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老师们

老槐树

作者：王善国

刘浩培老师夫妇调往内地临行前与其他老师的合影

亦师亦友张熙民

张熙民老师是1960年从北京师大毕业后分配到哈密二中的。刚工作，就显出他的组织才能和教学水平，很快从政史地教研组调到教导处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旋出访回国途经新疆时，专程看望大学同学张熙民。

我进入哈密二中开学典礼的第一天，他就在主席台上、在全校同学面前点名批评我不遵守纪律，在台下乱讲话。我真是丢了大人。但是我没有恨他，从此后，我们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是亲密的朋友。他没有给我长期代过课，也就是断断续续的代过历史、政治。但是我一直很佩服他，佩服他的师德、人品、学问。那时候，能够教音乐课的老师很少。学校搞晚会、歌咏比赛，我们的班主任总是请他来给我们教歌、辅导。1963年二中学雷锋歌咏比赛，我们初二3班唱的《雷锋组歌》得了一等奖，就是班主任裴国莹老师请他辅导的。

作者在医院看望张熙民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因形势所迫，大部分老师都回老家或当“逍遥派”了，但张老师参加了我们的乐队，《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就是他和于淑芬老师1967年9月从上海探亲回哈密时带来的。我们曾经到过宁夏、甘肃，包括哈密的穷乡僻壤的好多地方演出，他负责打击乐和编词，还有演员们的思想工作。我们在一起风里来，雨里去，甚至刀光剑影……后来他当了二中校长、市教育局长、师范校长。他常深入基层，关心乡村牧区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在哈密教育界有良好的口碑。每年大年初二，原哈密行署副专员魏天哲都约同班同学去给他拜年。晚年得重病不能自理，很多学生自动来照顾他，买定国一直陪他到2016年12月25日驾鹤西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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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刘浩培老师

12位老师的合影中，站在前排中间的是刘浩培老师。与其他老师相比，当时刘老师的年龄并不算最大，个头又高，却与他大个朱夫人并肩站在了中间。从这样的排列中可猜出，那是八十年代末，刘老师将要离开哈密调往内地工作，临行前与诸位老朋友、老同行聚会后的合影。

刘浩培老师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年秋季分配到哈密二中工作。

1962年，我读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时，新增了一门课——《平面几何》。

第一节几何课铃响后，推门进来的是一位大眼睛、圆脸庞，下巴一圈还有一些不十分显眼的“青春美丽痘”、身着浅咖啡色条绒大翻领外套、里面衬着浅色花格围巾的高个子刘老师。他 年轻、帅气，讲话声音轻，但字正腔圆、音色浑厚。第一讲是“直线，射线，线段和平行线”。他写粉笔字手腕十分灵活，粉笔与黑板接触时的声音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形容的那样，或“嘈嘈如急雨”，或“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很有音乐感。当他转过身来让我们看到他的板书和画图的全貌时，啊！同学们都惊呆了，那每一个字的结构，每一笔划都那么到 位，哪怕是拉丁字母也写得那么漂亮。他画平行四边形根本不用直尺、三角板，但线条像刀刻那么稳健、标准，对角度数等，相对的两条线段绝对平行！他的语言表达清楚、明了、简练，仅上第一节课就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打字，二中无论通知表扬、批评、处分、光荣榜，都是用毛笔写出来后张贴在一进校门的收发室旁、白杨树下那道大墙上，上面的字几乎都是刘浩培老师用毛笔写的。一拨一拨围观的同学一面读着这些“告示”的内容，一面在欣赏刘浩培老师的字，无论是否认识和听过刘老师的课，一笔漂亮的字让刘老师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立刻“高 大”起来。我深深感到，“字”是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的“第二张脸”。

刘老师写的各种“告示”，我每次都要看好长时间，直到放学了，同学们都走了，我还站在那儿看……表面上，在我们初中生的眼睛里，刘老师平时不甚言语，表情平平，但他确实是位多才多艺的年轻老师。那时，二中没有专职音乐老师，也不开音乐课。刘浩培老师读谱能力强，歌也唱得好，又是个热心人，上初中时的一些新歌，好几首都是他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教的，我还依稀记得《春天》那首歌的几句歌词：“春风吹来春日暖，小鸟在飞翔，原野穿上绿色的新衣裳，远方垂柳向我们招手，大地同我们一起来歌唱……”我们唱着这首歌，去植树造林，去踏青春游。

