不象有的人到新的岗位，还要带一群副将，参将，也不知道是去为党工作，还是想去当霸王。后来，在著名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中央提出，调动的同志到新的军区去时不要再带干部。

李迎希在1955年离开工兵前后，工兵党委根据军委要求各大单位报送的两次关于干部军衔问题的报告中给李报的军衔都是中将，第二次报告时间是1955年5月份。当时李于1955年4月已到武汉任职，9月在武汉正式授衔，所授军衔是少将。所授的三枚勋章只有解放勋章是一级，八一勋章和独立勋章都是二级。父亲离世至今已经四十多年，我作为李迎希的后人，在他冥寿120周年之际看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一他没有历史问题，二在历史上也没有重大错误和过失，这些在文革中组织对他的审查报告上可以看得出。我认为，军衔和勋章只是身外之物，重要的是他在戎马生涯中的革命精神，是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他晚年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深刻认识。

有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个话有一定道理。父亲的性格特点十分鲜明。他于1981年去世，经武汉军区党委研究的悼词中说他“性格耿直”。在几乎所有老干部的悼词里没有见过讲性格如何的，足见他的老战友、老同事对他的性格特点印象深刻。

晚年的李迎希，摄于1980年

　　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1968年6月至1974年1月），我陪他在乡下三年多，以及在他晚年离休的岁月中，父亲偶而谈到自己时有这样一句话——“保持本色方为真英雄”。我不知道这个话的出处，只能从他这个话前后的话中解读它的意思——就是说，他这辈子当了大官，但他来自老百姓（组织的审查报告中对他出身的调查结果是“贫农”），是提着大片刀造反起家的，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自己的成长;如果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了老百姓，就是变色，变质，不算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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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毛主席为军委写的

给淮海战役前线的电报

（附录一)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2]：

(一) 根据粟陈张、谭王李灰日上午各电看来，除冯治安集团已全部起义[3]外，黄百韬[4]五个军十个师似已被我全部包围，没有跑掉。邱兵团[5]因误认我华野有六个纵队从鲁西南方面向他前进，又受中原四纵一个打击，估计该敌不敢移动。李弥兵团[6]因徐州空虚，刘峙[7]令其迅速撤救徐州，置于徐州、引河之间，防御冯治安及我从临韩[8]南下部队，估计数日内亦不敢动。刘峙受冯部叛变之震动极大，不但将李黄[9]仓卒西调，又将刚到蒙城之孙元良[10]调回宿县（估计本真日可到），又将刚到蚌埠之九十九军调回徐州（估计因徐蚌路[11]近日时有破坏，可能仅到宿县附近，请刘陈邓注意侦查)。刘汝明[12]之六十八军估计已到蚌埠，五十五军则因一八一师受我围歼，尚在萧县地区徘徊。刘峙似已要该军即在萧县守备，应付我军从西南对徐州之威胁，但刘峙对该军必不信用，调九十九军到徐州，似即为向五十五军防御。九十九军如未到徐，则李弥还需兼顾五十五军。此间日内即发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13]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14]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15]调至蚌埠一带。

(二) 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三) 在黄孙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蒋介石有令邱李向南或向西突围、而令黄维接应他们突围之极大可能。因此在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后，粟陈张、谭王李所部，除以一部位于徐州以东外，主力应迅速移至以宿县为中心之徐蚌路及其两侧，中原我军及华野三、广两纵，则应待粟谭到达徐韩路后，迅速移至永城、商丘之间，隔断黄维与邱李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此种部署在纤灭黄孙后应立即施行，时间大约在十五日（戌删）左右。

(四) 韦吉[16]率三个纵队从南面迂回西进之部署极好。但第一步应至睢宁地区堵击黄兵团溃兵（估计有很多败兵向该方溃窜），待黄兵团全歼后，再移宿州。

(五) 谭王李指挥之十纵，应迅速南下控制双沟[17]，堵住黄部[18]西窜，并从东南监视徐州。七纵、十三纵于歼灭当面之敌后，亦应向南追击逃敌。

(六) 冯治安部[19]暂时即在原地（贾汪[20]、韩庄、台儿庄[21]）休整，可起从北面威胁徐州的作用。你们应告诉该军将领，徐州之敌决不敢攻击该军，该军可在原地整训，不要轻动。

军 委

真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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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今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李，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见《歼灭孙元良部控制徐蚌段》注[2]（本卷第191页）。

[4]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5]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6]李弥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弥。

[7]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8]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微山县东南。

[9]李黄，指李弥和黄百韬。

[10]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11]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12]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13]刘汝珍、曹福林，当时均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

[14]刘汝明兄弟，指刘汝明与刘汝珍。

[15]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16]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17]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睢宁县西北。

[18]黄部，指黄百韬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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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李，韦吉：

江亥电悉。

(一) 黄维实力被歼已近半数，据黄维自己表示，三十三个团中被歼已达十六个团，尚余十七个团。目前数目是过坳时机，只要你们再歼其三四个团，敌即处于数量上完全劣势地位，全歼该敌就较易了。

(二) 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三) 对于歼灭邱李孙之作战，目前最重要的是乘其运动之际，我各纵大胆插入敌人各军（共九个军）之间，务必不使敌人结成一团，然后各个歼灭之。其中对于十二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七十二军等部，或者可以采用急袭方法解决；对于其他各军，则必须用强攻方法(即大分割、小分割、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步炮协同等)方能解决。东北我军在辽西打廖兵团之所以能迅速解决，是因为我各纵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而敌又指挥错乱（先向西遇挫，又向东南遇挫，又向东北)，故能迅速解决。华野此次对邱李孙亦可能遇到此种情形，假定如此，那就可能迅速解决。但你们主观上必须准备在迅速解决各战斗力不强之敌以后，用较长时间用强攻方法去解决之。

(四) 李延年部已渡淝河向包家集进，你们如何对付该敌，望刘陈邓电告。

军 委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