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

邓星明

1963年，我九江二中初中毕业，通过考试，继续在该校读高中。 当时二中校长赖天培，是一个敬业懂行的好领导。初升高时，他把考分高学生集中631班，想搞个尖子班，这种想法显然不符合当时政治气候。631班后来也没什么与众不同，只是俄语从第二册学起。 不幸的是，尖子班一事成了“文革”批斗赖校长的重型炮弹。 　　二中为631班配备一批优秀老师，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凤仪，原是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因家庭出身问题，下到地方中学教书。 张老师身材魁梧，声音浑厚，对课文分析非常精彩，尤其论说文剖析，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由浅及深，引人入胜。大大提高我们分析作品能力。 631班毕业20周年聚会时，听说张老师患癌症，我们特地到九江七中（他夫人单位宿舍）去看望。张老师身体衰弱，看见这么多学生看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第一次看见威严的张老师流泪……更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物理老师张述严，听说原是某研究所高工，因历史问题，下到二中教书。张老师的《力学》讲得太精彩了！概念清晰，深入浅出，语言简洁，绝无废话。复杂的力学知识，经他讲述一目了然。听张老师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由于对老师的敬佩，我一度非常喜爱物理，成绩一路飙升。记得有次物理期中考试，考了100分，张老师把我的试卷作为标准答案，贴在墙上，供同学参考。中学期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文革”期间，张老师被打成“黑帮分子”，有时在校园里看见他佩着“牛鬼蛇神”臂章，被监督劳动身影，心里有说不出难受。 此后，我下放茅山头接受再教育，张老师关在“牛棚”，断了联系。 1973年，我调到九江文化宫工作。有天听门卫说，外面有人找我，出门一看，竟然是张老师。 他兴奋地告我，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准备调江西工学院工作。我听后十分高兴，请他到里面坐坐，喝杯茶，张老师谢绝了。 他还是以前的讲话风格，开门见山，简单明了。讲完说有事匆匆就走……我望着张老师被“运动”折磨得十分孱弱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古文老师李步青、沈祖宽、闵海涛、王文清，号称“四君子”，都是学识渊博老先生，陆续给我们上过课，他们讲课风格各异：李老师学究气浓，沈老师老成持重，闵老师侃侃而谈，王老师意气风发。 这些老师是从建国前走过来的，研读古典，学问扎实。“文革”全被揪出，无一幸免。我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有数学老师叶蔚春、胡智，俄语老师郑明杰，英语老师潘文学，化学老师周国柱、温浔光，体育老师金之昌等。 1978年，我和孙铮准备高考，外语选考俄语。十年没摸俄语，几乎忘光了。我们找到郑明杰老师，请他帮助复习。郑老师一口答应，约定晚上到文化宫补习。郑老师每次准时赶到，耐心辅导，分文不取。现在想来，除了怀念感激，还有一点亏欠之心。 　　我们读中学时，正是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年代。我们每周都要劳动几次，每年要到江州或棉船摘棉花。 我们集中居住，清晨每人发个围兜，摘的棉花要过秤。记得王龙宝，班上公认的“摘棉标兵”，每天产量都是遥遥领先，放卫星，创纪录，受到多次表彰。 后来学校出新招，把校园荒地分给我们种菜。我也分得一小块地。每天下午放学，要去松土、浇水、施肥，忙得不亦乐乎。看着白菜一天天长大，非常开心！最后收80多斤白菜，送到学校食堂去了。 　　高中时，班上几个热爱文学同学成立“蓓蕾文学社”。记得成员有孙铮、梅俊道、熊家森、蔡厚淳、陈德仁和我等。 文学社弄得很正规，有章程，有计划，有方案，记得是孙铮写在一个本子上。 “蓓蕾文学社”印象最深的有两次活动。一次是排练集体诗朗诵，作品是《诗刊》上一首纪念“十月革命”诗歌。有领诵，有合诵，自导自演，自得其乐。还有一次是看电影《逆风千里》后，大家模仿电影中的片段进行排练……有的扮演共军，有的扮演国军，台词全凭记忆，随口对白。尽管很幼稚，很青涩，却是难得的文艺历练。 不久，学校要求高中同学住读。蓓蕾文学社的几个同学邀伴住进“16号寝室”。大家经常一起谈理想，谈文学，谈艺术。 印象最深的是有天晚上，大家睡在床上，不知什么起因，展开了一起“郭沫若论争”。一方是以熊家森为首的“颂郭”派，另一方是以陈德仁为首的“批郭”派。“颂郭”派认为郭沫若是个文学天才，其代表作《女神》，气势磅礴，想象丰富，文学地位不可低估。