1964年新年联欢会上，几位老师合演了话剧《年轻的一代》中“诉真情”一折，剧情十分感人，老师们用文艺的形式给我们这些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赓续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不甘平庸，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课。剧中，刘浩培老师扮演的角色是"林育生”已牺牲的亲生父亲的老战友、林的 养父、老革命、老首长，他演得十分成功，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十年代末，刘老师调到哈密师范教育学院任教。除了认真教学，他还和张福基老师组建了哈密第一个数学科研学会，把“图论”作为主攻课题。早已参加工作的原高三1班的买定国， 高二1班的陈涛，高二2班的李国平等同学都被吸收为学会会员。

八十年代末，刘老师调到南方工作，2005年，哈密师范校庆时，他应邀回到哈密，和老朋友聚会时，还即兴作诗一首，并当场挥毫书就。

2016年刘浩培老师因病溘然仙逝，我和几位老同学惋惜不已。刘老师的形容笑貌，精湛业务，板演书法和朗朗的男中音，犹在眼前和耳旁。我们只能遥向远方，用电影《年轻一代》的主题歌来怀念他，并献给已驾鹤远行的、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把青春献给革命。我们不做温室的花 朵，要做暴风雨中的松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奔向光辉灿烂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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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绵绵的黄静波

黄静波老师1961年毕业于北师大，分配到当时的哈密师范学校。1962年哈密师范解散，她被调到二中当高中语文老师。

她不仅水平高，人漂亮，工作十分认真、敬业。有些课文讲过多次，但她仍然重新认真备课。她没有当我的语文老师 ，仅讲过一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她讲得太生动了！就像一首散文诗。她是学校老师中的文艺骨干，很多文艺节日材料出于她手。1963年学校文艺晚会上，她和李宏生、刘浩培、张遴贤等老师演过《年轻的一代》话剧片断。在学校的文艺活动中，她给我了很多宝贵的指导和帮助，我至今难忘！

张遴贤、黄静波夫妇（右一、右二）与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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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板书的榜样张遴贤

记得张遴贤老师是华东师大毕业的。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中学数学老师。口齿伶俐，粉笔字漂亮，逻辑思维非常敏捷。他在数学课堂中的板书，简直就是一幅书法作品，至今少见。我曾请他到哈钢子校给高中的学生做过《地图的四色问题》讲座，太精彩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张、黄二位老师都调回内地工作。愿他们永远恩爱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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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政治老师计龙生

照片里站在黄老师后面的计龙生老师，是我上初中和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其间，也有其他老师代过政治课，但计老师上课的时间最长，尤其是初中最后一学年。他给我们讲的是毛主席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对我以后学习政治理论、党史和毛泽东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有一次我收拾杂物，还找到了当年他上课时我写的课堂笔记。

记得计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有较深的理论基础，他讲话时带点江浙口音，但可以把理论讲的很有趣，给我的印象很深。计老师是高三2班的班主任，把班级管理得很好。在学校的 文化活动中，高三2班涌现出很多积极分子。记得那一年，由他们班的王晋成、张和云、金玉英和高三1班的 张艳珍在黄静波老师的指导下，在评剧院演出了话剧《红灯记》的“赴宴斗鸠山”一幕，社会反响很好，也激发了全校同学参加文艺活动的积极性。他和班里同学们的关系处得很好，听说他偶尔从内地回哈，原班同学都积极为他接风，陪他旅游。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他不太出头露面，包括文化革命初期，学生食堂里贴满了很多老师写的大字报，但是很少看见他写的，其实他是学校仅有的三、四个共产党员之一，是二中党支部委员。在课堂上，他有时也讲讲国际国内形势，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讲话时特有的手势和对问题的深䆳分析，总让我难忘。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这位优秀的政治课老师——计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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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名师达新书

达新书老师是照片中十二位老师中唯一位本地人。

达家是巴里坤的大家族，最起码在达老师这辈前，达家子孙名字的排序从来没乱过。记得六十年代二中高中学生中的达巨书、达国亮，当年城郊公社跃进村的达自书等等，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巴里坤达家人，而且知道其辈分。

达新书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西北很有名气的兰州大学化学系，成绩优异。一般来说，高中的理科，尤其是化学课最枯燥而难懂，那些酸碱盐的化学方程式容易捣混人，起码我的感觉这是这样。但达老师的化学课讲得很有意思，学生爱听，易懂，经常看到他蹲在校园的地上，手执树枝在地上画着化学元素符号和方程式，给找他的学生随时讲解难题，往往周边围着好几个同学“蹭听”。他真是“诲人不倦”，对学生的提问从来都是“循循善诱”，没有丝毫不耐烦。二中化学实验室是他一手建起来的，文革时某些极左学生闯进实验室，他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保住了实验器皿和化学药品。

他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把所学与实践相结合，教会学生如何洗印照片及在运动衫、背心上印字等等。

