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汽修厂的青春往事

智慧丛生

　　已退休的我，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70年至1972年，我正值19-21岁，风华正茂，不经意间，踏入工厂大门，经历了两年学徒工生活，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宝贵的历练。

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前的不少往事历历在目，久久萦绕在脑际，记录下来就不会留下遗憾。

　　图为1970年春，参军在株洲的大弟因公来长沙，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母亲赵立新、父亲杨林；后排左起：大弟杨志明、杨志存、小弟杨志同。

1970年初，我从下乡插队的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返回长沙。

记忆深刻的日期是1970年4月1日。那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

当时，姐姐杨冲和妹妹杨锋在“广阔天地”，大弟志明在株洲新兵训练，小弟志同在长沙市第十二中学读初三。我和父母及小弟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卫星发射出的《东方红》乐曲，着实为国家科技进步感到骄傲和自豪。

　　图为1970年，我到韶山接受“洗礼”时的留影。

父亲杨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干部，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与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剥夺了工作权，只有反省检讨的份。父亲工资由每月202元猛降到50多元，家中住房也由二室一厅一厨一卫减少至一室一厅，两家共用厨房、厕所。

1964年，父亲由株洲冶炼厂调到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先是暂住三栋，后搬入五栋中门二楼右边三室一厅，1966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被“造反派”勒令搬到对面二室一厅；不久，又被勒令腾出一间，我们家7人只让住一套间，另一单间先是一双职工结婚后用，住了二个月就搬走了；之后张中文叔叔和傅慧芳阿姨带张大接着入住，后张大又有了个弟弟；他们不知住了多久，张文叔叔带两个小女儿入住；直到父亲“解放”了，我们家才又恢复二室一厅居住。一直住到1980年，有色院落实中央离休干部政策，我们家才搬到对面三室一厅居住。那时候，幸而我姐、妹、大弟都在外地，否则一家七口两间房怎么住啊。

　　图为1970年夏，我在长沙桔子洲头留影。

父亲当时还未被“解放”，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黑七类”，是受管制的人群。我们作为子女的也从“红五类”莫名其妙的变成“黑七类”，受到歧视。

那时，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走资派”的儿子国营单位无人敢要。这时，地处长沙市文艺路口的长城汽车修理厂招工了，这是个东区办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全厂不足三百人，但厂篮球队却是长沙市东区(现芙蓉区)冠军，可该厂条件差得仅有一块半边篮球场。

那场在轰轰烈烈的“动乱”中，有色冶金设计院的一帮家属子弟闲得无聊，在原八一青年篮球队教练窦伟指导下，球艺大长。有色院子弟篮球球队在有色院附近很有名气，我是主力之一，有"投篮机器"绰号，跑投，急停跳投是我的两项绝活。

负责招工的人事干部王淑文是湖南省建工局一位副局长的夫人，得知我篮球打得不错，就亲自上门说服我和父母。她最打动人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说厂里有一批篮球爱好者，是东区冠军；二是说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等一批未解放高干的子弟也在厂里，不会亏待；三是说闲也是闲着，不如先进厂，有好的去处随时可以走。

我和父母因此动心，便被作为学徒工招入该厂，工资每月18元。

　 图为1971年7月，我（左四）与进厂的学徒工们，在厂长赵星光（前排右五）带领下，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在故居前合影。

该厂位于现在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路交叉处的西北角，用钢筋弯成的拱门上，焊着用铁皮制成的七个大字：长城汽车修理厂。

进入厂大门是一段约二十米长的小坡，往右边一线依次是砖木结构的传达室、财会室、底盘车间、蓬套车间和喷漆车间；中间是木工车间、电工车间和钳工车间。

往左上坡就是半边篮球场，常停满待修的车辆，多数是解放牌、黄河牌卡车、嘎斯69吉普车、上海牌轿车等。

顺球场再往里走，便见到一间高大宽敞的钢筋混凝土厂房，这就是我的工作地——引擎车间。

　 图为我（右）与师傅彭治国（左）和学徒工蒋之捷合影。

我的师傅叫彭治国，约30岁，他还同时带了与我同时进厂的师妹廖清莲。与彭师傅同班组的另一位黄师傅则带了蒋之捷、易素德两位新学徒。

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的确也在厂里底盘车间工作，他年龄比我大，加上沉默寡言，我们没啥交往。此外，还有湖南省煤炭厅的一位姓傅的干部子弟也在该车间。不久，随着张平化书记被“解放”，张自维悄然离厂。

