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人生》

刘新桥

《人生》的帷幕刚刚拉开，就狂风怒吼，电闪雷鸣。有个高中学历，能说会写，健壮而漂亮的小伙子沮丧了。他就是高加林。村党支部书记高明楼让自己高中刚毕业的儿子顶替了他的民办教师职务，他痛苦、悲愤。这时，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村里人的非议，以自己纯真的爱情慰藉着他寂寞的心，激起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不久，他的叔父突然转业回地区当了劳动局长。原来欺凌过他的人为了讨好领导，又热心替他“走后门”，使他一跃成为县委宣传干事。他工作出色，一时几乎成了县城里的一颗“明星”。就在此时，城市的色彩和高中同学黄亚萍的爱情给了他很大诱惑，他向往通过黄亚萍的父亲进入大城市工作。他终于断绝了和巧珍的关系，准备远走高飞。可是好景不长，“开后门”的事情被揭露了，他又一次被退回农村。和黄亚萍的结合已变得不可能，而巧珍又在悲愤中出嫁。

这就是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

作者笔下的高加林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顽强进取，不懈地追求；他渴望现代文明生活，不甘心囿于狭小的天地，他蔑视旧的封建观念，在同巧珍的恋爱中，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巧珍骑着一辆车子去逛县城，回来后着手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闹了一场“卫生革命”。应该承认，在八十年代初期，高加林身上反映出的这些凝聚着时代色彩的新素质，这样一种饱含青春气息的活力，这样一种力求改变守旧状况的渴望，是闪耀着光彩和魅力的。另一方面，他的进取和追求又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因素。他的追求，是脱离土地、脱离农村、脱离父老乡亲的个人追求，而且他的个人欲望又是无止境的。他不安于当一辈子农民，要离开农村到城镇当吃商品粮的干部，在县城又向往省城，更向往直辖市。贯穿他的整个活动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刚强性格。作者用严峻的现实主义笔锋，深刻而又艺术地表现了高加林的性格特征。

　　他的思想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不仅是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坚毅刚强的性格，而且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高加林缺乏的恰恰是后者，他的所谓“理想”，就是“不当土地的主人”，到城镇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在学生时代就萌发起来。他在县城读高中时，体验过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尽情地呼吸过现代文明的空气，期待有朝一日在城里建功立业。结果，他没有考上大学，更不说分配在城里工作了。他回村当了民办教师，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刻苦精神，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他自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转为正式教师，然后再向城里迈进。可是他的民办教师职务被人顶了下来。要是从此不再想入非非，安心务农，他也许不会跌跤。然而高加林的顽强性格决定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他的进取思想和坚强毅力支撑他在生活的海洋里搏击，然而他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又使他辩不清方向。这就难免游向失败的境地。他有理想，有抱负，并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他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在大城市里落脚、发展，应该说这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他的理想缺乏坚定的内核，没有把个人的理想同现实生活统一起来，没有把个人的条件同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只是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之中，只是局限在个人奋斗的圈子里。按照老人的土话说＂他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这就潜伏着在环境条件变化以后走上歧途的可能性。高加林后来在人生路上的发展变化，正是如此。

片面追求个人的幸福使高加林疏远了对土地的感情，失去了生活的根基。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大马河的山川养育了他，他知道农业劳动的伟大与艰辛，从不鄙薄任何一个农民。但他没有当农民的思想准备。作品恰如其分表现高加林从学校到农村的精神面貌。他认为在农村没有出息，只有到城里才能求得个人的发展。他不喜爱家乡单调的黄土，羡慕城市的五彩云霞。他进城后，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了。刘巧珍进城看望他时所说的十二个猪娃压死了一个还剩十一个、堰子加高了、水井修好了，高加林对此不感兴趣。然而，美味的猪肉，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哪一样高加林不需要呢？他只顾考虑个人的前程，追求个人的幸福，而对土地的感情就渐渐消失了。作品中的土地，象征着生他养他的亲人，象征着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离弃了土地，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免疫力，失去了生命的根。正如德顺老汉所批评他的那样：“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不知你是上天还是入地呀”！高加林忘了本，走在一条自我奋斗的狭路上。当一个人把私欲举在头顶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树立正确坚定的生活原则，他必然会在人生的路上摇摆不定、踌躇徘徊，甚至碰壁跌倒。