达老师还是二中校园绿化工程的设计师，二中唯一的“洋井”及蓄水池都是他设计并和工匠共同修造的。“乒乓热”在学生中兴起时，学校经费有限，他主持在体育老师的协助下在校园修了五个水泥乒乓球台。

七十年代初，二中恢复正常教学，他被提名为“教导主任”，结果一夜之内，二中墙上贴满了反对的大幅标语，达老师被迫调到当时民汉合校的一中，以后随一中的汉族班迁至五小中一小院，成立了只有八个班的五中，任教导处主任，但他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一直如常。四人帮粉碎后，他被选为名师并戴大红花游街表彰。此后选为市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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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气蓬勃的方彦增老师

自从上世纪初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之后，全国都掀起了一个学习俄语的热潮，我们新疆学校更不用说。其实新疆学俄语要更早一些。平息阿古伯入侵后，杨增新在新疆当“大帅”时，他亲自创办了新疆第一所俄文专科学校，录取学生时，他号称懂“麻衣相”，亲自面试录取本地汉族学生，而且有时还要亲自查阅学生的作业。他给学生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来自俄罗斯，你们学好俄语，就是为了和他们打交道，并且防止他们入侵我们新疆。五十年代，新疆大学成立时就合并了“医专”。

七十年代，毛主席曾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那个年代，学俄语有特殊的意义。

从1961年上中学到高中毕业，有三、四任老师曾经给我上过俄语课，最长的还是方彦增老师，他和他的爱人梁菊英都是1963年辽宁师范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见方老师，他近1.8米的个头，穿米黄色风衣，风度翩翩，是位真正的帅哥。他和梁菊英老师常常同进同出，一面臂靠臂走着，一面亲密交谈，他们是那个年代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年轻人。

在此之前，王重武、石华德、徐治唐等老师都先后给我们上过俄语，但时间都不长。方老师分配到二中后，从初三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我们的俄语老师和班主任 。

方老师到二中任教时才26岁，朝气蓬勃，工作认真而活泼。那时每逢新年，各班都要排节目，搞辞旧迎新活动，还带着节目到各班互相拜年，实际上是不计名次地比拼班级文化，比拼才艺，借此树立各班的“形象”。活动中，任课老师也要光临相应的班级。记得立体几何老师张福基唱了《我有一头小毛驴》，张松长校长讲了一位青年苦学武艺的故事，盛明恥老师跳了蒙古族舞的几个基本动作。方老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学习以外”的文体活动很尽心，他亲自选节目、当“导演”，也上台表演。1964年元旦，全校文艺联欢晚会上，他和黄静波老师分别用俄语、汉语朗诵了高尔基《海燕》。

方老师也是老师中的“运动健将”，那年五·四“校运会”，他是四千米长跑冠军。

方老师俄语水平高，工作也好，方方面面都想力争上游。我们的毕业歌他精心挑选，朗诵词句句纠正，他怕自己唱不准，特请张熙民老师给我们教：“辽阔的蓝天，雄鹰展翅飞翔，无边的大海，巨龙乘风破浪。新中国的中学生，好像是初升的红太阳，朝气蓬勃，喜气洋洋，高唱战歌，奔往理想。 啊！亲爱的党，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一手抚养，今天犹如小树苗，明天又有理想又健壮……”

永远忘不了方老师教导和陪伴我们走过的那段美好的中学生时光……

1997年10月方彦增老师（前排左五）回哈密参加校庆时与老师和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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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军人本色的夏士义

在12位老师的合影中，后排左起第二位就是夏士义老师。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物理课的力学和行程等部分就是夏士义老师教的。他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雷达兵，转业后来到哈密二中。虽然从“军营”到了学校，从“战士”成为“人民教师”，但他仍保持着解放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每节物理课预备铃响时，始终穿着一身旧军装的夏老师早已捧着教具站在了教室门口。

夏老师讲课虽带点湖北口音，但吐字很清楚。他能把最复杂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让跟我一样数理基础较差、显得有些“笨”的学生都能听得明白，而且会解题、会应用。以后的初高中几年，他再没给我班代过课，但每当物理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总会想起夏老师。

“长大后，我成了他”。在几年的教师生涯中，我也曾想在讲课中“化繁为简”，但实践让我懂得，“化繁为简”不仅仅是教学方法问题，更是对所讲学科的哲学思考，没有一定的修养和功底，没有对学生、包括“差下生”长期真正的爱，是很难做到的。

1964年冬，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学校成立了“哈密二中民兵营”，校党支部任命夏士义老师为“营长”，张璧老师为“副营长”。为了做到训练和学习两不误，全体“民兵”必须天不亮就在二中校园集合进行“预演”，然后跑步到“评剧院”门口广场，与城内各机关的民兵汇合、比武。

