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我们（一）

林达

八十年代，正处于国家改革，对外开放的初期，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在热火朝天地突飞猛进，对于正值青年的我们，经历了不断求知、不断探索，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回望四十年间的不断努力，不断成长，也有几番感慨，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渴望工作 1981年，经过漫长的治疗获得基本康复的我渴望工作。 那一年，我患病已经22年，爸妈的同事们看到久病之后的我可以自由行走了，都为我高兴。有位同事的侄女与我同病，就到妈妈那里打听，问我是如何康复的、是否能给他们的侄女一些建议。很快，我认识了比我小的病友，她叫晓冬。晓冬四岁就得了类风湿，全身关节几乎都受到牵连，只能架着双拐在家走动。她因为病情严重、行走困难而无法上学，在电力报社工作的爸妈教她认字，晓冬就以学习认字到开始读书来消磨病痛的日子。晓冬家窗明几净，她的爸妈不仅爱整洁还养了不少花，其中有一种冬天都盛开的小红花总给人蓬勃向上的感觉，我相信父母希望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快乐开心！ 记得当年，我从德外乘公共汽车到月坛电力部的宿舍区，再登上六楼到达他们家，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每次和晓冬见面我们能彼此鼓励、交流一些保护关节、改善疼痛的办法，晓冬的爸爸妈妈感谢我不断鼓励他们的女儿，想到这儿，那些出门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为自己能‘有所作为’而感到开心。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到达她家门口，晓冬因为当天疼痛加重，她那变形严重的手指关节怎么也拧不开门锁，我俩只能隔着门聊了一会儿，无法开门让我进屋使她感到很不落忍，我安慰她说我这出门一趟也是锻炼，挺好的。那一阵，我因为找工作几次受挫，自己就把看望晓冬的事当作一项‘工作’了，而且还感到很有价值！ 临时工作 1981年9月，父母的好友告诉我们，某出版社要招聘初通英文、可以英文打字的临时工。大哥给我买了一本英文打字的教材，父亲出差南方，在亲戚家借来一部老旧的英文打字机，我忍着手指关节的疼痛，照着教材、苦练英文打字一个月，掌握了不看键盘可以“盲打”的基础，随后参加了英文短文翻译、英文打字考试，之后应聘到该出版社的编译室工作。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工作，虽然仅仅是临时工，但是，每天打英文条目、翻阅各类百科全书，又有像编译室主任徐老师等众多功底深厚的翻译家们的指点，真是受益非浅。其中一位杜老师，每天午餐之后的休息时间，召集我们这些“年轻人”，练习英语口语，每人讲一段，他再给指导。这样的学习经历让我非常受益，遇到这样的老师真是幸运。虽然最终没能留在这个出版社工作，但是，在我后来从事的文书工作、外事管理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晓冬因病情太重，没过几年就因心衰而去世了。她的妈妈过了很久才告诉我，她的离去让我非常难过，我写了一篇文章“冬天的小红花”，纪念这位小病友，晓冬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和难忘的朋友……我想，她如果能活到今天，一定会享受到社会进步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成果，生活也不会那么艰辛。因为认识晓冬，才有了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建议，也才有了四十年来不懈地投身志愿助残、回报社会的使命和动力...... 一份建议 1981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伤残人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不少宣传残疾人的报道。我和晓冬都属于一直有病在家，生活、就医、找工作面临的困难也没人过问过。觉得类似我们这样的情况一定还有很多，政府和社会是否应该关注这些身体有病残的年轻人呢？我为此写了一份建议，却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发合适。我们的亲戚、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听说后，马上让我把建议信送给他，很快，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份建议。 1981年7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我的建议，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曹雁等六位残疾朋友成立肢体残疾人组织的呼吁。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不断收到全国各地残疾朋友的来信，表达着大家对参与社会生活，摆脱目前生活困境，获得社会尊重认可的愿望...... 在曹雁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吕争鸣、刘京生和朱泱等朋友。当时，国内没有肢体残疾人的组织，我们先后去过几个部委，希望国家重视、解决这个群体面临的上大学和就业等问题。