长城汽车修理厂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地，其实是“藏龙卧虎”之处，回头看来真是人才济济，厂里有故事的能人太多，只是，在倍感压抑，人人自危的年代，各人都讳莫如深，深深隐藏以自保。

彭师傅其貌不扬，左眼有点斜视，却是大学毕业生，语言水平颇高，修车技术上乘。问起他的经历，他老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感觉是位很有“故事”的高人。

同时进厂的蒋之捷后来厂里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做到了长沙市车辆管理所所长的位置。

　　图为我（右）与引擎车间的黄长生师傅在长沙清水塘纪念馆参观后留影。

记得刚进厂没多久，底盘车间发生一次惨烈事故，一名30多岁，叫徐申旦的师傅进入车底检查时，另一师傅不知车底有人，在驾驶室点火试车，底盘传动轴突然极速转动，将正在检查的徐师傅头部打裂，导致他当即死亡。对我特别好的徐师傅就这样意外走了，我至今怀念他。

　　图为我（中）与赵星光厂长（左）、邓建斌师傅合影。

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中苏边界，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之后苏联扬言要对我国施行核打击。

毛泽东主席强调要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和布匹，要挖防空洞，要修工事。根据这些精神，196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运动。

我们刚进厂的学徒工第一项工作就是挖防空洞，也是检验一下学徒们的劳动态度。洞口一处在厂内，一处在韶山路上。每人发了一套深蓝色粗布工作服，两双线手套，一双雨靴，幸而我在农村锻炼过，能吃苦，挖防空洞也不觉得累，表现挺好，不到半年，就被厂团支部书记曹德君亲自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给我注入了进一步积极要求上进的强大动力。

随后，厂党支部副书记、厂长赵星光勉励我继续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图为1972年，我在驾驶室留影。

技术上，我勤钻研，进步很快，深得师傅们喜爱。那时刮轴瓦是一项用刮刀刮的细活，技术要求高，搞不好就刮成了废品。将轴瓦装上，螺丝不要太紧，转动轴使其产生摩擦痕迹，拆下轴瓦，用刮刀轻轻刮掉摩擦痕迹，反复此过程，反复刮瓦，直至整个瓦片的接触面与轴摩擦后的痕迹完全吻合，呈鱼鳞状为最好，整个过程不能用油，比较费时费力。对这项技术，我在引擎班学徒中是最早达标的。

什么修化油器，镗缸等技术我都很快掌握了要领，能独立操作。

修好车后都要试车，我也就学会了开车，不过，非常时期，不需要驾照就可上路。记得每每修好车，就随师傅去东风广场试车，挺惬意的。

　　图为我在家里构思讲用会发言稿。

1971年初，东区掀起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热潮，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人们的必修课。

我在农村插队时，有组织农民在田间地头学习的经验，正好辅导厂里职工学习，也因此被评为长沙市东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到东区区委礼堂作了一次讲用报告，引起东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代表彭松柏的关注，他了解我的家庭基本情况后，指示厂里把我作为政治学徒培养，由此，我人生的转折点又一次出现。

　　图为1971年11月14日，厂团支部组织全体团员到长沙桔子洲头过组织生活后合影。中排左二为笔者，后排左三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支部书记曹德君（已逝），前排右三是我在厂宣传组工作的同事彭再华。

厂领导非常重视区领导的意见，把我从引擎车间调到厂办公室搞宣传工作，写标语横幅、刻钢板印刷、出墙报、广播宣传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一时间把厂内宣传搞得有声有色。