“批郭”派认为郭沫若生活不检点，人品低劣，见风使舵，缺乏文人风骨。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持续到半夜2点多钟，直到宿舍管理员敲门，论争才中止。 第二天，老师和同学都传开了。16号寝室也因此出名了。16号寝室文学氛围深深感染着我，熏陶着我，潜移默化，受益匪浅。 　　1978年，我在九江师专中文系读书，为学校文工团写了一个小话剧，特意取名《16号寝室》，以作纪念。 我自己在剧中担任角色，该剧获江西省大学生文艺汇演优秀作品奖。剧本在《浔阳文艺》发表。市话剧团拿去排练，导演刘一兵邀我讨论剧本，这是后话。 　　高中看小说，不像初中，找来就看，而是有选择的看。 学校有个图书馆，我很喜欢里面的读书氛围。下午放学，我喜欢泡图书馆，开始留意文学期刊，关注文坛争鸣，虽然那时“左”的思潮已经开始，但杂志还允许不同意见发表。 　　高中手上零花钱比较宽松，凡新电影，几乎都看。那时红旗电影院周日上午有“学生专场”，一场电影一角钱。有段时间，几乎每周日都去看电影。如《早春二月》《上甘岭》《洪湖赤卫队》《兵临城下》《女理发师》《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甲午风云》《永不消失的电波》《女跳水队员》《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青春之歌》《红日》《红岩》《舞台姐妹》《槐树庄》《神秘的旅伴》《敌后武工队》《魔术师的奇遇》《冰山上的来客》《逆风千里》《海魂》《青松岭》《海鹰》《红色娘子军》《李双双》《台尔曼传》《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我那时迷电影，看完还要与同学议论一番。这段痴迷电影经历，为后来从事电影评论打下一定基础。 　　我非常感谢母校——九江二中，自1960年至1966年，在这所学校度过我最为宝贵青少年，完成中学学业。感谢赖校长，为我们创造良好学习环境。感谢那批优秀老师，正是他们精心传授，基础知识学得扎实，让我们受用一辈子。 　　631班是个藏龙卧虎的班，不但学习好，涌现商众友为代表的一批学霸。在体育、文艺方面人才辈出。吕清润选拔到省体工大队足球队；陶怀渝在校运会百米赛中跑出11秒6的好成绩，平了学校当时的记录（不知二中现在记录是多少），200米跑出23秒4的成绩；戎维伦、韩南城被选到市体校游泳队，在省市各项比赛中频频获奖；此外王郁芳、戎维伦参与表演的舞蹈《洗衣歌》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曾引起轰动……而我，当时仅是忠实看客，徒有羡慕而已。 　　631班学习氛围相当好。每天晚自习，大家自觉地在教室里看书做练习。有人找来一道数学难题，大家抢着做。我十分佩服班上的“数学王子”王冬堃和周凯琦，最先解题的总是他俩，令人刮目相看。 那段时间，觉得做题是件很有趣的事，尤其是通过冥思苦想，终于找到解题途径，那种快乐奇妙无穷……我很享受这个过程。高二下学期，学校要大家自报高考分科，我不假思索地报了理工科。 　　高中阶段，大家都有自己目标，一个个卯足劲，拼命看书，拼命复习，每个同学都有自己梦想，为实现各自梦想默默地努力。 就在大家准备高考冲刺时，一场“文化大革命”悄然降临。这场风暴把大家梦想击得粉碎！同学们被这场来势汹涌的政治运动裹挟前行……直到1968年8月，我们才高中毕业，按“四个面向”分到社会底层，接受工农再教育。 　　按常理，初中3年，高中3年，我们应在1966年毕业，可遇上“文化大革命”，留校搞运动，到1968年8月才离开学校。我们在九江二中整整呆了八年，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极为罕见。1968年8月底毕业时同学们忧心忡忡，连张毕业照都没照就各奔东西了……我的高中从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 631班虽然经历了“文革”（文革经历我另有文章记载），大家还是和谐的。毕业20周年、30周年都聚会了。 　　2016年，631班毕业50周年聚会，已是白发苍苍的同学们又回到魂牵梦绕的二中。大家欢聚一堂，叙旧情，聊近况，谈养生，话健康。频频举杯，相互祝福…… 　　走进校门，迎面一块硕大的石牌，上面六个大字“读好书，做好人”，据说这个校训是当年同文中学校长熊祥煦拟定的。我读书期间从未听过，可能不适合当时政治气候，一直被搁置。 站在校训石牌前，我感慨良多：其一，校训简易明了；相比那些深奥莫测、佶屈聱牙校训，此为高手。其二，校训永不过时，就是再过一百年，校训依然有其生命力。其三，校训内涵丰富。“读好书”本身就是学校职责，学校就是引导学生读好书。用好书传授知识。“做好人”，指的是人品教育，包括正直善良，公平正义等优良品质。只有读好书，才能做好人，这两者又有内在相辅相成的逻辑联系。 　　我衷心地祝愿亲爱的母校，遵从“读好书做好人”的校训，多培养出德才兼备、独立人格，造福民众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