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中的外婆家

日新月异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去外婆家，不但有新衣服穿，在外婆家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外婆每次看到我们，都是眉开眼笑，热情有加。

外婆家坐落在一个叫朱家洞的大山里，从我们家步行约两里路，翻过一个叫“大冲岭”的山坡，坡下是一条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上要经过潘家、廖家等村民居住的屋场，过了廖家，路边有一个榨油坊，也是我们常常避雨的地方。快到外婆家路的左边是一条小河，路的右边拐过一条田垄，上一个小坡就是外婆家。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简直就是一个天然氧吧，外婆家的屋后有一片翠绿的树林，树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它们就像天生的歌唱家，那婉转动听的歌声，令人流连忘返，乐不思归。

有一次，姨妈来我家和妈妈相约第二天去外婆家，一旁的我兴奋地和妈妈说“明天我也要去”，妈妈说“你不要去，我们吃完中饭就回来”，我嘟噜着嘴巴不高兴了。第二天，邻居铁匠铺家的小女儿约我去马路边的水圳里抓泥鳅，我一边抓泥鳅，一边瞅着马路上，“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了一定的收获，我们就开始“你一条，我一条”平分，远远看见妈妈和姨妈朝外婆家的方向走去，我对小伙伴说“泥鳅全给你吧，我要去外婆家”，悄悄的跟在妈妈她们后面，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到了“大冲岭”，妈妈她们在岭的上面，我在岭的下面，突然，妈妈一回头，发现我了，她马上停住脚步，我怯怯地走了上去，妈妈咧咧不休地数落我“你硬是要来，就早说啊”，“衣服也没有换，鞋也没有穿，身上全是泥巴”，经过廖家的时候，路边有一条小溪，她掏出一条手帕，跟我把身上的泥巴洗干净了，“你看看，耳朵里面都是泥巴”，任由妈妈怎么说，我默不作声，因为我如愿以偿了。

农历七月初十是外婆的生日，一次哥哥带我去外婆家和她过生日，路上，哥哥告诉我，今天是外婆的生日，进去的时候要跟外婆说“请拜寿，不要说”请拜年”，一路上还重复了几次，快到外婆家，在田垄的中间又重复了一次“是请拜寿，不是请拜年”，可是，一进门见到外婆，我的一句“外婆，请拜年”脱口而出，对我失望至极的哥哥一跺脚，冲出了们外，知道说错了的我，顿时手足无措，外婆在一旁笑呵呵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其实，在我的心里，比起生日，过年更让人记忆深刻，而哥哥的不断重复“请拜寿，不是拜年”，使我的思维更加迷糊。

在我还不到5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我读小学后，外婆就跟随在外工作的舅舅离开了老家，我再也没有见过外婆。

1971年上半年我开始读高中，班上成立了团支部，我对团组织充满了崇敬和向往，渴望着能够早日入团，可是，每次讨论入团的时候，都因为外婆家是“地主”成分而被拒之门外，自己也感觉是理所当然，因为读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就是说四川有一个大地主“刘文彩”，家里有大庄园，在当地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残酷剥削农民，“地主”在我心中就是坏人。可是，外婆家没有大庄园，没有请长工，住着几间简陋的土砖平房，过着很简朴的生活，实在无法将他们与“刘文彩”划上等号，疑惑不解的我找妈妈寻找答案，妈妈说“外公外婆省吃俭用，有点余钱就购买田土，土改的时候，因为田土多，就被划分为“地主”，妈妈的解释让我似懂非懂，不过外婆在我心中仍然是和蔼可亲的。高中阶段的最后一期，班上其他同学都是团员的时候，我也加入了共青团。

高中毕业后，许多“根红苗正”的同学，有的被推荐上大学，有的被招工，而我成了被遗忘的那个人。有一天，我和妈妈正在吃晚饭，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来到我家，跟我说，大队上分派我们生产队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队上推荐我去，还没有等妈妈开口，我一口回绝了，妈妈很生气，说我失去了一个好机会。其实，妈妈并不知道，“地主”后代的身份，让我觉得前途渺茫，不知人生路上还有多少”荆棘”，干脆老老实实在家当一个农民。

1979年1月，已经重病在身的外婆回来了，住在我家，在外工作的我，匆匆回家见到了分别十几年的她，可是我和她已经是阴阳两隔，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只有血脉相连的亲人才能体会得到。正是这一年，我国开始着手取消阶级成分，它不仅使得一部分人直接获得了新生，还使得这一部分人的子孙后代卸下了所受牵连的政治包袱，它因此也成了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历史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在党的领导下，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条条宽阔的的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一辆辆奔驰的汽车犹如一条条长龙，川流不息；人们的出行和交流也更加便捷，智能电器走进了千家万户。论财富，现在的“地主”比比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我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