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集邮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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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75岁，集邮已经有好多年了，虽然没有大的成就，收获还是不少。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集邮经历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我小时候爱上集邮纯属偶然，说来话长。我刚上小学时，学校叫“光厦小学”，地点在茂名北路40号，后来是新群中学所在地，现在又改为威三小学。那时每天从家里到学校要走延安中路，那时的延安中路冷冷清清。从陕西北路华德药房开始，一路向东，要经过一家饮食店、一家旧货店、一个机关大门口，再经过印度领事馆大门口和“康乐村”弄堂口、及一家汽车修理厂，最后到达茂名北路口，左拐大约一百米，马路对面就是“光厦小学”。再向北就是昇平街和茂北小学。这段路每天要来回走两次。这段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对孩子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店家就是那家旧货店。

这家旧货店的具体位置是在原来的“儿童艺术剧场”正对面。玻璃橱窗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小孩子。几个大理石人像雕塑十分精致，小型喷水池能不断喷水，带有托盘的茶具色彩艳丽，不锈钢的西餐用具闪闪发光。还有整箱的雪茄烟，精致的烟斗，迷人的打火机。还有一个用半球型玻璃罩罩着的机械钟表，和我外婆家的那个相差无几。每天放学回家路过我都会看上几眼。

　　有一天傍晚，父亲和我一起从延安中路回家，走过旧货店时他领着我进去了。店里暗暗的灯光不明亮。突然我看到在屋子的一根柱子上四面都挂着玻璃镜框，镜框里面展示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邮票上的图案非常细腻、华丽、精美，虽然色彩不艳丽，但是看上去非常漂亮。还有整套整袋的外国邮票出售。我看呆了。

父亲叫我回家，我不肯走了。出了店门我就开始耍赖，整个身子蹲在地上，不肯回家，一定要父亲给我买外国邮票。父亲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给我买了两毛钱一袋的外国邮票（一袋有近百张），又花了三毛钱买了一本最小的最便宜的邮册。我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家。

邮票是买回来了，怎么玩？怎么区分国家？怎么分套？问题接踵而来。我才小学一年级，汉字也认识不多，根本不认识外国邮票上的文字，更无从入手。好在我的一位表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把字母排列相同的邮票放在一起。她的理由是邮票上字母排列相同，肯定是一个国家的。这真是个绝妙的好办法！我自己呢，再举一反三，把图案相同，但颜色不同的放在一起；把图案风格相近，但边框装饰略有不一样邮票放在一起，我认为它们肯定是一组的。这是我发挥的小聪明。我的集邮爱好就这样起步了。

　　此后，我向长辈、朋友要邮票，他们都知道我在集邮，都把各种信封上的邮票留给我，我一下子多了许多中国邮票。邮票多了，小小的邮册放不下了。我仔细研究了那本小集邮册，发现那种集邮册制作不难，材料就是半透明纸和硬纸板，我依样画葫芦，用折叠方法制作一片片插页，然后再合钉成集邮册。集邮册能够自己做了，我自信心满满的。

带信封的邮票一下子多了，但是许多邮票都是牢牢地粘在信封上，揭不下来，即使弄下来了也是很难看。人家告诉我：要把邮票连同信封一起放在水中浸泡，能够把邮票和信封分开来。这个方法不错，效果相当好。邮票泡下来后，要把邮票凉干也有技术的。我听人说，把湿的邮票贴在玻璃上，凉干的邮票平整挺刮。但是往往有的邮票干了以后揭不下来，好像是粘在玻璃上了。我发现是邮票背面的浆糊没有洗干净，特别是那种用米饭粘贴的邮票必须把背面的粘贴物洗干净，这样揭下来的邮票就漂亮了。我揭邮票的技术水平提高以后邮票的品相大大提高了。但是如何把邮票分类、分组还是全凭自己的感觉。

　　

那时我们楼下有户邻居，姓汪，年龄是我爷爷辈的，我们都叫他汪家阿爷。他有一个女儿，在中学里教物理，我们称她为汪家阿姨。我经常经常帮汪家阿姨整理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时还帮她制作物理课的小道具。她很喜欢我，有时会带我出去玩。有一年放寒假，她带我到南京西路上的书店去，她让我自己挑喜欢的书。我在一堆书里看到了“集邮”杂志，就选了两本，其中一本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书的封面上印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的图案，和我自己邮票中的“纪念红军长征二十周年邮票”的图案一模一样。所以我特地选了这本杂志。

