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爷爷的一生

阳光灿烂

前言

2022年4月5日是清明节，离我的爷爷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了；我一直想把我爷爷的故事写出来，因为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消逝，记忆会慢慢被遗忘，写出来给自己是一段记忆的交代，写出来给侄儿侄女读，给雷家的后代们读，是一种纪念和传承。

我小时候傍晚在院子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爷爷给我们讲他经历过的事情，包括爷爷的祖辈们如何从陕西府谷县走西口移民到河套地区的故事，包括抗日战争日本侵略五原后河套地区经历的霍乱瘟疫，包括爷爷被国民党抓壮丁当兵，然后从国民党军队逃回来的经过，包括解放后爷爷成为共产党员的经过，包括1960年的大饥荒，包括农业学大寨爷爷被选为代表去大寨参观的经历；从我记事起，每天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观察着爷爷的一言一行，以及爷爷对我们孙子们的慈爱与严格。爷爷在乡里一直是一位受人尊敬，德高望重的人；他身材板正，浓眉大眼，为人正直，能说能笑，有勇有谋，有点像电视剧《亮剑》里的主角李云龙。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每一个人都是洪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水花，被历史命运劫持，被时代裹挟着，翻腾着；一波又一波的水花，前一波刚消失地无影无踪，无声无响，后一波已经在时代的浪潮中被继续裹挟翻腾着。每一代的水花们，对于他们的后代留下了一段记忆，一种传承。

（一）“走西口”的后代

我的爷爷叫雷根罗，出生于1925年阴历四月初七，出生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现在的乌兰图克镇新陆八队。

1925年是民国十三年，与河套地区有关的主要的历史事件有，冯玉祥将军的部队进驻河套地区，修整道路，修建水利开垦荒地。当时74岁的王同春协助冯玉祥将军的部队指导督查水利工程的修建。王同春是一个典型的“走西口”的成功范例，在河套地区挖了很多干渠，其中就有著名的义和渠。

我爷爷的祖上也是“走西口”中的一员；爷爷的爷爷那一代住在陕西省府谷县黄甫镇，听说当时的雷氏家族很大，黄甫镇专门有一条巷子叫雷家巷子。

我爷爷的爷爷英年早逝，爷爷的奶奶带着当时只有三岁的爷爷的父亲，跟着“走西口”大军一起来到了河套地区。后来爷爷的奶奶改嫁到了王家，爷爷的父亲也跟着改姓为王。听爷爷说，他的奶奶非常能干，操持着家里的里里外外，他的父亲也在12岁生日时正式改回原姓雷。爷爷的父亲叫雷太和，膝下共有四个儿女。老大就是我的爷爷雷根罗，老二雷仙女，老三雷挨罗，老四雷海罗。

爷爷的父亲为人正直，勤劳能干；虽然是“走西口”的第一代移民，但河套地区有着广袤的荒地，爷爷的父亲凭着一双勤劳的手，开垦了不少荒地，日子过得还算富足。

爷爷是长子，也是长孙，自幼聪明，受到父母亲的宠爱，尤其是爷爷的奶奶对他非常疼爱。大概是自幼生长在被爱的环境里，爷爷形成了开朗的性格，为人正直，敢做敢当，笑声爽朗。我的爷爷虽然没读过书，但聪明能干，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开垦荒地，放养牛羊；家里的地也越来越多，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雇几个长工一起帮干活，虽然算不上地主，但也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二）少年瘟疫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9月，日军占领内蒙古丰镇、集宁。10月，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萨拉齐、包头沦陷。1940年1月至3月底 ，日军进攻河套地区的五原，企图消灭驻扎在五原的傅作义部队。3月底，傅作义部队向五原及外围据点的日本兵发起总攻，这就是著名的“五原战役”，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是中日战争史上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极大的鼓舞了民心。

