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 知真同志 》作者：高景春

高歌

　　知真同志走了，走的太早，走的太急 ⋯⋯

黃知真同志是位土生土长的 “ 江西老表 ”。少年參加革命，故有 “ 紅孩子 ” 之誉。在江西這块紅土地上，“ 知真 ” 這个名子如雷贯耳，有口皆碑。尽管他离开曾经战斗、工作、生活的世界已五年了，但是这里的人们想起來依然是那样深情地景仰、怀念他。

我认识知真同志是一九五三年初。当時他是省政府秘书长，我是省长的机要秘书，一切工作都直接由知真同志管。不久，他调任省委秘书长、候补书记，从此接触就少了些。

然而，在 “ 文革 ” 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环境下，使我与知真同志的关系和联系更深更多了。一九七一年 “ 九 · 一三 ”，蒙古温都尔汗的荒野里一声巨烈爆炸，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覆亡。全国形势大有好转，人们都期待着 “ 文革 ” 要尽快结束。这时，知真同志已是江西省委副书记。主管组织、宣传及省委的日常工作。不久，我从农村调回省委机关，任省委秘书组负责人并兼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秘书，又在知真同志领导下工作。

在那 “ 艰难的岁月 ” 里，知真同志对遭受打击、迫害 “下放 ” 在江西劳动的老同志及其子女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的帮助他们。

“ 九 · 一三 ” 林彪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荒野之中的信息，黃知真同志先告訴了邓小平同志。不久，中央文件来了，邓小平同志与他劳动的工厂全厂职工一道听传达。小平同志聚精会神，端坐不动，不喝水，不抽烟，把中央文件的全部内容都听清楚了。小平同志兴奋地与家人说了一句话：“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并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诚恳谦虚地写道：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虽然已经 68 岁了，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侯主席和中央的批示 ” 。

小平同志这封信很快就转到知真同志手中，一天，知真同志打电话要我立即到他办公室来。我到他办公室后，知真同志拿着一封信对我说 “ 这是小平同志给毛主席写的信，你要办公厅机要交通尽快送北京，要万无一失。” 我将信交给负责机要交通的罗泉水同志，并要他做到绝对安全。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毛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决定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全国人民很高兴。

当时，小平同志向省委提出，希望在党中央通知他回北京之前，到江西各地看看，作点调查研究。省委根据小平同志的要求，从十一月十二日起，到井冈山及赣南的瑞金、兴国等县进行视察，了解民情、国情，为即将出来工作，进行整顿，发展经济，寻找依据。在各地视察后，小平同志回北京时就没再回南昌。知真同志和王田有同志接小平同志到梁家渡蚕桑场休息，中午知真同志为小平同志送行。并向他敬酒，祝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小平同志说 “ 谢谢你们 ” 。

“ 文革 ” 期间，王震同志也 “ 下放 ” 到江西东乡县附近的红星农场劳动。知真同志常去看他。当时，王震同志的处境与小平同志不同，他有 “ 自由 ”，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作些调查研究，常与知真同志交谈。王震同志的性格是快言快语，直言不讳。当年，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水稻种植方面，强行推广 “ 早、小、密、矮 ” 的措施。王震同志有看法，并说要因地制宜，要讲条件，不能一刀切。从此，这位领导人对王震同志的活动给予限制和刁难。有些会不通知他参加，交通工具不给方便。有一次，我陪王震同志去南昌，乘坐省革委会给他一部 “ 华沙 ” 汽车，在六十公里的路程中 “ 抛锚 ” 三次，王震同志气得跳脚。我将此情况报告给知真同志，他表示同情和无奈。但是，他却出主意说，要王震同志给周总理打电话，允许将他在北京用的汽车开到江西来用吗！我将此意转报王震同志，他表示赞成。并给周总理办公室挂了电话。总理很快就批准。事隔两天他在北京用的 “ 吉姆 ” 汽车开到了南昌。王震同志高兴地说：“ 知真同志的办法多！ ” 我心想知真同志 “ 办法多 ” 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关心照顾老同志，处于无奈，只好“ 急中生智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同志是江西泰和县人，是长征老同志。“ 文革 ”期间下放到江西进贤县 “ 中央办公厅五 · 七干校劳动，开始时还不自由。知真同志去看过邓典桃同志几次，并向校领导建议说邓的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应关照一下，放宽些。后来，干校从实际情况出发，解除了监制，邓典桃同志有了自由。