与我同在厂办的还有一位叫彭再华的女师傅，她比我大四岁，钢板刻得不错，播音也挺好听的。

　　图为我在长沙市浏正街菜根香巷同事王立贤家中，为他和夫人拍的合照。

1972年7月，厂里又招进一名普工，到厂办接替我搞宣传，他比我大两岁，业务能力比我强，不仅字写得好，绘画非常棒，普通话也比我标准，还会唱歌，音色浑厚，非常美，特有磁性；更引人注目的是个比我还高，人也比我帅，是那类对所有成年女性都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美男子。他性格又温和，人谦虚且低调，堪称当时我见过最完美的男人。要说有啥瑕疵，就是他脸上右颧骨部位上有一块明显的黑色胎记，破坏了容貌，这点丝毫不影响我对他完美的感受，我由衷佩服这位人才。他叫王立贤，后来调到东区革命委员会广播站做播音员，再后来升任站长，直到升至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位置退休。

后来，我才从厂长赵星光口中得知，厂里知道早晚我会被上调到区革委会工作，故提前物色了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的宣传工作。

　 图为我（左）与比我大的学徒工厉介福（中，已逝）、傅志忠同框。

我家离厂不到一公里，记得早在1966年，我从文艺路往西面浏城桥方向去五中上学的路上，时常迎面碰到一位美貌年轻女子，颜值不输当时的电影明星，我几乎每次碰见都自觉地瞥她一眼，但始终不知道她是哪个单位的，这事儿权当是遇到陌生路人，过去就算了呗，没想到她竟然成了我的同事。她叫周惠霞，要不是比我大四岁，在情窦初开的年代，我没准会勇敢地追求她。她在电工班工作，其父母都在长城汽车修理厂，我一直称她周师傅。“厂花”周师傅是一看就能让男人心动的美女，她最终被本厂与我同在引擎车间的简金林师傅追求到手，遗憾的是婚后不久周师傅患了抑郁症，我离厂后，听说她自杀身亡了，我得知后不胜唏嘘。

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年代，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不可能早恋，否则“上进”就没戏了。到1972年，我姐姐、妹妹、大弟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按父母对姊妹们的要求，我已经是落后分子了。同进厂的女学徒工中，有四人明显对我有“好感”，有的主动约我看电影，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有的老来我车间看我修车，有的干脆“露骨”表白，我虽心领神会，可入党前我是不敢或曰没有心思谈恋爱的。

长城厂学徒工中成功配对的有与我同进厂的厉介福和李毓华，他俩都在引擎车间，可惜他们结婚没多久，印象中不修边幅，个子矮墩墩的厉介福因车祸过早去世，不久李毓华也追随老公走了。

厂里有两位黄金辉，男黄金辉是年轻师傅，女黄金辉是与我同进厂的学徒工，她后来与厂里一位王姓师傅结婚了。新学徒工中，还有一位羽毛球打得不错，在蓬套车间，叫彭笑琳，人长得可爱，她也嫁给了本厂一位师傅。

　　图为我在厂里是基干民兵，1971年在长沙树木岭靶场实弹射击，10发命中83环后留影。

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录取，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学生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

我在1971年被厂职工们推荐时，要是坚持一下也就上大学了，可厂领导做工作让我放弃，理由就是我是区里点名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人选，不要辜负组织的关怀和信任，最终我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由引擎车间的蒋之捷顶上推荐名额上了大学。

　　图为1972年，我（后左）与油漆车间瞿莲妹（前左）、王春香两位师姐及邓建斌师傅参观湖南第一师范后留影。

在长城汽车修理厂的同事中，除了上述点到名的之外，现在能叫出名字的还有电工班苏云旗，我叫他“收音机”；油漆车间的大嗓门泼辣的黄淑华、温柔的上海姑娘瞿莲妹、老成的王春香；女篮队员徐智娟、孙桂英；美女唐梅凤、彭笑琳；蓬套车间和蔼可亲的师傅孙秀群，说话轻声细语的胡建姣；一口龅牙的傅伟城；退伍军人王金龙、邓建斌；会拉二胡的龚德勤；长辫子、爱打扮且“文艺细胞”十足的张小莉；大方、微胖、爱笑的丁新艳；我五中同学刘征平的父亲刘册三；篮球队主力、头发卷卷的施德华；个头不高，灵活、快捷的后卫张湘斌；还有篮球队的中锋许云其，因身高被称为“许长子”，家就住在出厂门右拐一百米的韶山路上。

