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知青岁月(85)

张盛启

我的后知青岁月(85)———沈阳变压器厂五厂 笔者/盛启 大概隔了一天以后，我和张国权见到了山东起重机厂的厂长，在我印象中该厂的厂长好像姓唐，中等身材，年龄约在40岁上下，那时听他们销售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厂长还兼任青州市的市长助理，看来当时的山东起重机厂在青州市还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经过与唐厂长的反复讨价还价，最终这台主钩为50吨，副钩为10吨，跨距为13.5米的吊车，双方企业最终以53.3万元的价格在合同上签字盖章。而且供货方负责吊车的运输、安装和调试。 在与唐厂长洽淡交流过程中，唐厂长被我和张国权为了企业求生存、谋创业和图发展所表现出的“斤斤计较”，“掂斤播两”的精神所折服。他有些自嘲又略带感慨地说：“这台吊车就算是我们企业的产品开创东北市场营销的先河了，在以后的企业销售业绩中，东北地区也算有了我们山东起重机厂的一隅之地了。” 他在当天晚上招待我和张国权的饭桌上还说：“按照厂里的销售政策，本来应该给两位厂长提取一点“辛苦费”的，怎奈俩位厂长把价格压到几乎是成本价格了，实在不好意思了……”我急忙回答道：“千方百计降低釆购成本，这正是我们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啊。” 对了，还差点忘了，那天酒后临别之前，唐厂长吩咐他们企业下面的工作人员，给我和张国权每人各送了一份纪念品，说是他们青州市当地著名的特产，一块蒙餐桌用的白色镂空绣花台布。 提起这两块台布后来还发生过一个小花絮呢，那次从山东回到沈阳后，一次在企业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上，我向大家介绍到山东起重机厂订购50吨吊车的前后经过时。突然想起了对方送给我和国权厂长两块台布的事，便问张国权：“你是不是把山东起重机厂赠送我俩的那两块台布给弄丟了？”国权厂长立马回答我：“你忘了？你不让我把它送给刘老师了吗？”看来拿别人的东西送礼，印象是不够深啊。 原来我和张国权在山东青州办完业务之后，听说在我俩上厂职工大学时，教我们变压器原理的刘襄茂老师，退休后被青岛变压器厂聘请为总工程师。于是我和张国权合计借道去看看刘老师，顺便再了解一下变压器行业方面的情况。 当刘老师听说他曾教过的83届职工大学的学生到青州来办事并绕道专程来看望他时，心里特别高兴。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我俩吃饭，并告诉青岛变压器厂厂办主任晚上在厂食堂安排一下。 面对刘老师的盛情邀请和青岛变压器厂方面的热情款待，我和张国权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啊，总感觉到都快10年没有见到刘老师了，这次见面还是在青岛变压器厂，两手空空的总觉得挺难为情的。于是我突然间想起了离开青州时，山东起重机厂送给我俩两份绣花的台布，于是我也没和国权厂长商量，便悄声地告诉张国权：“不行把山东起重机厂送给俺俩的那两份礼品，送给刘老师留做纪念吧。” 从大连起重机厂的73万，到开原起重机厂的68万，再到山东起重机厂的53.3万。回想起当年在沈变五分厂那块炙热的土地上，为了企业的二次创业，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用一分钱掰两半花的精神，精打细算，敬业勤勉，走过了勤奋耕耘，拼搏进取的一段难忘的人生历程。 时至今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用一颗滚烫的心，对待工作满腔热忱，勇于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遇到困难和挫折永不服输的精神，与厂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们一起，带领全厂职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并走到了最后。 也许有的人会说，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傻了，太马列了吧。但我仍然感觉那样做是值得的，是充实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以身作则和榜样的力量，说话办事才有底气，指挥调度才能硬气…… 　　 截止到1999年年底，随着变压器主体厂房厂的竣工使用，沈变五分厂仅用了短短的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旧厂房的拆迁，新厂房的设计和施工建造，以及关键设备的安装调试，使企业初步具备了变压器的生产制造能力。 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当时资金异常紧张，企业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深感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再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变压器产品项目，除了经营者和厂领导班子居安思危，审时度势之外，没有全厂职工的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没有全厂一盘棋的思想，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在全厂干部职工的通力合作下，企业通过动员发动，全厂干部职工主人翁的意识普遍有所增强，与企业同呼吸共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空前高涨。