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东区政府的铭心往事

智慧丛生

　　已退休的我，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73年至1988年，我在长沙市东区人民政府机关工作了15年，其间付出了很多心血，收获满满，谱写了一段青春奋斗战歌。

现回眸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希望能带给你们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

　　图为1973年，我在东区图书馆阅读《列宁选集》。

1972年10月，我被调入长沙市东区革委会（东区政府）后，先后在宣传组、文化组、文化科、体委、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过，工作能力有大幅提升，对我帮助较大的是文化组长周定安、文化科长刘绍邦，体委主任潘培德。

　　图为1976年，东区政府文化科成员参观浏阳县文家市秋收起义旧址后留影。后排左起：谭厚致、刘绍邦、笔者、罗华元；前排左起：聂婆婆、胡曼芳、诸梅彦。如今40多年一晃而过，只有胡曼芳尚健在。

刘绍邦是位很有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已满头银发，据说解放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文革”时支持了造反派，是所谓“亮相干部”，一度被冷落。

刘绍邦恢复工作后担任文化科科长，与曾是“文革”保守派的女副科长诸梅彦观点相左，俩人经常因积怨针锋相对，当兵的怕就怕直管领导不合，夹在其间很难受，我虽不选边站，可工作中他俩意见不合拍时，常常不知听谁的好。

　　图为1977年，我与文化科及文化馆的同事合影，左起：伍金辉、李武扬、笔者、伍志群（已逝）、刘谢甫、胡曼芳。

工作能力上诸梅彦明显不及刘绍邦，但诸喜欢打小报告，与区领导关系好，搞得刘绍邦开展工作艰难，区领导下来调查，我不带偏见，就事论事，谁对支持谁，但多数时候是诸胡搅蛮缠理亏。

其实，我对诸的印象还行，只是觉得她心胸狭窄，令人不快。刘、诸两人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刘被诸排挤出文化科，而诸想接任科长的愿望也落了空，组织上安排大同小学校长伍志群接任文化科长，结果诸与伍的关系也不融洽，诸不久被组织调离文化科。

文化科的同事罗华元，年近不惑，个头不高，双目虽小却炯炯有神，充满智慧，一看就是精明强干之人，他对我文字能力提高帮助很大，是我敬重的兄长，与这样有才干的同事共事真是三生有幸。

同事胡曼芳，容貌靓丽，那时不到30岁，人很会打扮，衣着总是精精致致的，气质冷傲独特，是公认的东区政府机关“一枝花”。她比我年长七岁，双峰县口音很重，是位与我挺合得来的大姐。如果她未婚且年龄合适，没准我会勇敢追求她。我俩，还有罗华元，三人工作上配合非常愉快、默契。

之后，与文化科合署办公的文化馆陆续调入舞蹈专干李武扬、美术专干何马兆、曲艺专干刘谢甫、图书馆专干伍金辉，我与他们个个和睦相处，工作相互支持，都是很好的同事。

　　图为我在东区文化科的同事、湘籍作家莫应丰（已逝）。

作家莫应丰曾在1977年下半年调入东区文化馆任文学专干，与我有大约有几个月的同事关系，那时莫年近40，不爱多说，不大与同事们交往，只顾埋头创作小说。他1978年调至潇湘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79年出版了著名长篇小说《将军吟》，荣获首届矛盾文学奖。

　　图为我在使用文化科购置的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相机。

在文化科，我还兼任摄影专干，拍摄了大量文艺、体育照片，摄影水平不断提高，并掌握了暗房技术，自己冲印、放大照片。科里没有暗房，我就晚上在自家厨房，遮住窗户当暗房使用。

　　图为我抓拍的篮球“盖帽”在《体育报》发表。

那时期，我擅长体育动态抓拍，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拍的跳高过杆，篮球盖帽，腾空跳水，快打乒乓球等作品参加了湖南省和长沙市体育摄影展览，1983年11月，我被接纳为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体育摄影学会会员。

