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书”忆旧之《第三帝国的兴亡》

王铁军

父亲只上过初小，高小考上了但读不起，只好辍学打短工。我比父亲强点，混了个初中毕业，因为文革来了，只好下乡。或许是逆反之心作怪，我们父子虽然没混上高学历，“挤”不进“学人”之列，却都养了一个“坏”毛病：喜欢购书。看到喜欢的书就想买回家，读不懂翻翻看也好，时间长了总会悟出点什么。
　　文革来了，家有藏书成了大罪过。被“抄家”抄不出东西，书箱书柜却成了贴封条最多的地方。我曾写过从封条缝隙中“偷”出书来看的经历，现在想来充满了苦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父亲从“牛棚”出来，虽有了相对“自由”，却难重温购书之乐。后来听说恢复了“内部书店”，专门出售不公开发行的图书，但购“内部书”是要“身份”的，父亲尚属“贱民”之列，没有那个资格。于是他便开动脑筋，托京城和哈市有此“资格”的老朋友们代购。代购自然须邮寄，次数多了，邮递员知道我家常有书寄来，那也是个喜书之人，竟因书的话题与我们全家结成了朋友，此是后话。
　　“内部书”有很长的历史和无限的故事。
　　日前因与朋友议起“第三帝国”的话题，便想起了曾经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
那是我刚从兵团返城不久，这套书寄到了，煌煌四册。对我来说，刚从近乎文化荒漠的农村走出来，有书读即是乐趣，四册不在话下！待打开一读，便再也放不下，几乎是一气读完。从书中得知，希特勒和纳粹是如何兴起和兴盛，如何发动了那场险些毁灭人类的战争，又如何走向灭亡的。这一切在我已受过的教育中差不多都是空白，大约不仅是我，其他大多人亦如此。后来我到图书馆工作，看到《我的奋斗》仍严藏在“甲内”——甲级内部——书库中，便知此感觉属实。
　　说实话，当时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似乎觉得比看小说有意思多了，既长见识，又是一种阅读享受。
　　后来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读书评论，方知有此感觉的不止我一人。
　　文中写道“《世界文学》副主编李政文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为他开了介绍信，在北京一家内部书店里，李政文买到了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此后无论是到山西插队，还是返回北京，他都随身携带，至今还珍藏着这套书。他说，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它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世界的可能性很大，生活的选择很多。”政文是我的朋友，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还有一段记述更令人记忆犹新：“作家胡发云当年20出头，因为常买书，渐渐和当地内部书店的人相熟，得以破格购买，用去他一月工资的1/3。朋友们知道后都排队来他家借书。这套书在数年的辗转传阅中终于全部失落。胡发云用‘石破天惊’形容最初阅读该书的震撼，他认为‘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胡先生经历坎坷，不知当时月薪多少。查本书1974年版，售价5.15元，按我当时月薪说，也要占全部收入的八分之一，当属巨款了。

　　本书作者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他亲历了第三帝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又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加之职业记者的生花妙笔，使本书甫一出版便风行世界成为畅销书。有评论称其为“我们这一世纪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希特勒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杰出的研究成果、生动感人的叙述”。此说很恰当。

　　本书由著名学者董乐山领衔翻译，文革前的版本不署译者真名，1974版开始署部分译者名，文革后公开出版时才署了全部译者的名字。

　　本书中文译本第一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出版内部版，当时父亲已挨整，无暇购书。197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新的内部版，才有了上述故事。

由于本书的影响很大，文革后不再“内部”了，改为正式公开出版，有多个出版社出版过。这里不再赘述，朋友们可自行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