回到家里，我第一次阅读“集邮”杂志真是种子遇到了甘露。在杂志中有对新中国邮票的介绍、有对新中国邮票作者的介绍、有对邮票出版的历史背景介绍；还有外国邮票的趣事逸谈；还有读者的问题解答等等。集邮杂志如此丰富的知识使我脑洞大开。特别是看到了新中国邮票志号的介绍以后，使我明白了自己手中的那些中国邮票是哪年发行的，全套几枚，某张邮票是第几枚。我对收集中国邮票的信心为此大增。“集邮”杂志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是里程碑式的。

从此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收集中国邮票。“集邮”杂志影响了我以后的集邮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应该十分感谢汪家阿姨。同时也体会到“集邮”杂志是我以后的集邮活动的真正领路人。

前右三是汪家阿姨。

照片左二是汪家阿姨。

　　到了初中，我尽量把我的外国邮票和其他人交换成中国邮票。不少同学也送了我中国邮票。那段时间我几乎把自己的零用钱全部用来买邮票。可惜那时国家发行新邮票并不在媒体上公布，只有自己经常到邮局或门市部去转转，才能买到新的邮票。

那段时间我还做过几次新鲜事。（也是从“集邮”杂志上学来的。）即用多余的邮票，特别是那些受损的薄片邮票作为颜料做“邮画”非常有意思，我还藏有一张当年未完成的“邮画”供观赏。那张邮画是参考当时的北京风光影集的摄影作品。现在挖出来再回味一下。

　　到了高中，班里也有好几位同学是集邮爱好者，当时有三位是集邮的哥们，一位是Ｆ同学，一位是Ｗ同学，另一位是费同学。我们每逢寒暑假都要约定时间到我家里来交换邮票。我们都是学生，没有经济来源，都是靠平时的爱好来收集邮票。在交换时大家都敞开自己的集邮册让人观看，自己缺少什么就直接向别人“讨”，最多也就是把自己多余的邮票让对方选几张。我们的邮情是长久的，此话以后再讲。

到1965年国庆节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第一次发行了。我在南京西路一个集邮门市部买到了这本目录。该门市部就在新成游泳池西边的一条弄堂口，那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本邮票目录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普通邮票、军用邮票、航空邮票、欠资邮票全部用图片形式一一列出。真是新中国邮票之集大成者。其中“欠资邮票”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图片显示。

　　过了一年，历史来到了那特殊年代。我家因为我外婆家的事和我祖父的事被抄了。戴红袖章的小将们发现了我的外国邮票，就追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很耐心地向他们作了解释：我是集邮爱好者，与外国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我给他们看了我收集的大量的中国邮票。他们总算放过了我。我也暗自庆幸：还好我收集的全是中国邮票。再后来我就更加小心了，把集邮册放到更加合适的地方。

　　1968年，我进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工作，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集邮也更加起劲了。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上海邮市逐渐开放，我趁这个大好机会到太原路邮票市场把我原来缺少的纪、特邮票都补齐了，自己也感到高兴。

1982年上棉一厂集邮小组成立，接连举办了多次邮展。我也积极参与活动，并且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我这里有很多当时的纪念戳。大家一起来看看。

　　1985年5月30日，纺织邮协组织了“五卅”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行了加字明信片。我也收集了这组明信片。

　　1986年春天厂工会和厂邮协联合开展了上棉一厂首届博览会，我以“邮票和钱币”为题，展示了我收藏的邮票、纸币、流通纪念币，获得了一等奖。

　　1988年厂邮协组织“祭扫黄道婆墓”一日游。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厂邮协还送发了加印文字的明信片以示纪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各种邮展很多，水平也参差不齐。当然比我们上棉一厂的邮展水平要高出许多。参观次数多了，自己也跃跃欲试，但是总觉得底气不足。正巧，棉纺公司邮协在业余时间组织有关专题邮展的学习班，我也参加了学习班。通过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了邮展的要求，参赛资格，评选条件等等。大大提高了对邮票展览的整体认识。我们还了解到专题邮展的编排强调让邮品自己说话，尽量减少文字说明；强调版面的整洁平衡、前后连贯；强调画龙点睛、引人入胜。这个学习班真的让我收获颇丰。

后来我两次参加了上海市纺织局工会组织的邮票展览。第一次在1994年5月份，我把我的文革票和纪特票作为“习作类”邮集参展，获得了镀银奖。第二次是在1997年10月份，我把新中国纪、特、“文”字、编号邮票合在一起，作为“传统类”邮集参展，获得了银奖。这两次展览地点都在当时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即南京西路456号，展览活动的档次是相当高的。我的邮品得到了集邮大家刘广实先生和唐无忌先生的首肯，我的获奖证书都有他们的签名。我的集邮经历也到达了高光时刻。