特别是拜访了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事业的奠基人高士其；军工老英雄、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两位前辈，他们都积极支持我们的想法，但是，国家百废待兴，面临急需解决的大事很多，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一次看望高老时，他让秘书递给我们一封孙恂的来信，并简单介绍了孙恂的情况，嘱咐我们去看望她，随后还派车送我们去西四羊肉胡同孙恂的住所。 认识孙大姐 孙恂在高中时罹患重症肌无力，虽然自理生活困难，还是坚持独立住在羊肉胡同。她给高士其写信希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维持基本生存。孙恂是老高中生，读书多爱思考，她思想敏锐，文笔了得，年龄大过我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孙大姐。当她了解到我们有组织起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愿望，很快激发出她更深远的想法，大家经常到孙大姐家，一来帮她做些家务，买菜做饭，二来共商大事。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我们成立了“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讨论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时，翻译家朱泱说，在国外，类似的组织都称为俱乐部。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 羊肉胡同，我们无数次走进。当时没有照相机，这张照片是著名作家韩素音先生来访时拍摄的。 孙大姐家是我们的开会、议事的地点。也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韩润峰，他也是我们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一直承担“秘书长”的角色。与大家一道，以志愿精神，服务奉献的态度，投入俱乐部活动。 1982年高老题词 1982年吴老为朋友们题词 谷建芬老师为“希望的曙光”谱曲 俱乐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残疾朋友，我们也不断发现大家所具备的各种潜能。爱好写作的盲人朱宪臣写了一首诗“希望的曙光”，在肢残朋友司德林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谷建芬老师，谷老师看到两位残疾青年慕名而来，热情地接待他们，而且很快就为这首诗谱好曲。 1982年4月4日谷建芬老师和她的先生带着小电子琴，还请歌唱家吴国松一起来到到景山公园，亲自教我们学唱这支歌曲。《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记录拍摄了这个感人瞬间。 这个故事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这首朗朗上口的“希望的曙光”很快在朋友们中传唱。 一次特别的联欢会 1982年9月26日，在轴承厂礼堂举办迎国庆联欢会，还为残疾朋友马秀凤举办了婚礼。老前辈吴运铎、谷建芬老师应邀参加。孙大姐也参加了这次特别的联欢会。 联欢会上吴老鼓励大家：几千年来，残而不废者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总要把“残”和“废”两个字连在一块儿呢……我们应该争取做到残而不废，并且有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要靠我们自强不息的奋斗。只要我们为四化做出了一点贡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就不愧是一个战士。 1982年10月7日《中国青年报》为此次活动做了报道 俱乐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关心，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成立了不同的兴趣小组，积极倡导大家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掌握一些就业技能……热爱体育运动的朋友也组织起来，参加游泳训练得到广泛的响应，克服心理障碍后的朋友们都勇敢地参与到训练中。 这张照片是体育报社的记者拍摄的。当时，不少残疾人朋友都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愿望，俱乐部专门组织了体育小组，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活动，韩润峰是组织者，发动大家四处联系场地，安排活动。当时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主席钱信忠，听说海军游泳馆免费为俱乐部提供场地训练，专门到场看望残疾人训练，海军聂副司令，政治部主任等陪同前往，极大的鼓励了这些残疾人朋友。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其中，好几位从零开始，通过刻苦训练，后来经过专业指导，成为世界冠军。 《光明日报》开辟专栏 1982年10月，《光明日报》开辟专栏“病残青年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代表俱乐部投稿参与讨论。至今还留着手写的文稿。 前辈高士其撰文鼓励病残青年 申沛农老师也撰文参与此次讨论 报纸上特别注明专栏的剪纸作者：北京病残青年申沛农专栏的刊头题字：北京病残青年刘京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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