　　出人头地的欲望又使高加林步入歧途。他本是生活的不幸儿。当不正之风把他刮到生活的峡谷时，他苦恼、愤慨，准备与高明楼等人决一雌雄。按道理，他应该反对搞歪门邪道。可是马占胜、高明楼等人为他“走后门”，使他当上县委宣传干事时，他并没反对，而是坦然地接受了。虽然心里有过“惴惴不安”的一闪，但是马占胜的一句“哪个猫都吃腥哩”就平息了他那脆弱的不安。为了跳出“农门”，超人一等，高加林怀着侥幸的心理，走进了县委大院。他真正的人生悲剧就从这里开演了。

在县城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中留下印迹。作者对他这时的精神状态有深刻的剖析：“他内心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一种骄矜和自傲的感觉，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时不由得轻飘飘起来……

但他有时又进行严厉的内心反省：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不能满足于在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如果不注意，他的前程可能受到挫折”。作者的洞察力是锐利的。高加林此时最关注的是他的个人前程。个人主义思想在自觉地支配他，有时似乎在推动他做出成绩。但是在生活的岔道口上，正是这个日夜困扰着他的幽灵，指使他错走一步，再错走一步。当他和黄亚萍旧情萌发，重新恋爱中，“远走高飞，到南京市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成为最重要、最有分量的砝码。于是，他权衡了利害关系以后，就决定和巧珍断绝关系，跟黄亚萍奔向远方。刘巧珍纯真的爱情被他个人的私欲压倒在冰水之中，他狠心地抛弃了刘巧珍一腔赤诚如火的爱情，他伤害了一颗纯洁坦真的心，也暴露出他灵魂深处的个人主义的腐朽杂质。这是很难用什么没有文化、没有情趣的陈词来遮掩的。可悲的是这个所谓有文化、有情趣的“现代派”姑娘黄亚萍，却不过是只能与他在城市同享乐，而难于陪他在农村共艰苦的角色。这一点高加林是明白的。当风浪骤起，“走后门”的事被揭露后，破灭了不仅是他那远走高飞的梦，也包括他与黄亚萍那并不牢固的“爱情”。然而曾经献给他一片天真和痴情的巧珍，他却永远的失去了。当他孤魂般地走在回乡路上时，山坡上飘来的是孩子们辛辣而直率的今天游歌声：“哥哥你不材，卖了良心才回来……”。这利箭般的闪射着真理光辉的古老歌谣，令人动魄惊心，直砭肌肤。只有在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有了五脏俱焚的痛悔。

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主要是他自己造成的，和他的事业悲剧一样，是他的个人主义的杂念直接导演的。他爱刘巧珍，不仅爱她那“白杨树般的苗条身材”，更爱她那“金子般的美丽心灵”。不可否认，他对巧珍的感情是真实的，同样，他被个人欲望引起的内心骚动也是真实的。看到高加林痛苦惆怅的神情，巧珍既盼她出去工作，又担心他会离开她。这是一个开始就存在的、甜蜜而又痛苦的矛盾。对于高加林来说，刘巧珍是一个宁静温柔的港湾，而不是理想的彼岸。他离开巧珍而爱上黄亚萍，主导思想是不愿把自己拴在小县城里，而要向更高的目标迈进。高加林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就象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一样，驱使他无穷无尽追求。这是造成他第一次爱情悲剧的主观原因。至于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则明显地参杂着个人私心。他们的爱情基础是建立在高加林不当农民之上。这说明他们对待爱情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换的婚姻其感情基础是比较淡薄的。这一点是高加林第二次爱情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可以推断，高加林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不一定得到幸福。南京比高加林出色的人不知有多少，黄亚萍有可能甩掉高加林而去爱其它男人。他要是和巧珍结了婚，巧珍一定是位贤妻良母，整日操劳，毫无怨言，把自己全部的心血花到丈夫和孩子身上，并且感到满足。他们生活虽然比城镇艰苦一点，但会生活得很幸福。令人痛惜的是，高加林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诚如德顺老汉对他说的“回来劳动并不可怕，劳动不贱。可你把一块金子丢掉了。巧珍，那是一块金子啊”！