第一次参展，当时的活动说明书。

这是和当时的邮展展品征集员王夫良先生在展览现场的合影。

这是王夫良先生给我的信件。

第一次邮展的获奖证书。

第二次参展时，展览会说明书。

第二次参展的获奖证书。

下面就是我参加展览会的邮集内容。

　　记得在厂邮协活动的高潮阶段，厂邮协还办起了一棉邮协的刊物，我也积极参与活动。特别是在我被调到设备科以后，和厂邮协的交道也多了。大概在1994年，我担任上棉一厂邮协刊物“益邮”的主编，做了几期刊物。在约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唐林鹤，他的稿件最让人放心，几乎不用改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有一个让我放心的人是祝海松，他是党办工作人员，也是我们组稿的一员大将。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一位中医师，仇留中。那时正好出了一组中草药的邮票，我请她写一篇关于中草药治病的文章，她欣然答应。我还说了一句：你只要把稿子写出来，我们会帮你修改的。我确实低估了她。她送来的稿子非常好：她先介绍了邮票上的中草药，浅谈了药物的产地、药性、植株的药用部位、药物的用量，还例举了自己工作的实例，突出了药效。虽然文章比较长但是表达清晰、文理通顺，没有什么改动就上了“益邮”刊物。（其实我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是很搭僵的。）

　　但是好景不长，上海的棉纺行业全部走下坡路。厂里的政工大楼被拆除了，各项工会活动基本停止。厂里的先进设备都搬到新成立的“新一棉纺织有限公司”，原来的工厂变成了“城市绿洲花园”。厂工会仅剩在厂门口的“上棉一厂邮社”也从长寿路搬到梅岭南路，厂邮协也只是每年发发邮票而已，我们也依邮社为集合点，在每年拿预定邮票时略有小聚，维持最后的联系。

　　2007年，我正式退休后，又联系上了高中的Ｆ同学、Ｗ同学和费同学，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集邮、集币的信息。我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我弄到了奥运纪念钞，高兴之余还特地跑到费同学家里显摆， 并交流收集流通纪念币的体会。2011年夏天，费同学和他的社区联合举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个人邮展”，我也特地前往捧场，合影留念。

　　2020年国家为抗击新冠肺炎一事出了一枚特别邮票，费同学还给我寄来了他自制的手绘封。邮情之深可见一斑。

　　2013年9月23日，我得到消息北京西路的浦发银行又有纪念币可以兑换，我早早前去排队。很巧，碰到了上海电视台的现场采访。镜头对着我，一边拍一边采访。当天晚上看了电视的同学、同事、家人都来电话追问采访的情况，我又当了一次电视明星。这个录像还收藏在电脑里。

　　2013年冬天，我又得到消息，在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的浦发银行有“和”字纪念币可兑换，我早早前去排队。正巧在队伍里看到了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于是我们一起排队，一起交流情况。事后我们还在银行门口合影留念。

　　到了2019年，我自己认为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了，就把梅林南路邮社的新邮预定退掉了。但是我的集邮热情还在继续燃烧。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我宅在家里整理多年积攒下来的邮票。无意间发现了我在任“益邮”主编时，为组织稿件而写的计划单子，虽然是残片，那也是十分可贵的历史资料。“益邮”二期的计划单子上有唐林鹤和祝海松的名字，他们都是我在厂里集邮的铁哥们。这个纸片也应该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我还听唐林鹤讲过：某些爱好者手中还保存着“益邮”的实物。我已经托他帮我追寻“益邮”的原件，我多么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为之付出情感的“益邮”，让我再次回到那集邮的欢乐时代，这也是我这次写作的最大动力。

　　集邮让我收获了邮票、收获了知识；集邮也让我收获了朋友、收获了情谊；集邮更让我收获了乐趣、收获了心里的愉悦、收获了人生美好的回忆。

　　最近两年由于疫情关系外出活动的时间确实少了，在“家里蹲”期间，我抓紧时机做了过去因为工作繁忙而来不及做的那些事情，把“J”票和“T”票都整理了一下，同样做成了能参加展览会的贴片。有一百多页。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参展，而是为了方便自己观赏。这个整理过程如果用流行语来说就是：一个字“玩”；两个字“白相”；三个字“动脑筋”；四个字“活络手脚”；五个字“防老年痴呆”......总之，我还要在自己“传统类”特色的集邮道路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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