铿锵有力的口令声、整齐队列的行进脚步声和震撼朝霞的军歌声此起彼伏。哈密二中民兵营也不示弱，你听：

“我是红色小民兵，清早起来练本领……”

“民兵扛起枪，浑身有力量……”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呀投得远，上起了刺刀教他心胆寒……”

“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毛泽东思想闪金光……”

1965年下半年，每天下午一节课之后，先是队列和军风军纪的训练，然后分成“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上课。“基干民兵”学无线电发报，“普通民兵”学“电学”及充电技能，教员都是空军军官。给我们普通民兵上课的就是湖南藉的军官“杨参谋”，培训的总目标是：要使全体民兵都成为空军基地合格的“后备战士”。

当年哈密二中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同学，除了“家庭出身”特别有“问题”的外，全都是民兵，所有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夏士义和张璧老师。

1965年“五·四中学生运动会”是由哈密二中与铁二中合办的，地点在铁二中校园内。校党支部委派夏士义为二中代表队总领队。

哈密二中取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初中二年级的胡祯取得名次最多，一时间成为二中的体育“明星”。在运动会结束后的总结大会上，夏老师把几天的比赛过程讲得绘声绘色，还专门介绍了胡祯同学如何用毛主席语录鼓舞自己，克服心理上的怯懦和体力上的不足而取得好成绩的事迹。

民兵训练和运动会，让夏老师从一位普通的任课老师成为学生心目中的“明星”。

“史无前例”打乱了学校原来“正常运行”的轨迹，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疏远……

七十年代初，原已停课多年的“半农半读中学”华丽转身为“哈密第四中学”。此后，夏老师调到四中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但他一直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并结合社会需要创办了校办工厂，硕果累累，其中，土法研制的“纯碱”，为当时哈密筹办“纯碱厂”增强了信心。

夏老师”化繁为简”的教学法得以推广，年轻教师毛荣富、曹华胜以及全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也得以充分调动，哈密四中的高考升学率长时间名列前茅，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成为上上下下、家长学生心目中的“重点中学”，夏老师也成为受人尊敬的“模范教师”和“明星校长”。

新世纪初，夏老师退休回了故乡，虽然几十年都没机会见面，但夏老师那“化繁为简”的教学方法，平易近人的神态，军人的本色，朴素的衣着，对学生的挚爱，诲人不倦的工作精神，却永远印在了我的心中。

夏士义(右三)和几位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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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体育教师第一人：高兆华

高兆华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甚至于之后二十年在二中上过学的年轻校友来说，印象都十分深刻，因为他是哈密中学体育老师第一人。

高老师出生在新疆。祖辈从天津到了和田，后来从和田迁居乌鲁木齐。

高老师从小在和田长大，身边玩耍的小伙伴都是维吾尔小巴郎，后来在“迪化”上小学、中学，语言环境变了，逐渐对维语淡忘了，但即使到了老年他还能听得懂。

12位老师照片中后排左起第一位高兆华老师，老二中的学生一眼就能认出来，几十年来，他的形象基本上没有变。

大部分人只知道高兆华的大名和体育总是连在一起的，其实青年时的他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某职专学校，专业是体音美，他非常喜欢美术，特别是雕塑艺术，从而养成了爱美的素养、灵巧的双手和做事认真细致的好习惯。

五十年代中叶，高老师分配到哈密二中任教时，二中正式建校才刚过十周年，缺老师，尤其缺体育老师，他多才多艺，不仅主教体育，还兼上美术、音乐课。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给我班当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兼美术课，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在讲美术字的基本写法时，反复强调写好字对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人生的重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二中有早晨第一节课前的“课前报告”和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后的“课后报告”的校规。这两个“20分钟的报告”都必须由班主任来做。“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各种旧风俗、旧习惯和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农村大小“土地庙”重建不少，学校里逃学、逃课、长期不交作业、打架、破坏公共财物等违犯校纪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哥儿们义气”也开始在学生中悄然兴起，高老师在“课前”“课后”两个报告中，以当时教育厅颁发的有关加强学校管理的文件为“蓝本”，结合全校和班内发生的一些不良现象，苦口婆心地劝诫同学们“立大志，干大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端正思想，明确学习目的，遵守《中学生守则》，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不久，班级的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