　　图为1983年，我拍摄的乒乓球国手、混双世界冠军倪夏莲挥拍与银球同框。

　　在东区政府机关，我（左一）与几位年龄相近的同事成为很好的朋友，图为与张贵德（左二）章湘伟（右二）、李尚吉（右一）在东区政府办公楼边合影。

那时，我工作量满满，特别忙，经常顾不上吃饭。文化科每年都组织全区文艺会演，组建街道图书室，举办街道运动会、幼儿运动会，协助区教育科组织小学生运动会和单项体育比赛。体育方面我唱主角，文艺方面唱配角，虽忙得团团转，但对我各方面工作能力提升都很大。

　　图为我（后左一）和东区政府机关同事们合影。后排左三潘培德，后排右一陈志恩。

后来，根据上级要求，体育工作内容从区文化科分出，成立东区体委，东区团委书记潘培德改任体委主任，我和刚到文化科不久的陈志恩被分到体委。

潘培德是位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年轻人，书法不错。他对区里很多领导都看不起，不仅从来不会吹牛拍马，反而经常发表意见与区领导相左，被认为是区机关第一“刺头”。

记得区体委刚成立时无办公用房，仍与文化科合署办公，房屋年久失修漏雨，潘培德多次向区领导要求修房未果，竟然把办公桌搬到机关篮球场中圈孤内“办公”，给区领导施加压力，让领导大为难堪。虽说这招很有效，问题是解决了，但从此潘纵然能力再强，也得不到提拔，反被安排到区政协一虚位呆到退休。

那时，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的所谓“潜规则”或“套路”，看来潘培德与我一样，都疏于了解，故吃了苦头还莫明其妙。这其实都是政治上欠“成熟”的表现，不在机关长期浸润熏陶，不深谙其中为人处事之奥妙者，最终都会被大浪淘沙出局。

区体委就三个编制，同事陈志恩比我年长三岁，待人诚恳，工作踏实，我俩关系不错，配合也很默契。

　　图为1976年25岁的笔者。

1976年，我担任东区政府机关团支部书记期间，遇到了一件既尴尬又铭心的事。

区机关中招进来一位二十出头、长得挺漂亮的女小X，她工作不错，是团支部发展的对象，她对我颇有好感，我也能读出她目光中的含义，但那时我已有女友，只是为了避免领导认为我“早恋”影响不好，没有公开，我也就不可能再对她有非份之想，只想守住底线，始终保持距离就行。

可没想到，小X父亲病重，催促其抓紧婚姻大事，她便主动约我表明了心迹，自信的她万万没想到是被婉拒的结局，便大哭一场，弄得我非常尴尬。

我由衷感谢她看得起我，可我不能违规啊，小X愿望很美好，只是我俩无缘无份。

这时，我不得不向组织坦白了自己已有对象的情况，请组织出面帮助做好小X的思想开导工作，这才让她解除误会，心情渐渐平复。

　　图为1974年，笔者在长沙体育馆为长城汽车修理厂羽毛球队拍的合影，后排左二为王立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区政府机关又招入几位年轻人，其中区广播站两位男、女播音员颇引人注目。

女的叫贾安芳，人长得很不错，特爱打扮，那时就她敢穿刚流行的喇叭裤在机关内飘来飘去。所谓喇叭裤，因裤腿形状似喇叭而得名。它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的尺寸明显大于膝盖的尺寸，形成喇叭状。大喇叭的裤脚口，有的竟在30厘米以上，穿着后像扫帚扫来扫去。那年头，穿喇叭裤是时髦的象征，可在严肃的政府机关却显得离经叛道。

为此，我这团支部书记还被区领导召见，要求我告诫小贾，在机关工作穿着要注意格调和影响。我找她谈过，小贾很有个性，依然我行我素。

男播音员叫王立贤，很有才华，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同事。他由我原单位长城汽车修理厂调入，是公认的美男子，才华横溢，绘画特棒，羽毛球打得不错，尤其声音富有磁性，虽然他右颧骨上有块“胎记”，丝毫不影响他成为男版“万人迷”。

　　图为笔者在浏正街菜根香巷为王立贤夫妇拍的合影。

王立贤后任东区广播站站长，多才多艺的他，多年后升任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图为1983年，季国雄（中排右一）接任东区体委主任后不久，我（中排左一）在东区银杏大厦五楼组织了湖南省第一个儿童围棋赛，图为赛后合影。