我是厂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大多数比赛都是在东区革委会篮球场进行，许长子打中锋，我右前锋，施德华左前锋，三剑客横冲直撞且配合默契，组织后卫张湘斌穿针引线，厂队打败东区各单位队无敌手，不久，我就被选入东区篮球代表队，依然打主力。

　 图为1972年12月，我与在部队的大弟志明（右）送小弟志同（中）参军前留影。

1971年7月《人民日报》一篇公告式文章引起全世界密切关注：基辛格来到北京，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这无疑是我国当年的“乒乓外交”起了作用。

可是，随后的“政治原子弹”却是引发全球十级地震的“九一三”事件。

大约是当年11月中旬，我与厂领导和骨干一起，在位于韭菜园口的东区革命委员会礼堂，听关于“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的传达，感觉就像听到晴天霹雳，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出，紧张得双手直冒冷汗，以至于很长时间左思右想也想不通。说句实在话，至今我对此事件还未完全想明白，可见其心理冲击之大，心灵创伤之深。

这次事件之后，我对往后一切政治事件的震惊感都奇怪的消失了，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有了深入骨髓的感受，也颠覆了我的政治常识，甚至改变了部分“三观”。

1972年9月5日，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惨案发生，以色列人质被杀，全球震惊，我却觉得与“九一三事件”比，是小巫见大巫喽，不过尔尔，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图为同事们在义务劳动，修建长沙湘江大桥一桥。

长沙湘江大桥1971年动工兴建，1972年9月30日通车运营，当时没啥大型建筑工程机械，全靠“人海战术”建成。

建桥期间，厂里经常组织职工去义务劳动，一干就是一天，饭都是自己带。那时基本上是肩挑土石方，我的腰细长，腰力不足，也就能挑个百十来斤，也算是为长沙市市政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

在长城汽修厂学徒过程中，厂领导赵星光、兰春泰、王金龙、王淑文等都热情教育、培养我；彭治国、邓正强、曹德君、黄长生、赵先勇、施德华、邓建斌、廖炳秋、龚德勤、孙秀群、黄淑华、彭再华、欧阳沛兰、刘贤智等师傅都很关心我，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让我不断成长起来，我心存感激，衷心感谢。

　　图为我（后排左四）与时任东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彭松柏（后排左五）和文化组组长周定安（后排左）、东区团委筹备组长潘培德（前排左四）等人，在东区小学生运动会颁奖后，与获奖单位代表合影。

1972年10月，在我奉命到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宣传组（现宣传部）报到，正式告别了工厂生活，进入政府机关，加入干部队伍，工资也由18元提升到了32元。

就此，我的人生又翻开新的一页。

末了，听说我离开十年后的1982年，长城汽车修理厂因市政建设需要而被拆除了，可我对长城厂的记忆永远铭刻在心。

　　图为1974年，在长沙体育馆举行完东区羽毛球赛后，我为长城汽修厂羽毛球队拍摄的合影。中排左一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曹德君（已逝），左二是彭笑琳，后排左一是王立贤、左二是袁绍安（已逝）。

1973年6月，因我篮球打得不错，被调到东区文化组任体育专干，之后，组织全区各项体育赛事成为我的本职工作。

　　图为1972年，我参观毛泽东早期革命纪念地清水塘纪念馆后留影。

到1973年初，在我22年的成长历程中，做过学生，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到过机关，就差没入伍了，因眼睛近视，体检过不了关，这辈子都无缘到部队“大熔炉”锻炼，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汽修厂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政治上趋于成熟：常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思考问题；渐渐养成遇事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习惯；对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残酷性有了深刻理解；萌发了远离政治，专攻学术求建树的念头。

之后本人的经历屡屡证明，这两年的收获和经验都太宝贵了。

衷心谢谢了，永恒的长城汽车修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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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