高加林的生活遭际和思想面貌，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具体地向青年朋友们说明：个人主义是污染心灵的祸水，它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人生路上的大敌。当代青年千万不可以用不正当手段和凭侥幸心理来达到个人目的，就是个人合理的要求，也不能靠歪门邪道去实现。那样做即使一时得逞，最终是要失败的。高加林的悲剧还启发人们：个人的追求还须以现实为基础，那种我行我素，好高骛远的追求是行不通的。

　　除了高加林的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对于促成高加林的悲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是客观实际生活中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对于人物性格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社会环境。”《人生》的作者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客观真实地再现这个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高加林的悲剧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高加林生活在城乡之间的“交叉地带”，是一个能够呼吸到城市文明空气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习俗的“角落”，是一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具体的生活环境。在这里，改革的春风还只是刚刚吹拂，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的生活方式给一个有文化、有抱负的回乡知识青年造成精神上的压抑，党内的不正之风又把这样的青年吹到痛苦、彷徨的境地。这样的社会环境对高加林来说就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在生活的海洋里，高加林刚刚撑起人生的风帆，就遭到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的袭来。这股风简直像怪物一样，不仅在物质买卖方面大显神通，而且在人事调配方面也“法力无边”。高加林本是一个有热情、有才干的民办教师，却被大队书记高明楼和公社文教专干马古胜（后来的县劳动局副局长）轻易而举地从“后门”排挤出了教师队伍，换上了一个弱者。对高加林来说，虽然没有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却诱发了悲剧性的因素。那就是高加林产生了很强的报复情绪：“只要高家村还有高明楼，我就非要比他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高加林决心要和他们比个一高二低。他在学生时代，就有自己的理想，就有个人奋斗的火苗，报复的情绪就如助燃剂，把星星火苗变成了一团烈火。后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变得那么浓厚，以至走向岔道，这难道与高明楼等人没有一定关系吗？

马占胜，这个曾经伙同高明楼一起欺凌过高加林的人，一旦发现高加林的叔父是个职务不小的“官”，立刻为高加林“走后门”，转眼之间，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高加林用以工代干的名义送到县城里当了县委的宣传干事。这种人吹牛拍马，看风使舵，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高加林毕竟是年轻人，没有从马占胜瞬息变化的面孔里看出世事的复杂性，没有从自己命运的急剧转换里，看出马占胜给他铺设的并不是铺满鲜花的路，而是一条不正当的歪路。他的命运从这里开始转折，最后又在这里跌落。这难道与马占胜等人没有一定责任吗？

社会上象高明楼、马占胜这样的人各地都有。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毫不手软地给那些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当头一棒，使他们失去生活信心，或产生报复心理。可有时候，他们又出于个人目的，一下子把这样的青年送到顺风船上，使他们飘飘然、昏昏然，辩不清生活的航道。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不正是这些作风不正的干部在作鬼作怪吗？

