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

徐霞音乐工作室

我和我的父亲

作者：徐霞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元宵节，自幼聪颖好学，琴棋书画皆学有所长。父亲酷爱文学，尤其喜欢丁玲的小说。1957年反右，丁玲被划为右派，父亲对此不解：“丁玲明明是左翼作家代表，怎么可能是右派？”。因为这一句话父亲就被定性为“企图为右派翻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便跌入了命运深渊。

父亲因言获罪，在农场劳动改造的三年里，他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即便之后获得自由也萎靡不振。所幸热爱音乐的他可以靠偶尔拉拉二胡吹吹口琴在音乐中获取些许慰籍。

父亲出生在工商资本家家庭，家境殷实，家风良好。他皮肤白皙身材修长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才华吸引了一位江南女子的关注，于是才子配佳人，两人惺惺相惜，不久便喜结连理。

物质匮乏的六十年代初，母亲孕期食不果腹严重缺乏营养，身怀七甲的她在去看露天电影《红霞》途中摔了一大跤，导致我早产。据说我出生时才三斤多，日夜啼哭整半年，且嗓音越来越嘹亮。父亲说，是《红霞》让女儿提前来到世界上，就取名徐霞吧。我出生的那天父亲才二十出头，妈妈芳龄十八。

父亲从我的哭声中发现了女儿天赋异禀的好声音，从一两岁开始就教我唱歌，有意识培养我学音乐。三岁不到的我已开始登台表演，第一首演唱的歌曲就是著名歌唱家马玉涛的成名作，技术难度颇高的《看见你们格外亲》。

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偶尔回到郊区父母家。记得有一天半夜家里冲进了一伙凶神恶煞般的人粗暴的抓走父亲，吓得我哇哇大哭。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愤懑而无助的眼神。父亲担心他的遭遇伤害到我幼小的心灵，便决定把我送到奶奶家去抚养。

奶奶是民国时代过来的人，尊崇三从四德，生活一丝不苟。虽然没上过学堂，但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奶奶对我十分溺爱，三天两头给我做肉饼汤吃，为了我长身体，每天逼着我吃鸡蛋喝牛奶。其实我从小对牛奶不耐受，喝完还经常呕吐。或许是营养丰富，我五岁时就被父亲送去读小学，身高就超过了同班七岁的同学。

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骑单车从郊区来到市中心检查我的作业，监督我练习拉琴唱歌，而且从入学那天起就规定我每天必须完成一篇日记。

父亲第一次教我记日记，就启发我用心观察生活点滴。譬如说，家里做桌椅板凳的树木原来住哪里？种树和伐木的人是谁？路经哪些地方来到有许多能工巧匠的工厂？循循善诱我的想象力，开拓我的视野。我按照父亲的方法举一反三，果然每天都能够找到灵感。

父亲的说话声音柔和，音色很干净，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在他抑扬顿挫的讲述中了解了很多历史典故，文学作品以及诗词歌赋。

在父亲的影响和推荐下，我看了一系列中外名著。记得第一次读鸿篇巨作《红楼梦》，深层意义看不懂，但是知道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生离死别，天各一方。我问父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林黛玉，每天过着锦衣玉食的好生活，还为什么要去死？父亲说，如果林黛玉生在穷人家庭，终日需为三斗米忙碌奔波，就不会死在爱情和相思里。在父亲观念里，活下去，并且有尊严的生存，远比爱情重要。

父亲拉得一手好京胡，也是我的京剧启蒙老师。他不仅教我唱京剧，还教我欣赏精妙的唱词对白创作，说到激动处时常拍手叫绝。

父亲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政治和经济底层的双重压制下挣扎，少有喜笑颜开之时。他对我的要求近乎严苛，我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学习文化和音乐，平时不准吃零食，只有表现特别优异的时候，奖励一块水果糖。除了体育锻炼之外，也不准出去玩耍，他总是教育我说，时间是有限的，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对于我们这种底层家庭的孩子来说，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上竞争，获得一席之地。

出色的嗓音和过硬的基本功，让我八岁就担任了样板戏《红灯记》全剧的女主角，也经常参与省市各项文化艺术活动，给外国首脑献花献唱。

父母的家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北郊农场，坐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开。农场隔壁是门岗森严的部队大院，从里面走出来的现役军人，个个穿着军装气宇轩昂，军干部家属们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和优越感。每次回到农场我都会去部队大门口伫立张望，两个大院的人毗邻而居，社会地位却有天壤之别，那时候的我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当军人，改变自己和父母的命运。

父亲知道我的心思，听说广州军区文工团招小兵，便带着九岁的我奔赴广州去小试牛刀。彼时的我刚演完《红灯记》全剧，舞台上小小年纪神采飞扬，唱念做打像模像样，。文工团领导看后喜出望外，当即表示录取。几天后一纸政审材料寄到了我父亲的单位，调查发现父亲是曾经的现行反革命，文工团便立即取消了我的参军资格。

