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

四川大叔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战时水陆运输。

当时日本扩大侵略战争，迫切需要把川军将士和武器装备运往抗日前线，又要把自沦陷区抢运出来的人员和物资从上海、南京、镇江、武汉和宜昌等地撤退到大后方——四川，而四川的交通十分不便，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出入四川的运输线几乎全靠一条长江，因而两项任务都和民生公司的业务紧密相关，在这个时候担任交通部次长，主管战时水陆运输事务，就意味着让他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上海告急以后，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三北公司的船舶共同从上海、镇江、南京等地抢运大量人员、物资到武汉、宜昌。武汉失守以后，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又汇集在宜昌等待运输，仅积存宜昌的兵工器材、航空工业器材和其他工业器材，就有九万多吨，人员还有三万多，而宜昌到重庆的轮船运力只有六千多吨，也就是说按常规运输方式，要一年多才能运完这些物资。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是国营招商局，但招商局拥有的以大船为主，他们的轮船大都不适于行驶宜昌以上的川江航线，而民生公司则主要是适合川江运输的浅水轮船，于是民生公司自然而然地成为宜昌撤退的主力，在当时渝宜间往返运输的24艘轮船中，民生公司就占22艘，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承担了重要的和不易装卸的器材物资的运输任务。

由于武汉陷落，人心极度恐慌，滞留在宜昌的各个单位都急于把自己的人员和物资运走，码头上、轮船公司办公室里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售票处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不要说买票，就是要挤到窗口面前，都难上难。这里的物资大部是军工器材，不少人是重要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及时抢运入川，关系到战时的军工生产，关系到能不能坚持长期抗战，甚至关系到到国家的存亡。就是这个时候，也就是1938年10月23日，武汉沦陷前夕，卢作孚从武汉来到宜昌，亲赴运输第一线，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坐镇宜昌，指挥撤退。

卢作孚从整顿秩序入手，他对拥挤在民生公司办公室的人们说，民生公司将连夜召集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提高客货运输效率，请大家先回去，明天上午各单位派代表到民生公司开会，宣布决定。这样，人们才三三两两地陆续退出了民生公司的办公楼。

接着，卢作孚立即召集民生公司有关人员开会，又亲自与船舶运输司令部联系，请他们通知各兵工工业单位次日上午派代表到民生公司听取运输计划安排。

在民生公司会议上，卢作孚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困难，紧接着又作了“战前”动员，他回顾了民生公司在困难中发展的历史，鼓励全体职工想出办法，战胜困难，完成这一次战略撤退，在后方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基础，这个任务关系到抗战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我们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经过会议研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

1、 灵活地运用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经验，实行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如将物资分别运到万县、奉节、巫山或巴东中转，以减少船舶的在途时间，加速周转。并进一步研究，争取运到三斗坪甚至运到南沱就卸货，轮船当天便可以往返。为了实行分段运输的方案，决定立即成立奉节、巫山、巴东办事处，并立即任命了各办事处主任。

2、 各办事处所需人工就地招募，所需驳船和其他器材，提出计划，由宜昌分公司照发。

3、 以民生的运力，40天只能运出14000吨，即使开辟短途航线，增加的运量仍然有限。因此，要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轮船木船一起上，除了充分利用宜昌现有的木船外，在四川征集木船2000只。要对不利因素作充分估计，例如木船不能如数征集，这90000吨物资在40天内就可能运不完，所以我们还必须安排40天后的第二期计划，继续抢运。整个运输计划由卢作孚亲自负责编制：

4、 要尽力加快装卸速度，努力缩短轮船的泊港时间。

5、 加强同军方的联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双方要紧密配合，以提高运输效率。

6、 关于旅客运输，决定次日开出的第一条船全部运载难童，要保证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大后方。同时，客票自二等舱以下的下铺全部只卖座票，这样运送的人数便至少可以提高四倍。