体育是“副课”，学生们更容易把体育课当成“玩”的课程，但高老师却看重体育的必要性、科学性、渐进性，每课总要让同学们先做广播操、“高抬腿”、“后踢腿”、短跑等热身运动，他对学生平衡能力的锻炼看得很重，用了好几节课让我们练习“前滚翻”、“后滚翻”、“三角倒立”。他特别强调肌肉的锻炼对人体的重要性，单杠的“引体向上”，垫上的“仰卧起坐”、“俯卧撑”，双扛的“摆浪”几乎每节必练。他还说体育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训练学生的“韧性”和“勇敢”精神，面对“跳箱”、“跳马”等“障碍”，能不能跳过，虽然要凭技巧和体能，但敢不敢跳、能不能坚持，却是“胆量”和“韧性”的体现。“跳远”、“跳高”也是重在培养学生“勇于跨越”、“力争上游”和“不怕失败”、“敢于胜利”的心理素质。

同学们都喜欢体育课在室外上课，但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总要上“室内课”，他耐心地给我们讲一些体育的基本知识，可惜那时我们太幼稚，对“室内课”心不在焉，至今也只模糊记得什么是“田径”“器械”和“肱二头肌”之类，回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六十年代，学校没有复印、电子打字和“扫描”仪之类的设备，也没有白鸽牌的机械打字机，“单元测验”、“期中考试”的题目都是任课老师临时写在黑板上的，答卷也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只有到了期末，“主课”的考试才能用上统一的“油印”考卷。

教导处的老师将考题一笔一笔刻写在蜡纸上，然后再小心翼翼地贴在油印机纱网上，调好印油，用“滚子”一张一张“滚”出来，整个程序的每个步骤可都是“技术活”，尤其刻写蜡纸是关键。那年“三八节”，为了纪念第二国际三八节的发起人克拉拉·蔡特金和女化学家居里夫人，二中印发了专题油印小报，两位女性伟人的画像都是高兆华老师在蜡纸上刻画后亲手调油滚印出来的，外国女性的头发波折多、卷曲多，刻写在蜡纸上之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发到师生手中小报上的克拉拉·蔡特金和居里夫的头像栩栩如生，每根卷曲的头发都十分清晰，让人赞叹不已。

高老师的夫人于芝梅毕业于乌鲁木齐第一师范，也是哈密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哈密老阿牙桥东北的“青年水库”是冬季哈密第一冰场，敢在冰场迎风速滑的第一位女性就是于芝梅。

高老师离世近十年后，也已退休的芝梅老师有事去找教育局。那些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很普遍，但当工作人员得知这位陌生的退休老人是高兆华的夫人时，便肃然起敬，又让座，又倒水，事情办得也很顺利，可见“高兆华”的威望在教育界的影响之深远。

高老师把一生献给了哈密中学体育教育事业，我上中学六年，体育课基本上都是他教的，在我之前、在我之后的高初中各年级大部分体育课也都是他上的，他每天都有课，有时一课接一课，他总是那么精神饱滿地一边讲述一边示范……。

今年，高老师离我们远去已整整二十年了，但他的为人，他的教学风范和兢兢业业的教育精神，一直是我们这些年逾古稀学生相聚时的主要话题之一，老学生们都认为高老师是哈密中学体育教师第一人，而且相信，他也是哈密中学体育教育史中的“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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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怡老师二三事

十二位老师合影左起前排第二位围着大围巾、戴着帽子，戴着黑边眼镜，面带笑容的先生就是政治课老师王敏怡。

很可惜，在二中的六年学习中，我们听他讲课的机会不多，平时接触也少，我能想起来关于王老师的往事不多。

王老师年轻时毕业于河南郑州某大学，后来又在新疆党校深造过一段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分配到哈密二中任教。我们班的同学是在听他讲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中国革命的性质”一章时才和他熟悉的。即将初中毕业时，他还给我们上过“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专题课，他很生动地讲了邢燕子和董加耕“不求高升，一心务农”的模范事迹，非常动人。

到了高中，我们的政治课老师换的比较多，他讲的主要是基本国策之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二者的辨证关系。

王敏怡老师很注意“修身”，衣着干净整齐，仪态庄重而谦和。他讲课时声音宏亮，但抑扬顿挫很明显，充满着“哲学味”，并总是微笑着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当他走近同学讲话时，就会把嗓音“调低”，并用四个手指虚遮着嘴，生怕囗气和唾沫星影响“文明”。

王老师讲课时的板书很有特色，每个字都写得很大，而且所有的笔画几乎都是弧形的，好象那些字的笔画都是从大小不同的“圆”上切下长短不一的“弧”而组成的。据说汉字中，由“口”字组成或“口”字旁组成的字占23%到25%，他写的“口”字，总是把“横折竖”写成“横弯竖”，成篇写下来站远点看，很有田园、圆润感，也许传统文化中的“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中的“圆”对他影响太深。