中学时期，我已经成为南昌家喻户晓的小明星，适逢北京海政部队歌舞团来南昌招兵，有人推荐我去考试，主考官对我的专业非常满意，但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是没能通过政审，再次取消了我的入伍资格。

小小年纪的我遭受了一次次打击，让我过早地品尝到了万念俱灰的痛苦，甚至还动过自杀的念头。我百思不得其解，问起父亲，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是否真干过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父亲讳莫如深，痛心疾首地说：“政治上的事情等你长大了才能明白！为了不耽误你的前途，我愿意登报声明和你划清父女界限，或者把你过继给其他兄弟或朋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再去想当兵的事情，父亲和我也心照不宣避免触碰这类话题，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何尝不是肝肠寸断？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我长年住在城中的奶奶家，生活条件优渥，也经常出席各类社会活动、参加各类演出，获得了无数的掌声和荣誉。偶尔回到郊外的父母家，看见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和我反差极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我瞒着家人报考江西省京剧团及江西省赣剧团学员班，赚取微薄生活费。父亲看见录取通知后坚决反对。那时候“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刚粉碎，他敏锐的预感到，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即将来临，京剧样板戏独大的年代即将结束。父亲建议我立即放弃京剧，选择唱歌以寻求更大的舞台发展。于是他便雷厉风行，帮我找到江西省歌舞团马孟丹老师，从纠正发声方法开始学习唱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但是各地政策不一，那一年考卷也是各省自己出题。南昌市允许推荐百分之一的在校生，七八届学生参加高考。我作为学校唯一推荐的文艺特长生参加考试。那一年我十四岁，父亲看我未成年，不放心我报考外地学校，便选择了报考江西省最高文艺学府——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

我的音乐专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文化考试也一路过关斩将，达到录取标准。录取通知书发放前夕，学院老师突然找我谈话做工作，说考虑到我年纪太小，学院决定把我的指标划给一个成绩不如我，但年龄比我大一辈的下乡女知青。我跑回家向父亲哭诉心中的愤懑和委屈，父亲听后反却如释重负，原来他平反申诉还没有结果，担心政审问题再次重蹈覆辙影响了我。我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放弃，等来年再考。

1977年和1978年高考中间只相隔半年，父亲像发了疯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赶在1978年高考前平反了他的历史冤案。

拿到昭雪文件的第一时间，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详细谈起了他祸从口出的全部经过和所谓罪状，郑重其事的告诉我，他不曾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国家人民的事情，并且叮咛我牢记教训，踏踏实实做人，千万不可乱说一句话，绝不要错走一步路。

1978年，我如愿成为全国恢复统一高考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我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入读江西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修声乐，师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洪濂；副修钢琴，接受全面专业系统的音乐训练。

父亲还像我读中学时一样，经常去大学班主任老师那里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他也喜欢和我的同学们打成一片，开心和喜悦都写在脸上。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仍较穷困，为了学习需要，全家还节衣缩食专门为我买了一台砖式录音机。

陈洪濂老师教育有方，我的歌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前夕，我连续获得全省大学生汇演个人奖和江西省第二届青年汇演声乐比赛第一名。毕业后我被破格分配至江西省歌舞团，担任最年轻的独唱演员，在许多重大文艺活动中压轴演唱；也曾代表江西省艺术家，历史上首次出访欧洲，为国家获得荣誉！当年的江西省广播电台有一档节目名叫“每周一歌”，隔三差五播放我演唱的歌曲，连报刊电视也偶有我演出的消息，这一切都让的父亲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小时候我对父亲又怕又恨。他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甚至让我怀疑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参加工作后我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生不逢时的他把所有的理想和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女儿身上。他常说，自己的事业一事无成，只有女儿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其实他只比我年长22岁，苦难催生了他的智慧与成熟。他经常提醒我，每一天的当下都是人生一去不复返的过往，时间比金子贵重，要珍惜点滴时光。

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我从很小就有时间管理的概念，每天起床就像穿上红舞鞋的少女，从不敢懈怠一寸时光。

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身边出现了很多追求者。由于父亲对我寄予厚望，因此反对我过早恋爱。有一次居然在我歌舞团的宿舍门口走廊上支上行军床，每天像看犯人一样对我进行监控，遭来同事们好一阵笑话。

其实不管是当年15岁的大学生，还是19岁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在他眼里永远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我恼羞成怒试图要摆脱他的控制，我们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最后以他的妥协告终。

在江西省歌舞团工作第三年，在一次声乐比赛中，我有幸认识了著名音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她积极鼓励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那时候的我已经是江西省第一女高音，父亲虽然不舍我离开，但还是支持我继续在学业上深造追求。

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选择去北京二炮政治部歌舞团，圆了我童年时代穿上军装的情结和梦想。

在部队每年一次的探亲假，回家第一晚父亲都要拉着我的手彻夜长谈，他对我说的所有事情都兴致勃勃。接着就是呼朋唤友来家里吃吃喝喝，不管我是否情愿，坚持让我穿着军装给他的朋友们唱歌表演。