在多年的接触中，知真同志给我最深的感觉，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自制力非常强。和他接触、交往，或在他领导下工作，你会感到有一种可信赖感。在最困难的逆境中，他依然思路敏捷，沉着冷静，永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记得，一九七四年初，“ 四人帮 ”刮起的所谓 “ 反击右倾翻案风 ”，江西闹得最凶。当时，用中央文件，毛主席圈阅同意转发江西一位头头的 “ 告状信 ”，点了省委几位负责同志的名。省委失去领导权，由几位 “头头 ” 主持开了 “ 三全会 ” ，省、地、市领导人均参加。会议从一月开到七月，南昌开到北京。在此期间，知真同志对会议开法及 “ 头头们 ” 捏造事实，颠倒是非，非常气愤。然而，当时他们的 “ 自由 ”已受到限制。而且，天天的批斗，精疲力尽。这天，在会场上碰到我，只说了一句话 “ 晚上到我家来一趟 ”。我到知真同志家里，他已在会客厅静坐沉思，他对我说，要把当前的这些情况如实地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接着，他讲了报告的内容，而且讲的比较细，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的。他笑着对我说：“ 就辛苦你一下，今晚不要走了，到阁楼上，那有张桌子，写好后明天给我看 ”。我按照知真同志讲的内容，补充些具体事例。写到深夜三时许，“ 嘭！嘭！” 有人拍门。我开门一看，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端着一大碗面条，香喷喷地站在门口说 ：“ 高叔叔，我给你煮的面条……” 。“ 谢谢！” 我接过碗，年轻人就走了。是谁？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陈小津同志。为了他从湖北转到江西劳动，“ 造反派 ” 猛烈攻击知真同志。说他保护陈丕显同志的儿子等等。

　　给毛主席的报告，经过知真同志的修改后发出。毛主席对此报告很快作出了重要批示。尔后，中央把省委的领导人和少数 “ 造反派 ” 头头同时召到北京，中央领导先听汇报，然后出面解决。无休止的 “ 三全会 ”才停下来。

在那风雨雷电的日子里，对一些下放在江西劳动北京老同志的孩子，知真同志只要知道，他就想方设法给予照顾。有时交代我们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的儿子邓质方（要校正名字）原在江西大学读书，后来，又随小平同志转学到北京某大学继续读书。一九七六年大学毕业时，小平同志又遭到“ 四人帮 ”的迫害，邓质方不能留北京分配工作。以 “ 哪里来，哪里去！”为理由，要在江西分配他的工作。有关部门接到通知后向省委报告如何处理。我将此事报告黄知真同志，他很认真地交代：一要接收；二要安排到南昌近郊某中学；三要注意安全和保密。到九月间，“ 四人帮 ”被粉碎，形势变了，就留在北京分配工作了。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的孩子在江西劳动的，也是如此。比如李井泉同志的女儿李大荣，孔原同志的儿子孔栋，张启龙同志的儿子张（小胖），都在江西农村劳动，都分别推荐上了大学。现在他（她）们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有时见到这些同志们谈起来，还深情地缅怀知真同志！

一九八八年秋，知真同志在北京开人代会，我当时在香港工作，参加京港旅游董事会，同住在北京饭店。我真诚地想请知真同志吃顿饭，他再三说不用了，能在北京相见就很高兴。怎么也没想到，这次的相见竟成了最后的告別！

知真同志，你是一位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人。

一九九八年三月于深圳

今天是清明节，我思念双亲！爸爸在二十四年前写的一篇《忆知真 》文章，今天我把它登出來，以此紀念那些我們不曾忘记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