1982年，性情直率的潘培德被调离区体委，主任由育才小学体育老师季国雄接任。我对季老师太熟悉了，1973年就请他担任过东区篮球队教练，由于工作关系，我还经常抽调他来做各种区体育比赛的裁判工作，关系很密切。

那时提拔干部开始注重学历，我当时这只有初中学历，即使能力再强也提拔不起来，区委只好从基层体育老师中物色人选，当区组织部征求我体委主任人选意见时，我毫不犹豫推荐了季国雄老师。

好在区政府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提供了深造的机会，我得以不脱产读了干部速成高中，记得是在复兴街的育华小学上夜校，语文老师是讲师团的夏普，学识渊博，能说会道，让我受益匪浅，仅一年，通过考试，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我在东区体委，从事属于体育项目的围棋宣传和推广更加名正言顺，完全是本职工作，因而得到两任区体委主任潘培德、季国雄的支持，他们都同意把围棋作为东区体育特色和传统项目来培养。

　　图为1988年11月，我（中）与前东区体委主任潘培德（左）、同事陈志恩在宁乡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前合影。

　　图为1985年7月，聂卫平和马晓春在银杏大厦五楼比赛后，我（后右三）和季国雄（后左三）在芙蓉宾馆与他们合影。

与季老师成为同事后，接触久了，对其了解也随之加深。季国雄是与潘培德完全相反的类型，他不善言辞也不能写，性情表面温和、城府却极深。他善左右逢源，我虽看不惯这类阿谀谄媚之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能适应机关“潜规则”的能力。每次区体委的报告、年终总结等文稿都是他让我起草，然后原封不动抄一遍，按理说署上东区体委的名也算正常，可他却署上自己的名上报，令我哭笑不得。

最令我反感的是，季国雄以工作忙为由，竭力反对我读电大，为此让我得罪了当时的区长陶知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举国刮起一股读大学拿文凭的热潮， 我向区政府递交了脱产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申请，很多同事都获得批准，我却迟迟不见回复，便找到同住在二里牌2号东区机关宿舍的陶区长询问，陶知白回答很官腔：“我们经过研究，不同意你脱产读电大。”我问：“为什么？”陶答曰：“工作需要。”我一听，强压火气冷静却坚定回了一句：“我非要去读你怎么办？”陶瞬间被激怒了，大吼：“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领导说话？”我也火冒三丈，对陶大喊：“怎么了，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谁让你对人民这么盛气凌人的？”陶知白竟然被我噎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陶夫人赶紧打圆场说：“小杨说得对，你冷静一下。”陶知白这才道出实情：“是季国雄坚决反对你上学，我不和你说了，你找他去吧。”

我扭头就走，立马找到季国雄论理，我知道他内心的“小九九”，便直言不讳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毕业后不会呆在东区体委，对你的位置不会有威胁。”季国雄见我如此表态才松口，同意我半脱产读电大。

　　图为我在东区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期间，组织员工到长沙烈士公园搞活动。后排右四是笔者，后排左三为刘学铨经理。

我读的是电大新闻学专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非常紧张，区政府领导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有别的考虑，1985年把我由区体委调到东区劳动服务公司任党支部书记。经理刘学铨，人非常好，长得有点像影星赵丹，他全力支持我读书，每逢考试前都主动安排我全脱产复习，我非常感激他。

说是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实际上就是机关招待所，设在银杏大厦五楼，有30多张床位，也对外营业，员工有20多位，大多数是年轻人，充满朝气。

在东区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了两年，工作比在东区体委简单、轻松多了，心情也很舒畅。

1986年，因区体委缺人，没合适的人选，季国雄又把我要回了区体委，支持我半脱产读电大，到1988年8月，我顺利完成毕业考试，拿到了大学专科文凭。

这时，我的心思已早不在东区了，皆因我在长沙市乃至湖南省围棋界已打下坚实基础并打开了局面，希望能到更高的层次谋求围棋事业发展。

实事求是评价季国雄，虽然他领导工作能力确实不咋地，但对围棋工作还是挺支持，后来也支持我读电大，对此我心存感谢。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季国雄老师不满50岁就病逝了。

　　图为1986年，我在东区政府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任党支部书记时，在东区银杏大厦工作。

我在东区政府机关工作的15年间，还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记录的轶闻趣事，随后再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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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