人到中年后的父亲喜欢听音乐看录像，后来还迷上了在电视上玩任天堂。我从参加工作的那天起，除去日常开支，余额都用来改善家里的生活。我尽其所能为他购买新磁带新录像和不断更新的游戏。每当看见他露出开心的笑脸，心里都平添许多安慰。

1990年我意欲从北京部队转业南下深圳，改行经商做行政。父亲说他从没有想到过，二十几岁的我就要金盆洗手告别舞台，难掩遗憾和难过，毕竟他为我的音乐学习付出了毕生心血。虽然他最后还是尊重我的选择，但是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在歌唱舞台上取得更高成就的。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母亲入党提拔也受到了连累。父亲自觉愧对母亲，便把自己变成了宠妻狂魔。聪明智慧的他像苏东坡那样，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变着戏法自创了很多菜系讨妻子欢心，他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伺候妻子始终无怨无悔。

父亲还是一个浪漫的暖男，我时常看见他拥抱母亲，有一次当着我和弟弟的面，追逐着母亲索吻，母亲则一路闪躲，大喊你羞不羞，难为情……

父亲也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 ，他不抽烟不喝酒，春夏秋冬从不间断跑步和晨练。除了偶尔胃疼吃点药，身体一向很好，还时常向他人标榜自己不知医院大门在哪个方向。

1993年，我们为父母在南昌市中心买了一套商品房，父亲为了节省开支，没日没夜的扑在房屋装修上，连花岗岩大理石，都亲力亲为自己搬到家。

住进新房没多久，父亲的胃痛越来越频繁。以为是老毛病也不在意，吃点胃药缓解过去就罢了。

　　1994年底，我在香港生孩子。母亲过来照顾我坐月子，留下父亲一人留在南昌。孩子刚刚满月，接到父亲的电话，说胃里长了肿瘤，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说要马上开刀。全家人急匆匆赶去南昌，陪父亲开刀住院化疗。

父亲原本就是多愁善感之人，开刀后身体急转直下，每天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病入膏肓的他说过好几次，想去贵州看黄果树瀑布。他说以前总以为来日方长，没想到这一辈子就再没机会了……听罢父亲的话，我和父亲都悲从心来，泪水满眶。

陪父亲待了几个月后，我的产假期满，需要回深圳上班。我和父亲每天晚上通一个电话，母亲说：“父亲身体瘦得已经变形，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强作精神，使尽力气想和我多说几句话！”

4月29号晚上照例和父亲通话。我告诉他过两天就是五一假期，准备带孩子回南昌看他。虽然电话那头的声音气若游丝，但语调仍是那么的亲和，思维还是一如既往的敏捷。

时隔几小时，4月30号早上五点，接到母亲肝肠寸断电话，父亲走了。

当时深圳至南昌只有下午和晚上的航班，待我抱着孩子回到家中已是夜晚。看着父亲僵硬的身体，我欲哭无泪，没有提前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悔恨，时刻吞噬着我的身心。

我是受唯物主义思想教育多年的无神论者，父亲的逝去让我难以释怀，为此我曾经一度沉迷通灵故事，我看了大量有关的电影和文学作品，期待有一天能和父亲隔空对话，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一天在火车上邂逅一位居士，他自诩就是通灵人，那些人鬼情未了的故事是现实世界上千真万确的存在，而且他已经成功帮助了很多想看望逝去亲人的人。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急忙向他求助，只要能够让我去看一眼父亲，我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给我报价，远程看一眼只需要交五万块人民币，如果近距离和父亲对话就要收费十万。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只要可以和父亲说一句话，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

我急忙把这个消息欣喜万分地告诉在外地的孩子他爹，准备取钱出远门看父亲 。孩儿他爹闻声赶回深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磨破嘴皮才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今想想都后怕，当时如果不是孩儿他爹推心置腹的劝导强行把我留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或许每个人都会在极度空虚和无助的情形下，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灵魂之上。又或许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人类还不可探究的维度空间，而父亲就在那儿等着我。

父亲逝世后我把母亲接来深圳常住，每年清明节回南昌为父亲祭扫我都要翻出所有的影集来默默地缅怀他。

父亲五十五岁英年早逝，他所有的身影都定格在英俊壮年。

去年南昌墓地被政府征用，我们把父亲的骨灰迁移到深圳。原计划今年带上新出版的唱片专辑，向他老人家汇报：离开舞台二十多载的女儿不忘初心，再创辉煌。荣获了中国唱片音乐大奖，这些成绩都归功于父亲当年的严格要求，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我曾看过一部描写二战的电影《鸟鸣》。电影结束时，一位行将就义的士兵捧起妻儿的照片，无限感慨：“人生在世，爱与被爱是唯一的意义。”

屈指一算，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六年，但是他的爱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都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里，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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