在短短的几天内，全厂职工便将自己多年积攒的“家底”纷纷地亮了出来，交给了企业。要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每名职工能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3000~5000块钱，也不算是个小数啊。正是全厂职工对厂领导班子的高度信任，对企业的发展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企业的产品开发，升级改造工作才取得了成效。 200万元，对于企业提升变压器生产制造能力，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无疑是雪中送炭，更凝结着职工群众对厂领导班子的重托。你说我们在花钱方面能不斤斤计较，能不精打细算，能不货比三家吗？ 所以说在整个升级改造的全过程中，企业始终本着修旧利废，勤俭持家，降本增效的原则。工程项目能自己干的，决不外包；工装工具能自己解决的，决不外购。企业正是通过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在各方面十分艰苦甚至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在那段期间，企业分别自制两台和购置两台卷线机；自制了一大一小变压器铁心翻转台；外购了一台真空虑油机；完善了变压器试验台的所有必备的试验变压器、三倍频变压器；自己组装了变频机组。通过各种关系配齐了变压器试验测量所需要的电流表、电压表、瓦特表和欧姆电桥等仪器仪表并组装了“试验小车”，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建造了密封干燥室(炉)，后来企业又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开发自制了真空干燥炉…… 提起密封干燥室，不得不多说两句，五分厂在绕制第一台变压器线圈时，因为变压器主体厂房还没有竣工，干燥炉也没有建成投入使用。不得已向四分厂求援，委托四分厂外协进行干燥处理，由于四分厂操作者对于变压器线圈干燥工艺不很了解，温度控制没有掌控好，结果线圈出炉后，造成了绕组部分绝缘纸巳经烤糊烤焦而不得不重新返工…… 鉴于这一情况，我和国权厂长决定要把变压器干燥室(炉)的设计建造、调试安装要优先考虑，并与建设中的变压器主体厂房同步进行。经过与技术科同志们的实地测量和科学论证之后，决定在新建厂房中部，与吊车东西走向的方向再垂直埋设两排可进入干燥室的轨道，通过吊车和在轨道上行驶的专用平车的配合，便可将需要干燥处理的变压器的器身或线圈，顺畅的出入密封干燥室。干燥室则利用建新厂房时新增加的“夹楼”部分墙体，四壁釆用了保暖建筑材料进行装饰，干燥室的大门采用密封隔热式的结构。 密封式干燥室整体方案完工后，干燥室内部的加热线路的设计、加热装置如何布局，热电偶位置的选择及温度控制箱的配置安装等工作，对于当时的五分厂的技术部门和相关人员来说，都是以前从未接触到的事物，是个全新的学习过程。好在那时五分厂的无论上上下下，也不论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普通职工群众，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不耻下问，书本上查不到的东西，就在实践中向他人虚心求教。 那阵子技术科的曲英贤和艾俊义俩位同志，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到全密封变压器厂去咨询和测绘。通过对比分析，借鉴其他单位的经验，发现五分厂新建的干燥室的空间有限，还不能完全模仿照搬全密封变压器厂干燥炉的壁挂式热油循环管路结构。如果完全照搬照抄该厂的结构不旦干燥室容积大大缩小，随之可能带来变压器器身距加热管太近而极易造成器身或线圈的绝缘老化。 于是曲英贤又通过同学的推荐，再找到沈变工艺处的邬家义工程师并向邬工虚心求教。最后在听取邹工的建议后，五分厂密封干燥采用是的新型电加热板结构，而且电加热板固定安放在平板车下沿四周或地面轨道两侧。采用这样结构方式，既保证的干燥室的空间足够大，一次性可放入更多的变压器线圈或容量更大的变压器器身；又可以使加热板与线圈或器身保持足够远的安全距离，而避免线圈绝局部老化或炭化的现象发生。 最终技术科的同志与在五分厂补差的电工师傅们一起通力合作，完成生产变压器所必须的重要工序，全密封干炉室计设建造任务。 类似这方面的实例可以说举不胜举，那时企业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不论是技术科、生产科还是质检科，谁有能力，谁就研究解决，在哪发现问题，就地在哪处理。自己解决不了的就虚心向他人请教。总之本着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 记得当时三车间卷线圈的厂房没有吊车，几百公斤重的线圈绕制后，如何从卷线机上卸下来是个难题，稍微轻一点的靠几名工人去抬，再重一些的借助三吨叉车往下卸。上述两种方式既不安全又易对线圈造成损伤，长期以往非出大事不可。 最终又是已经从技术科调入检查科的同志，通过到沈变厂向工艺处有关人员请教，设计出专门用于可起降线圈的移动式手动专用吊车，彻底消除了安全生产方面的隐患和可能随时引发的产品质量事故…… 熟话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自从五分厂开发生产变压器产品项目以来，从1996年开始，分别有孟庆宏、金向合、张艳、石连宝等有文凭，有学历和有变压器设计制造和试验经验的同志加入到沈变五分厂的创业团队中来，他们为五分厂后续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 还有从沈变设计部门退下来的设计人员，如李嘉敏、杨伯俊、韩宝家等人，他以坐班或不坐班或弹性工作的方式，为沈变五分厂参与变压器产品的市场竞争和培养新人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