1965年夏天某日下午，我们在二中大操场树荫下，听过一场他向全体高中生所作的报告——《目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很精彩！

喜欢写“圆笔”不一定就“圆滑”，在我的印象中，王敏怡老师是一位很有激情和棱角的人。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哈密二中遵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和上级部门的安排，全校师生曾听取过三次大的“忆苦思甜”报告：一是陶家宫公社“陶大娘忆苦思甜”，二是城郊公社一大队维吾尔贫农司马义保娃“讨饭十八年”的苦难经历，第三个就是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松长从河北逃荒到新疆苦难成长的诉苦报告。

三个报告都十分感人，台下师生大都随着报告的讲述而流泪，时而还会听到抽泣声。每到此时，王老师就会泪流满面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随着他的领喊，囗号声震撼着二中礼堂兼饭厅的每个角落，会场气氛立即达到新的高潮。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以为这种情景有点“假”，但是那时台上台下、老师学生的情感都是真挚的，正因为有对旧社会的刻骨之恨，才有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才激发起“为祖国而学习”，搬走“穷”、“白”两座大山的冲天干劲！王敏怡老师带头喊口号，是用自己的激情点燃了在场全体师生的真情之火，也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

文革后期，王敏怡老师调到哈密四中，以后当了副校长。九十年代中期，退了休的王老师曾携夫人陈老师来过乌鲁木齐，我们还一起小聚、畅聊、痛饮。

此后王老师便一直在夫人的家乡苏州享受退休之乐。值此虎年新春，遥祝敏怡老师阖家欢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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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教育界不老松：沙黎明

神采奕奕的沙黎明老师

我最不敢介绍的就是沙黎明老师。因为对她老人家了解比我多的老师、学生、朋友有的是，她是哈密仍健在老教师中的“代表人物”、“网红”人物、“不老松”，认识她的人真是成千上万！

记得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次电视节目中，沙老师闪亮登场，从老同学传来的微信视频上看到，沙老师虽银发满头，但仍然神采奕奕、“字正腔圆”地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丰功伟绩，回顾了自己大学毕业后来疆工作几十年目睹新疆和哈密一日千里的变化，特别风趣地“交待”了自己和同代人离开大城市来新疆工作、扎根的“个人目的”。她说，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来新疆不是有人说的什么“强迫”呀，“下放”呀，“镀金”这个词在那时还没有！我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并向校党委递交了申请书的，甚至有人写了“血书”，要说“个人目的”，那就是想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

不用我介绍，十二位老师的合影中，左数前排第一位、身边站着小女孩的女老师就是沙黎明。

看三十年前的照片，沙老师茂密的头发已白了许多，其实她属“少白头”，当时还不到五十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哈密二中进大门左侧有两块黑板报，校学生会宣传部负责每两周换一次内容，上面抄载的文章和插图大都是各年级学生的稿件，我曾看到黑板报上有一首抒情诗很感人，署名是“沙早晨”。写板报的夏继强学兄告诉我，“早晨”是笔名，实名是“沙黎明”老师。

在一个周日，我因事去找班主任裴国莹老师，才第一次见到“沙早晨”真人。那时她一头乌黑的短发闪闪发光，从一副近视眼镜透过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充满着“上海姑娘”特有的气质，举手投足和言谈都很利索。别看她个头小，体格也不壮，她和裴老师所有生活用水都是她用两个大铁桶从校园最北边的学生食堂挑来的，那“扁担”其实并不“扁”，就是一根小胳膊粗的、还带着糙皮的圆木，只不过两头有拴着铁丝钩的粗麻绳罢了。

从学生食堂边的“水源”到她和裴老师住的“工字形”教室北侧教导处旁边的宿舍，有300多米远，土路高低不平，还是慢上下坡，但她挑着一担水，穿着半高跟鞋，迈着快步，一天来回几趟，从来都是笑哈哈的不说累。

沙老师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因二中缺高中数学老师，便“改行”教数学了。可惜我没机会听过她的课。

1964年二中元旦晚会上，他和曹建民老师自编自演过二人小品，曹老师口操东北话手持拐杖装扮成一位老学者，沙老师拿着一只羽毛球拍扮演中学生，两人的对话幽默风趣，台词三言两语间就有一则数学专业用语和概念。多的我记不住了，有两句我还记得：

“我求问是这组高次方程组的根……”，“但我一听就知道，这组高次方程根本无解无根”！

笑声和掌声之外大家都会感觉到沙老师的数学造诣和对数学教材的熟悉程度。

沙老师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工作热情高，音乐天赋、乐理水平也很高。1964年哈密地区工会在“西河坝”举办群众“遊园活动”，沙老师组识的初二学生无伴奏大合唱得了一等奖，合唱队参唱的三首歌曲《运输队长本姓蒋》、《打得好》和《我们走在大路上》，迅速传遍全校，那年五四篝火晚会上，应届高中毕业班以这几首歌为基础又增加了几首，用歌声和朗诵回顾了党的历史，对全校学生的思想建设影响很大。

