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五味杂陈的动荡年代

智慧丛生

　　已退休的我，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66年至1968年，我正值15-17岁好年华，突然迎来一波“史无前例”的动荡，懵懵懂懂之中度过了莫明其妙的三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50多年前的不少往事历历在目，时不时在脑海里翻卷，把这段特殊经历记录下来，或许对后来人会有促进反思的积极意义。

　　图为1966年，我在长沙市五中时的学生照。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突然间，一切都乱了常套。

“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它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席卷中国。

红卫兵则是大、中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迅速遍及全国。

“破四旧”首次出现在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长沙市五中（现雅礼中学）是湖南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创建地，军长是湖南省军区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

那时想要参加红卫兵都要被审查三代，三代必须是“红五类”出身，才予以接纳。我所在的初76班，首批红卫兵是雷大军、李梦奇、赵滨秦、赵洪等几位。因我被查出祖父是地主，就被排斥在班上红卫兵组织之外。我是通过在军部任职的李韶红、李韶山姐弟俩才得以入围，这姐弟俩的父亲李砚农是我父亲在株洲冶炼厂工作时的老同事，后任湖南省建工局副局长，姐弟俩很了解我。姐姐安排我在军部搞宣传，给我的任务是，凡有的“最高指示”下达，必须第一时间在校园里，大街上贴刷宣传标语、口号。此外，我还为军部画了几幅游行抬用的毛泽东版画像；我跟随军部红卫兵纠察队上街“破四旧”，那阵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翻出父亲保存下来的军装，扎上军官用的武装带，套上红卫兵袖章，着实“威风”了一阵。

五中老校长郭觉因受不了批斗冲击，含冤跳楼，倒毙在教学楼大门口西侧，宣告五中一个时代终结。之后，全校停课，进入大动荡时期。

　　图为1966年，流行穿军装，我身着父亲的将校呢军装拍的照片。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十六条”出来后，全国的红卫兵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大串联”，四处点火，八方扇风，目的是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把群众发动起来投入“史无前例”的运动。

8月12日左右，我在位于长沙五中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开了张介绍信，证明出身“革命干部”，成为五中第一批外出“革命大串联”中的一员。记得母亲给了我20元人民币，我就独自赴北京串联去了。那时，大串联坐任何车都免费，火车厢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内，都挤满了头戴各式军帽，身着各式军装，都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那人数，那场面比如今春运壮观多了。

火车到保定时，上来一队戴首都红卫兵纠察袖章的学生，查验每个人的介绍信，没有出身证明的一律被赶下车，不准进京。

　　图为1966年，位于五一路的长沙市委、市政府大楼。

1966年8月19日，我在五一路长沙市委大楼门前，亲眼目睹了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大批学生静坐示威，要求打倒“走资派”市委书记孔安民。

红色政权保卫军随即出动“保卫省市委”，双方爆发冲突。

“八一九”事件后，以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打成保守组织，随即被解散，退出“运动”，我成了逍遥派，父亲也莫名其妙的摇身一变，成了“走资派”，我瞬间从天上被摔倒地下，由“红五类”归于“黑七类”，也就退出了“红卫兵”，更无资格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

　　图为1966年，停课“闹革命”时的我和妹妹杨锋。

我第一次串联是1966年8月中旬去北京，第二次串联是1966年11月底去了南昌、杭州和上海。第一次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第一次游了杭州西湖，第一次逛了上海南京路、外滩、大世界。

记得在北京到了北大抄五花八门内容的大字报，到团中央参加“批斗会”；在上海是住在虹口区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待站，到复旦大学去看了大字报，还特意去了人民广场附近，黄陂北路《围棋》月刊社参观。第二次串联基本上是游山玩水，免费旅游，母亲给带的20元钱花光光，还向接待站借了10元钱。

　　图为1967年，学弈才二年，16岁的笔者。

回长沙后，无所事事的我，便下围棋打发时光，我对照《围棋》月刊，不停地打棋谱，学了即用，与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子弟刘群、欧阳振强等，一天到晚“疯杀”。

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位于窑岭，有色院的大人们介绍我去该厂，挑战杨总工程师。在杨总家，认识了前去对弈的长沙市一中围棋高手易向凡、梁鹤年，这才知道天外有天。通过梁鹤年又认识了在长沙市十二中就读的杨云杰。

梁鹤年师从全国名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函授教师郑定远，1966年，郑老先生动乱中受冲击跳楼自尽，梁鹤年便在长沙、在湖南一枝独秀，无人能敌。

　　图为1967年，我在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灯光篮球场训练。

下围棋之余，有色院一帮子弟在原八一青年队教练窦伟指导下操练篮球，窦教练退役后分到了设计院下属的勘察公司工作。他球艺了得，既教我们技术，又教我们战术，使得有色院子弟篮球队在附近小有名气。我们曾战胜过曙光电子管厂、长沙勘察公司等成人队。

记得有色院子弟篮球队训练时，常常比在罚球线投篮，看谁进得多，谁投不进谁就准备自觉站在三秒区内挨球打。站位定在哪，由最后胜利者用篮球撞击篮板，球反弹落地后的点就是其站位，被惩罚者背向篮板站立，主罚者用篮球撞击篮板后反弹“砸人”。主罚者以此为乐，被罚者老实自愿受罚，非常有趣。不过，我经常就是那位主罚“操刀”者，久而久之，球伴们都怕跟我玩这游戏了。

　　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坐落在五一路的中苏友好馆。

1966年6月6日，轰动长沙的“六六”事件在中苏友好馆发生，我亲眼目睹，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图为“文革”中的长沙五一广场。

1967年8月，长沙发生了“解放路事件”，造反派内讧，位于五一广场西南的湘绣大楼遭遇火灾，我在有色院宿舍五栋楼顶乘凉，远远目睹了火光冲天，曳光弹频频划破夜空……

　　图为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十年动荡年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八大样板戏的代表都被拍成电影占据了老百姓的娱乐生活，与百花齐放的文革前影、剧作品比，显得非常单调，不过，精雕细琢的样板戏艺术水平的确很高，值得点赞。

　　图为1968年12月13日，长沙市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同学奔赴“广阔天地”前的一次人数最多的合影，后排左二为差一个月便满18岁的笔者。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老三届”毕业生闻风而动，掀起一股上山下乡热潮。

1969年1月，我和妹妹告别了长沙，告别了父母，奔赴河北省完县（现顺平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插队落户“修理地球”。

　　回顾1966年至1968年停课“闹革命”的三年，我庆幸未荒废时光，而是趁机操练了篮球和围棋技艺，为日后将篮球作为进单位的“敲门砖，将围棋作为事业来追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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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