7、 各单位的人员，要有组织有计划的购票，由分公司统筹安排，避免在购票时相互发生纠纷。对零星旅客也要进行登记，在妇女儿童优先的条件下，依次购票。

8、 要保证安全，要求航政局在各大险滩建立绞滩站。在青滩、泄滩、崆岭等各个险滩配备一名熟悉该处水情的引水，负责专职领航。船舶在遭遇敌机时要机警避险。

会议结束已到次日凌晨，卢作孚立即赶到码头，登上轮船，检查登船儿童人数，并对船长说，儿童是国家的希望，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啦，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船上要安排好伙食，保证营养。

轮船启航，儿童们站立在船边，向着囤船和码头上的人群鞠躬，唱起了抗战歌曲，出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

卢作孚一看表，已经快到开会时间，又快步赶回民生分公司，主持召开物资单位负责人的会议。

在这个会上，卢作孚要求各单位停止争执，不要争先恐后，听从统一安排、统一指挥，把自己的物资分清轻重缓急提出清单，由轮船公司安排运输。这样一来，争执没有了，秩序正常了，轮船公司工作人员得以全力以赴，积极组织运力，办理运输。

在这场抢运中，卢作孚十分注意发挥木船的作用，他亲自主持交通部的会议，决定在重庆征集两千只木船，后来又由有关部门在湖北征集了八百只木船，这些木船抢运了大量的物资，这些不知名的船工为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万吨物资要一件件地落实，一个总计划就是要确定哪些物资要直接运往重庆，哪些物资可以运到万县、巫山、奉节或巴东，甚至只运到三斗坪中转：哪些物资要由轮船运输，哪些物资可以由木船装运。除此以外，还要制定每天的运输计划，什么物资装什么船，一件件的列出清单，以便装卸队伍按计划执行。可以想像，这样的工作量有多大，但是卢作孚历来重视计划，所以在这关键时刻，他坚持亲自制定计划，他白天守在电报机旁，随时掌握轮船的动态，晚上又到码头视察装卸进展情况，与轮船职工，与装卸工人交谈，鼓舞士气，因而很少有一点点休息时间，实在过于疲乏，也只能伏案假寐片刻。与运输有关的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的奋战，一艘艘轮船从宜昌不断的上驶，经过紧张而又激烈的与时间的博斗，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撤退，四十天后，宜昌的人员已运输一空，物资运走三分之二，又过二十天，物资也运完了，宜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码头上已没有了昔日的热闹景象，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由于杨子江上游的险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条驳船。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宜昌大撤退的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因为卢作孚晚上经常出现在装卸工作的现场，一会在这里指挥，一会在那里讲话，有人感到奇怪，上前问道，“先生，你贵姓？”卢作孚和气地说，“我是卢作孚。”这样，大家才知道，这个个子不高，衣不出众，待人亲切的中年人就是宜昌大撤退的组织者、指挥者，交通部次长，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一个实业家，不为企业的利益，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不顾企业的损益，以极低的运价去抢运国家重要的人员和物资，表现出卢作孚高度的爱国精神。正因为这项任务的紧张和艰巨，正因为这项任务关系着抗日战争的前途，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才把它比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吉利海峡著名的军事撤退，称它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也有人认为，敦刻尔克撤退是由军事部门指挥，动员了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且有军舰、飞机掩护；而宜昌大撤退却是由个人指挥，依靠的是一家私营轮船公司的力量，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掩护，因而比敦刻尔克撤退更加困难。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特别节目《记忆》也录制并播放了《卢作孚——1938》的专题片，重述了宜昌大撤退的艰苦历程。

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出版，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176页还评价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运送出川的部队人数共达2705000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战时民生公司的船队实际上成为一支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的，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敌人没有放松对这支“运输舰队”的轰炸，以致民生公司遭受了重大的损失，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117名船员牺牲，76人伤残。

史料择自卢作孚之子卢国纶文稿

历史图片选自“宜昌大撤退文档”

编辑：程序华（卢作孚孙女婿）

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