沙老师是校团总支组织委员，她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很重视，曾组织过多次全校性的团课、时事讲座及文化活动。

当小说《红岩》成为全国青少年最流行的读物时，由沙老师牵头，校团总支和校学生会共同举办了《红岩》读书交流会，沙老师在交流会上首先介绍了《红岩》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非常精彩，其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1947年，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以战略防御为主向全面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巧的是1978年秋季，我参加高考的历史考卷上就有与之相关的问答题，我的答案全凭着对那次沙老师《红岩》讲座的回忆。

大学毕业三年后，我在哈密钢铁厂子女学校当校长时，又得到沙老师的帮助。

建于1958年的哈钢子校，最早只有一幢平房、四五间教室和办公室，小学生不到200人。

1970年哈钢第三次上马后，逐渐有了初中、高中，也增建了三幢平房。

1984年，我和买定国被厂党委任命为哈钢子校校长和副校长，当时国有企业面临“整顿”，哈钢正是从“求生存”走向“求发展”的困难时期，没有精力顾及子女学校，因为是“企业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鞭长莫及”。当时的哈钢子校没有任何活动器材，除了靠教室的一边有两道渠和几棵半死不活的小树外，就是一片土碱滩。后来还是铁合金车间的工人用边角料焊结了两副篮球架放在操场上。子校虽然是具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完全中学，但不仅没有实验室，连实验器材都放在一间空教室里用砖头垒起来的“置物架”上，有的还放在地下。小学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还是“以工代干”，中学教师以文革前高中毕业生为主，校纪涣散，意见分歧，凝聚力很差，几任校长都被“好事者”“否定”得无奈离校……

八十年代正值“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高潮。毫无学校管理经验的我和老买，仅凭一股热情在学校试行了聘请制等几项改革措施，如：规定家在厂区家属院的中学生必须来校上“晚自习”，老师要轮流值班；小学四年级以下不留家庭作业等等。谁知这些“改革”都“不得人心”，得罪了不少人，连原来二中校友、同校任教的朋友都反目把我告到了地区组织部长那里。本厂工人家长们也因为家庭作业问题，找到厂长办公室和学校“闹事”。一时间，我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烦恼中。

正值我们准备撂挑子不干时，沙老师支持了我们，并应邀当了子校的名誉校长，张福基老师从新疆大学因事回哈密，了解到我和老买的困境，也应邀当了我们的名誉校长，并鼓励我们勇敢面对困难。沙老师几次来校，在一次家长会上她用长篇演讲说服家长支持学校工作，即将出任教育学院院长的张遴贤老师还到子校给高中学生做趣味数学讲座。

老师们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从“山穷水尽疑无路”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增强了我和老买坚持干下去的决心。

沙老师的责任心、原则性都很强，只要有事实，批评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当年的哈密二中，为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每星期都有一个“校值日班”，主要负责对全校纪律督促、检查及教室和宿舍的卫生检查。每天放学前，全体同学集合，要听总值日老师总结当天全校师生学习、纪律、卫生的情况。每次沙老师当“总值日”时都总结得很仔细，把当天发生的不良现象毫不留情的指出，还剖析、批评得入木三分，没有麦克风，但她在讲话时全校鸦雀无声。

原则性特强也是沙老师执教和为人的特点。

记得好象是1988年，哈密教育学院要招一个班的“初师生”，为的是尽早充实村镇小学教师，招生对象是小学毕业生。我鼓励小学毕业的儿子也报了名，但考试落榜，后来听说还有“补录”希望，便邀了一位沙老师的朋友陪我同去走负责招生工作的副院长沙老师的“后门”，满以为，凭我们的师生关系，肯定没问题，结果却被沙老师毫不客气的拒绝了，尴尬的我不知怎么走出她的门，当时真有点怨沙老师不给“面子”，事后我才觉得沙老师是对的，在招生问题上徇私情，以后怎么面对全校师生。

原则性并没有影响她对同志、对学生“象春天般温暖”的爱心，她的以身作则，她的敬业精神，她对学生的循循善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至今，虽退休二十多年，但每逢三八节、教师节、春节甚至她的生日和母亲节，来看望她的学生络绎不绝，她的房间里鲜花馥郁、笑语连连，餐桌上不断更新着学生们自己动手做的美味佳肴……