虽然日本兵仓惶退到了包头等地，不再进攻河套地区，但日本兵在河套地区的滔天罪行却影响到了河套地区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军在北京成立了第1855细菌部队，包头设立分遣队，日军的细菌部队在包头、萨县等大肆收捕鼠类，限民间每户捕交家鼠一只或野鼠3只，用于繁殖毒菌或鼠疫菌。1942年1月至3月，河套地区鼠疫霍乱猖獗，仅巴彦淖尔就死亡200多人。

我爷爷的家族也不能幸免；爷爷的奶奶，爷爷的父亲，还有爷爷的一位王家叔叔（与爷爷的父亲同母异父，当时已考上了绥远师范学院）都被传染了霍乱，相继去世。爷爷也感染上了霍乱，奄奄一息，当时有一个江湖郎中，看爷爷年轻，就提出了一个偏方土法治疗；据说是取一个活鸡，将其剖开胸腹，连毛带血趁热敷于爷爷的胸部，爷爷被救活了过来。

那一年爷爷刚满十六岁，失去了疼爱他的奶奶，失去了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他担起了家中重担，对外开垦种地，放养牛羊，对内和他的母亲一起操持家务，照顾三个弟妹。

1944年，爷爷19岁，和我的奶奶结婚，我的奶奶叫田拉娣，爷爷正式成家，但那时候成家并不分家，依然和他的母亲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

（三）从青年到国民党逃兵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开始；国民党军在内蒙古的傅作义部队为了补充兵力，要求每户必须出一个青壮年当兵。当时我爷爷21岁已成家，我二爷爷快满18岁，我三爷爷年龄尚小，爷爷毅然决然主动站出来，被抓到了国民党军队。

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是爷爷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从小到大，不知听了多少遍爷爷一次次描述他在国民党部队的经历和从部队逃回来的过程。

爷爷被分配进入的部队应该是傅作义部队在集宁的国民党第35军，师长郭景云部队，地方色彩浓厚，性情彪悍；爷爷进入部队后就参与了集宁战役；听爷爷说，他当时是通讯兵，集宁战役打的很激烈，他在送信的路上与大部队走丢，路上子弹横飞，他躲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趴在炕下面躲了一天，晚上赶路，后面才找到了部队。

1948年年初，国民党部队连连败退；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很多河套地区的兵都在偷偷的从部队中逃回来；记得爷爷讲，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一个山东兵对他嘲笑说：“你们河套地区的兵，怎么都当逃兵那么贪生怕死”；他当时心里想，这不是河套地区的人贪生怕死，而是河套地区的人知道，有家有口的日子要比和自己人打仗更有意义；实际上爷爷也在暗中观察，只要有能逃回来的机会就不会放过。

国民党部队为了惩治逃兵，杀鸡儆猴，在内部鼓励举报，给追回逃兵的人奖励；听爷爷说，部队里有一个排，排长带着排里大部分人晚上偷偷的逃跑了，副排长追上去说要带他一起逃，结果晚上等大家都睡着后把每一个人都绑上带回了部队；为了杀鸡儆猴，国民党军将部队里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观看活埋逃兵，一锹一锹的土下去，逃兵们针扎着往上爬；活埋不成，就改用铡刀铡，血流如柱。这样残忍的场面，对爷爷的冲击很大，我依然记得我听这段故事时的震撼和爷爷平静表情下隐藏的痛苦。

从部队中逃回的计划一直在暗暗酝酿着，终于在1948年的秋冬等到了机会；当时爷爷和另外三人被部队选中要送到总部张家口进行培训，一共四人出发在路上；爷爷为了试探其他人是否有出逃的心思，试探性地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旁边一个积极份子马上说：“你可不能有任何想法啊，部队可对我们不赖。”爷爷就没有再说什么；其中一个听出了爷爷的含义，到了晚上偷偷的单独找到爷爷，说如果爷爷要逃跑，一定要带上他；于是爷爷就提议和他分为一组值班，白天那一组值班，晚上爷爷这一组值班；干粮和日常的衣服也偷偷的准备好了；一个晚上后半夜，爷爷和他的伙伴偷偷换上普通衣服，迅速往回逃；他们已计划好了路线，白天躲在玉米地里慢慢跑，晚上到村子里找有当兵的人家讨口饭吃，因为有当兵的人家总是很同情当过兵的，不管他们是否是逃兵；