还有张克南的母亲，这个药材公司的副经理，浑身散发着官场与小市民的混合气息，她是城镇市侩人物的代表。她撒泼刁钻、俗不可耐，在高加林坎坷不平的人生路上起到了很坏的作用。高加林从教书被迫当农民，心情本来就不舒畅，他怀着羞涩的、沉重的心情到城里挑大粪，却受到了张克南的母亲的粗暴侮辱。她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看不起庄稼人，更讨厌在她附近挑大粪的农民。她那傲慢的姿态、讥讽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高加林的自心。他暗发誓：“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在这里生活的年青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屈辱呢？”这种屈辱从反而教育了他，催发了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因素，滋长了爱虚荣和好胜等毛病。他之所以非要脱离农村，不能说与市侩人物的“激将法”毫无关系。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何止欺负一个高加林呢？他们口头中的“乡巴佬”、“下里巴人”等讥言讽语和种种轻视庄稼人的行为，不知伤害了多少农村青年的心。后来，还是张克南的母亲，认为高加林抢走了她的儿媳妇儿，出于报复动机，借反不正之风为名，控告揭发了高加林“走后门”，又把他挤到农村。这是多么卑鄙的行经！红头文件，法律法规是公正的、客观的。然而有的人恰恰利用其公正客观性来暂时达到他的那种很不光彩的目的。

高加林的叔父和黄亚萍的父亲，他们都是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下一代身上有某些不健康的因素，然而没有热情地、耐心地进行循循善诱和批评教育。当高加林想通过叔父高玉智的关系找工作时，作为地区劳动局长的高玉智只讲党性不允许、原则不允许一类大道理，而没有给高加林指出正确的道路。当“走后门”的事情暴露后，他只是一个电话打回县委令其将侄儿退回农村。这种老干部的坚定原则诚然可敬，但和德顺老汉对高加林的教诲相比较，人们立刻感到，在这种原则性的背后，似乎少了什么。本应该对青年一代走上正确道路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却很少关心他们的成长，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老干部是尽了职责的。同样，黄亚萍的父亲，一位县武装部的部长，他又不同于高加林的叔父，女儿就在自己身边，可他又尽了多少职责呢？他过分宠爱孩子，耳闻目睹女儿在恋爱方面的偏差行为，却不制止、不教导，听之任之，这对造成高加林的悲剧也是有间接责任的。

　　除了具体的人物关系，高加林的悲剧还有更深广的社会土壤。在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三大差别，还存在着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由于封建思想而造成的男女文化上的悬殊。这些都是促成悲剧的社会诱因。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即使是最荒唐的意识，都总是有它的客观原型”。高加林的思想意识中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都很之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他向往城市生活是因为农村比较贫困，而且不利于他发挥特长。所以，他的个人追求有不正确的东西，也有合理的部分，当合理的要求受到压抑时，他的悲剧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需要加以改造的不光是他的主观世界，也包括客观现实。例如：由于国家干部编制和来源渠道的限制，尽管他是一个称职的宣传干事，也还是被退回农村。若是公开招考事业单位人员，不用走后门，高加林奋起一搏，也许成功，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怨天尤人。打击歪风邪气令人称赞，可是埋没人才又叫人可惜。他离弃刘巧珍固然使人愤慨，但刘巧珍的父亲重男轻女，不让她上学，造成她没有文化，人们也为之惋惜。这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所以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在一段短暂的人生旅途上，高加林失败了。不可否认，社会环境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例如：三大差别的存在、少数干部的作风不正以及黄亚萍的多情、克南妈的势利等等，对于造成涉世未深的高加林的人生悲剧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高，加林思想性格上的弱点是导致他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一味追求个人的发展，脱离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明知不该轻浮而偏去追求虚荣，不忍割舍旧情却又贪恋新欢。他本身就是一个上进心夹杂着虚荣心、英雄主义混含着个人主义的矛盾世界。在他经历的这段人生路上，既有交错的社会矛盾在背后牵线操渲，又有莨莠杂陈的自身思想矛盾在其中推波助澜。因而，他的种种机遇，表面上看充满了令人惊诧的偶然性，其实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高加林最后也终于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也许被彻底毁灭了。”

高加林的幡然猛醒预示着他的人生悲剧至此结束。作品最后点明马占胜被撤职，高明楼受到处分，这些都显出了生活的“亮色”，说明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正在被克服。高加林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一定会在社会中找寻自己相应的位置，社会也一定能够为他提供理想的归宿。

作者 刘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