沙老师不仅热爱生活，而且生活得很精致，从年轻时到八十多岁，她的穿着都很讲究，不仅得体，而且从来一尘不染。房间不大，但简单、干净、整洁。即便是耄耋之年，外出之前，她都要仔细捯饬一番，走到哪里高跟鞋的步伐还是那么脆亮稳健，和朋友相聚还是那么健谈。她的生活既有规律，又有情趣，除了早起做操、看书，还学习“十字绣”，据说已有不少精美绣品，真想有机会讨一款留做纪念。

沙老师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从内地高校毕业自愿到新疆，为哈密教育事业献了青春献终生，是至今仍健在的、而且还生活在哈密的代表人物，是哈密教育界的“不老松”。丝丝银发的沙老师，还是那么朝气蓬勃，那么热爱生活，那么热爱新疆的教育事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哈密市伊州区举办的“聚焦总目标喜迎二十大，民族团结一家亲共圆中国梦”宣讲比赛大会上，沙老师被特聘为评委和颁奖嘉宾

沙老师这一代青年，除了张福基老师从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成为新疆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教授、“博导”、中外著名数论专家外，大多数老师终生都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一盒粉笔、一根教鞭，一届一届的学生、一张一张求知的面容，陪伴了他们的一生。哈密的教育事业，让他们“朝如青丝暮成雪”。他们没有“等身著述”，没有“立论立言”，没有大学高级教授的桂冠，更没有“高官厚禄”，但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他们已经实现了个人的梦想——让青春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有人说，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交上一位真正的知心朋友，是人生最大的幸事，我们遇上的不只是一位，而是一个好老师的群体，我敢说，在哈密，在我们之后，很少会有人再遇到这么多的优秀老师。

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朝气蓬勃、对知识如饥似渴、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中学生，变成了年过七旬的老人，但每次见了当年的老师，似乎又穿越时空，回到了中学生的梦境。老师培养了我们，塑造了我们，我们被誉为新中国最有理想、最有献身精神、最能吃苦耐劳的一代人。

当年老师教我们的x+y、“平方差公式”、“牛顿三定律”、“酸碱盐化学方程式”和“唐诗、宋词、汉文章”及“之乎者也矣焉哉”，差不多都全还给了老师，但从那些具体的知识中提炼出来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却装满了我们的头脑、溶化到我们的血液。

面对物欲横流和你争我夺，我们的那些“抱残守缺”往往显得“幼稚可笑”，甚至碰得“头破血流”。在茫茫人海中，我们这一辈所谓“成功人士”极少。后辈也有人笑话我们是最保守、最“无所作为”的一代。但我们自以为豪，因为我们象自己的老师一样把青春的汗水挥洒在了令我们痴迷的热土上，虽然我们曾走过从“豪情万丈”到“行囊空空”的痛苦过程，至今我们无名无誉，平平常常，但我们仍然是“成功”的！我们将高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藏在泥土之中”，走完自己的一生！我们太渺小了，但我们也很伟大，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时代！

内心有诗，江山如画！

世界上，唯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美的好东西，就是回忆。其实，人生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教育中度过的，回忆也是一种自我教育，当然这种教育是快乐的、无意之中的，如“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

年近耄耋，与老同学们共同回忆老师当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耐心无私地陪伴我们走过的“乳嗅未干”的“愣头青”岁月，就是一次“返老还童”的快乐旅行，一次青春的梳理，一次心灵的洗涤，一次高级的人生享受。

人生自有诗意！

写写停停的间隙，无意中看到“灯下苦读”的小孙女，我想，但愿他们这一辈人能更早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不仅有知识，更有爱心，助人为乐，热爱学习，从奋斗中得到快乐，懂得感恩，知道宽容，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努力开阔自己的心胸，升华自己的灵魂，传承前辈的遗志，履行师长的教诲，无论时势发生多大变化，无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多少坎坷，都会风吹不倒、沙打不迷，行得更稳、看得更远，做得更好……

当我用吭吭巴巴的拙劣文笔写完对老师的点滴回忆时，掩卷闭目，浮想联翩，似乎看到照片上11位老师坐在原二中礼堂舞台下第一排，他们是:张熙民、张遴贤、黄静波、计龙生、达新书、方彦增、刘浩培、王敏怡、夏士义、高兆华、沙黎明，还有没进入照片的李宏生、戴克强、王重武……等等，那些亲爱的老师们，正用欣慰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整整齐齐站在舞台上的“老学生”，抹上“红脸蛋”，满怀深情地高唱着张熙民老师教给我们的歌：“看那大江的流水滚滚奔腾永不断，看那历史的洪流一浪一浪永向前，我们高举生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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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作者所在哈密二中初六四(3)班毕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