听爷爷讲，为了躲避国民党抓人，他们都是沿着河，走没人走过的路；有一次过一条叫五节河的河，刚结了冰，他们从上面过的时候冰开裂了，掉入了河里，还好他们游了过来，找当地的人家烤干了衣服；就这样爷爷他们一路逃，逃回到了四分滩（就是我们现在的村子）；因为爷爷不敢直接逃回到家里，只能暂时住到了四分滩，并给家里捎了信；后面爷爷的母亲带着我佬姑姑，我二爷爷，我三爷爷，和我奶奶一起搬到了四分摊，和爷爷团聚了；一大家子开始在四分滩扎根生活。

这段经历对爷爷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些细节，我听爷爷给我讲了很多遍；有的人经历过残忍的场面和痛苦的经历后会藏在心里再也不愿意谈起，而爷爷能把他经历的这段故事讲出来已经是一种释然，是对那段经历痛楚的释然，是对那个时代的释然。

（四）从生产队长到共产党员

1949年，解放了。我爷爷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出生；爷爷也积极投入到了生产队的建设；爷爷因为聪明能干，人品又好，逐渐的被大家推选为生产队队长；相继我大姑，二姑，三姑，四姑，二爹出生，家里人丁兴旺；爷爷也在1958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60年，苏联从华撤资后，国家勒紧腰带还外债，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出现了大饥荒。河套地区的那一年其实是一个丰收年，那一年的小麦产量很高，爷爷带着队员们在打麦场里打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可是产量的大部分都要上交国家，留下的分给每家的只剩很小的一部分；到了冬天，家家几乎都缺粮；因为是丰收年，地里的田鼠个个都健硕，田鼠窝里藏着不少粮食；爷爷就带领队员们挖田鼠窝，勉强支撑过了第二年的春天。因为河套地区地多人稀，即使在大饥荒的时候，也很少有饿死人的事例发生。

1964年，中央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的农村轰轰烈烈地选派代表，到山西省的大寨参观学习；爷爷也成为五原县选出的代表之一，去大寨参加全国大会；据说爷爷英姿飒爽，穿着新衣服，腰里系着个腰带，笑呵呵的问我四姑和巧玲姑好不好看。

1968年底，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五原县主要是天津知青的下乡驻扎地，爷爷作为一名生产队长，尽最大能力安排好知青的住宿和生活；很多知青和我的姑姑们，和我的父母亲都成为了朋友，若干年后都保持着联系。

1975年后，我爷爷当过机耕队队长，当过养猪厂的厂长；我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爷爷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杆上，爷爷带着我到村子北面沙滩后面的养猪厂参观，厂里的人对爷爷都非常尊敬，我也附带着享受优厚待遇；有一个队员带我到猪场前面的打麦场上捕麻雀，那一年的麻雀很多，成片的麻雀在卖场上搜寻遗漏的麦粒，只要一个棍棒下去，就能打死几只；然后把打死的麻雀裹了泥巴，在火里烤好了之后给我吃。

1981年，河套地区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正式结束了在公社吃大锅饭的年代。我依稀记得吃大锅饭时的艰辛，每户按照人口数量平均分配饭食，没有一点多余；我很小就跟着奶奶到地里捡拾零星的小麦穗，或者大队收割土豆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会跟在后面，捡拾他们不要的剩余的小土豆。爷爷一直秉持着公平公正，即使作为大队长，也从来没有给家里多带回一点粮食；记得有一次爷爷聊起，因为吃不饱，大队里的几个村干部偷偷地开小灶，但爷爷没有和他们一起吃，而是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吃粗粮和蔓菁；他说他想到家里的一家老小，他一个人在那里也吃不下。

