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根记忆

永庆祥和

1975年7月，我从青海师范学校毕业，返回家乡湟源县到县文教科报到。9月份一开学，我和张文廉、吴亚萍三位同学一同被分配到日月公社（现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山根学校任教。

当时的山根学校是个戴帽初中，由县文教科指定为全县开门办学试点学校，集中抽调了谢铭、魏真、李浩林、朱桂兰等比较优秀的教师到山根学校执教。文教科副科长徐尚志同志亲自蹲点，三天两头来学校布置检查、安排指导工作。

1975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教育界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11月，省文教厅在湟源县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进一步研究教育革命“开门办学”问题。会后，县革委会转发了文教科《关于教育革命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作出指示：“要求各校要做到教师、学生、工农兵兼职教师三结合；大课堂、小课堂相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实行校、队一体，学校既是教育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同时还是科研单位。专职教师亦教亦农，兼职教师亦农亦教；学生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为了迎合全国上下这一形势的需要，山根学校大力倡导走出去、请进来，贫下中农上讲台，把学生带向田间地头，到大课堂向工人师傅、贫下中农学习；同时，又把贫下中农请进学校上讲台。如：初中课本中的《赵州桥》一课，由老师带学生到山根村雪隆口的药水河边去上课，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张贵帮亲自到现场讲解当年山根村民们修建山根大桥时的动人场景，用以突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这一主题，并给学生传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

　　为总结开门办学经验，争取更大成绩，由县文教科徐尚志副科长亲自组织抽调金利生、刘昶、罗德坤三名教师到山根学校办了“教育革命成果展览”，还展出了一些开门办学的教育成果。县内、县外学习参观的教师代表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有一位乐都县的教师参观后，在赛诗台上挥笔留诗：“开门办学课堂大，有山有水有庄稼，贫下中农登讲台，乐都喜开山根花”。

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三苦”，即环境苦、工作苦、生活苦。

山根学校地处山根村和药水村之间的一个叫颜家庄的小村子里，学校周围住着7—8户人家，多数为姓颜。学校占地约十亩左右，校舍全部都是土木结构，土墙土地土屋顶，打扫卫生时，满屋子尘土飞扬，遇上阴天下雨，教室里、宿舍里到处都是水，屋外大下，屋内小下，一旦雨停了，教师就组织学生到房顶上去踩踏，以防日后下雨时屋里再漏雨。学校里活动器材奇缺，除了有一副木制的篮球架之外，再无其它任何活动的形式；文化娱乐方面更加匮乏，学校里只有一架破旧的脚踏风琴，再也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用来丰富教师的业余文化生活。记得当时我们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眉户戏叫《要化肥》，剧情是亲家母到当生产队长的亲家家里去要化肥，理由是正如亲家母的唱词中所唱到的“你亲家吃烟烟瘾大，我为他务劳了两沟烟叶，缺肥苗黄我心里淡，没办法向亲家要点化肥来了”。亲家当即反驳道：“集体的城墙高又宽，全凭着众社员添瓦加砖，怎能发展小生产，你拆瓦来我搬砖，哎嗨哎嗨呦呀啊，你拆瓦来我搬砖哪哎嗨呦”。亲家母是由从西宁到山根村下乡的一位女知青叫袁玉兰的装扮，亲家是谢铭老师装扮的。情节讲的是通过大公无私，坚持原则的队长亲家的批评教育，亲家母认识到了自私自利，要生产队化肥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么一个故事。张文廉从家里带来了一把二胡，我从别人手里借了一把秦琴，还有一位从西宁到山根村下乡的男知青叫王利平的拉一把小提琴，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简单的乐队进行伴奏。最后到日月公社汇演时还得了一等奖，受到了表彰和奖励。工作之余，我们由一人弹奏脚踏风琴，大家齐声歌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等歌曲，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充满着阳光，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啼笑皆非。

工作中，除发放的临时教材外，没有统编教材，学校统一征订的报刊有：《青海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等，每人轮不到一份，别无其它任何参考资料和书籍。备课全靠个人的理解能力，重点当然是突出政治内容，强调突出政治思想。课堂上，要求培养学生像张铁生、黄帅一样，成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老虎，鼓励学生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开战，批判“师道尊严”，把认真上课、工作踏实的教师说成是在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辛辛苦苦地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有个学生名叫颜文海，他写了一首儿歌：“小小铁锨闪银光，随我学农上战场，我用它来把土挖，它挖我的旧思想”。这首儿歌当时发表在《青海日报》上，曾一度引起很大反响，轰动一时。

为了开辟开门办学的第二课堂，学校作出决定：除了参加公社统一安排的支农任务外，（那时候，我们带着初中学生先后到日月公社大石头、克素尔、哈城、莫多吉、双窑洞、雪隆、池汉素等村参加过秋收、开荒、整地的劳动）学校必须要有自己的学农基地。最后经过和山根村的书记，大队长协商后，选定在山根村隔药水河对面雪隆口的地方，有一块长满马莲和野草的荒滩作为开垦后的学农基地。全校师生一起出动，抡锹挥镐，开挖荒地，垒墙打坝，平地整垅，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战阴天，斗雨天，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开垦出了近20亩的三台水平梯田。墙内开花墙外红，山根学校开门办学的名气越来越大，远近闻名。县文教科副科长徐尚志调派任玉贵老师（时任县文教科教研室干部）到山根学校担任校长职务。76年春播开始后，由谢铭老师组织初中学生从药水村的河滩里拉运来了渣筏，给每个班分配任务，指导研制出了五四零六菌肥、腐殖酸铵肥料，在新开的学农田地里实施，那一年秋天，雪隆口的学农田地里金黄色的油菜花遍地开放，一片丰收的景象，有位山根村的贫农老大爷看了长势喜人的油菜籽花后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种了一辈子庄稼，从来也没种出过这么好的庄稼，娃娃们倒成了种田的高手了啊。”大家都说这是开门办学结出的丰硕成果。

那时候的生活状况更是不值得一提。教师们是统一使用购粮证，每月只供应28斤面粉，没有其它任何副食品可言，早饭是开水就馒头，中午最多也就是一碗炒洋芋，晚饭不是水兑面的寸寸儿，就是清汤刮水的面片，很少吃一顿拉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油水，向往吃上一顿肉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那时候的伙食管理员是无人敢主动承担的职务，真的是困难重重，买不来面粉，买面要到七、八公里之外的兔儿干粮站去用自行车捎回来。夏天老师们还可以在校园的空闲地方种些蔬菜来作弥补，一到冬天，吃菜就成了最大的困难。由魏真兼任伙食管理员，还是徐尚志副科长亲自点的将。

一天下午，魏真用自行车捎进来了一头约40—50斤左右的“半大拉”猪娃。我走进一看，猪身上好多地方有紫色的片，四条腿上长满了毛，猪身上的毛也未拔干净。我便说：“魏老师，这是头死猪，你看猪身上有紫色的疤痕”。魏真拉下脸一本正经地说：“嗨，这是氯霉素，吃了不得病”。说归说，大家还给它起了个绰号“尕呕心”。当时，还有三位省文教厅下派的青年女同志（其中一位听说是哪位厅长的女儿），她们是来山根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搜集、整理、编写青海省乡土教材的。她们也参加到消灭“尕呕心”的战斗行列中，几天下来，一头“尕呕心”就被让我们给收拾的一干二净了。

　　到了1976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开门办学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虽然在记忆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它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