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的搬家史，——以此纪念父母

湘江岸边

今天是清明节，本应去父母坟前献上一束鲜花、烧几张纸钱以寄托思念之情。可无奈新冠疫情又起妖风，“非必要不外出”、“不要聚集”……只好发点什么来纪念一下。那么心动不如手动！就发这篇《我儿时的搬家史》

我为什么写“搬家史”，因为感觉从我们记事起我们的家就是在不断的搬迁中。弟弟李安曾经在睡梦中因为搬家而惊醒，不断地搬迁与转学让小时候的他感到不安和紧张。搬家辛苦呀！记得总是父亲在前面拉着一部板车，上面堆满了所有家当，我们在后面推着。还有，不断变化的环境、不断地转学，也让小时候的我们无所适从。写下这段历史，很有必要。

父亲李勋原来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写文章真实反映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一些现状，为当时的所谓“反党集团”提供炮弹，被打成“右倾”，下放到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大）。那时，我们家就从省委的家属区搬到了湖南师院北院的上游村。

随之，母亲从河东的长沙市第二中学调到了河西的长沙市第十九中学。那时父亲常年被派到农村搞“社教”、搞“四清”，一走就是几个月，而任校长的母亲工作非常繁忙。为了照顾母亲，我们的家就从师院的北院搬到了南院，住在新棠村1栋，这是那种带厨房，带公共浴室和厕所的住房。

1966年文革开始了，任校长的母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家里离学校非常近，红卫兵小将们隔三差五地来家里抄家，揪母亲去学校批斗。1967年，为了一家的安全，更为了母亲的安全，父亲决定将家又搬回了北院。先是住在原师院招待所（在现今的“红楼”位置）过渡，然后又搬到了新至善村61号，住在师院的高档住宅区“48家”。这住宅有厨房，有“独卫”，厕所里安装的是抽水马桶，在当时看来那是非常的奢侈的。

时间到了1969年，批斗“走资派”之风已过，这时母亲从校长位置下来成为了“班主任”，工作照样繁忙。为了母亲上班方便，我们家又从北院搬到了南院，这次住在新棠村2栋。可是好景不长，一个军工单位（801）不知从哪里搬来要整体驻扎在南院，师院的老师家属们必须全部迁走腾地方。

1970年，我们家又从南院搬到了北院，这次又回到了新至善村，住在13号。文革前，这房子是别墅，楼上楼下的，一栋住两家，住着的都是师院的知名老教授。因为住房紧张，只好一套住宅里硬塞进一户人家。我们家就这样，和一个叫梁志匡的一家人成为了住在一套住宅里的邻居。两家人一个大门同出同进，共一个厨房和客厅，多不方便呀！这样，我们又开始了搬迁。

1971年，我们搬到了新至善村5号，隔壁住的是生物系陈青莲教授。这也是别墅，原来一栋住两家，是小平房，经改造后一栋可以住三家人，有厨房，但是自来水和厕所都在外面。尽管这样，一家人已经有了独立的空间，就住在岳麓山下，周围环境超一流的好。父亲非常的勤劳能干，自己在屋外搭建了一个小浴室，房前屋后植树种花，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温馨舒适。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青少年时期，从这里“上山下乡”，77年考上大学后又从这里迈出了家门，开启了我的幸福人生。

但是，我们家的“搬家史”还远没有结束。改革开放后，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待遇，住房还得恢复“一栋两户”的原样。这样，1980年我们家就搬离了新至善村5号，又到了上游村，住房在老图书馆的后面，是老房子，前后两间，没有厕所，厨房相隔有点远。

1982年初，我们家又搬家了。父亲分得了师院茶山村1栋5号的新建住宅一套，有“独卫”，有厨房，号称也是三室一厅。哦！那个厅也是小得可怜，仅摆得下一张饭桌，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住房的面积有点小，但那可是“套间”呀，已经颠覆了以前住房的标准。很值得一提的是，对门居然住的是曾明洲老师一家。他的女儿曾琴是我的闺蜜，想去和闺蜜说悄悄话，只需跨出大门就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回到这里生儿、休产假，似乎又完成了一个轮回。

1988年，父亲转而又搬迁到北村3栋。这次搬迁理由很简单，住房的面积更大了，是三室一厅。

2004年，父亲在师大长塘山买了一套三室二厅住房。我经手了装修、搬家整个过程。这一次，住房面积更大，条件更好。自此，也结束了我们家的搬家历史。

我们家的“搬家史”见证了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在搬来搬去中、在父母的呵护下逐渐长大成人，参加工作，生儿育女……

摄于1976年，在新至善村5号门前

摄于1999年北村三栋，那时母亲已被诊断患有重病。

摄于1999年北村三栋。你看，那时的客厅就这么一点点大。

摄于2005年长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