包产到户后第一二年日子比较紧，因为爷爷和父亲选择种了糜子和小米，产量低，又不是经济作物；第二，第三年后改种经济作物，比如葵花籽，籽瓜，玉米等，日子就好起来了。我父亲开了一些荒地后，又打算承包四分滩铁路两边的上百亩土地，因为投入大，我母亲害怕风险高人手又不够，和父亲吵了好几次；爷爷为了支持我父亲，拿出了他多年积累的六千元钱，那个画面我至今都记得。

八十年代后，我爷爷因为年龄大不再当村干部，但依然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村里及各家有什么纠纷，都要请爷爷去调解；每家有红白事，也都要请爷爷做代东人。我小时候跟着爷爷，爷爷当代东人，我也会被安排坐到酒席的最好位置，看爷爷进进出出，把别人家的红白事操持着紧紧有条；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爷爷在调解纠纷的时候，一大屋子坐满了人，只有爷爷一个人在说话，他说出的话即照顾了纠纷双方的心理，又中肯有理，公平公正，大家都听都服，我看着听着爷爷讲话，心里充满了骄傲。

1991年，爷爷得了肺结核，住进了巴盟医院。我那时正在临河市读高中，听说爷爷住院了，边哭边跑到医院，爷爷看到我，笑着说：“傻孙女，这又不是什么大病，你哭什么”，爷爷住了几天医院后就出院了。

1998年2月份，我爷爷去世，享年74（虚岁）。

（五）家风的传承

我爷爷的一生，留给我们的就是家风的传承。

这种家风是尊老爱幼，家族和睦。爷爷对我们的教育体现在平时的点点滴滴说教中和行动中；逢年过节，雷家一大家子聚在一起，我三爷爷一家，我二爷爷一大家子也都一起过来，爷爷喜欢给我们讲祖辈们的故事，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也学会了谦让友爱；平时吃饭的时候，爷爷也会给我们小孩做规矩，教我们讲礼仪；还有清明节的时候，爷爷赶着驴车，带着全家一起去上坟，他会让我们先给太太佬佬磕头烧纸，然后给太佬佬磕头烧纸，让我们感受家族的传承。

这种家风也是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爷爷帮助过很多人，爷爷去世后十里八邻的被我爷爷帮助过的人都来吊唁。七八十年代，村里有些人穷的没粮吃，爷爷就把自家的小麦借给他们，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我的奶奶也很善良，有讨饭的上门要吃的，我奶奶总是给他们装的满满的；还有一次，我奶奶看到那个要饭的穿的单薄，就把家里的白羊皮袄送给他。爷爷常教导我们，为人要有骨气，要正直，“不要看贼吃肉，要看贼挨打”。

这种家风也是自食其力，奋发图强。我爷爷在当公社干部的时候，没有为家里谋私利，没有利用关系为我父亲和我的姑姑们解决任何工作，我父亲和我姑姑们自食其力，每一家也都过得很好；爷爷在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带着村里的队员们改造盐碱地，出劳力想办法，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造为可以种粮食的水浇地，村里的老人们只要说起我爷爷，都夸他的能干。我小学时候的口算很快，也有我爷爷的一份功劳，每次麦场打好小麦收仓的时候，爷爷就叫我和他一起计算今年收成了多少斤，他教我用凑整法快速计算，我算得又快又好。爷爷一直紧跟时代，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我初中的时候，搞不懂人大政协与党中央的关系，爷爷就会给我讲得很清楚；我在北京读大学，放假的时候会带回去一些饮料零食，爷爷像个小孩子一样，每一样他都喜欢尝一尝。

斯人已逝，我心依旧。

最后附上一张爷爷和奶奶的照片，故此纪念，并且勉励他们的后代们继续努力传承着这种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