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远足

海明子

母亲的远足

沙光圩上有两个城中村，中间硬生生被一条沼泽沟隔开，沟的南边是沿海村，沟的北边是邱屋村。村人爱养鸡，清晨南村鸡叫，北村鸡也叫，那一刻全圩活泼泼的鸡叫声。村人都养狗，村头狗吠，村尾的跟着吠，吠声霸气，来客都怕，自然常年不闻偷鸡摸狗之事。六月初夏，沼泽沟的芋头叶盘口粗大，像一排排撑开了的油伞，待到八九月，圩集上摆满了香脆的芋蒙，那都是出自村妇们灵巧的双手。

母亲是邱屋村人。

邱屋村十多户人家，除了两户杂姓，其他都姓邱，据说邱姓人都是清代从合浦廉州迁徙过来，男的女的，年长的年幼的，都讲廉州话。沙光是渔港，人们以捕鱼为生，邱屋村边就是大海，但邱屋人却一律不做海，只专心种葱种菜。

母亲嫁给父亲，算是从圩边嫁到圩中，一条街的距离，从农村转入了城镇。圩上人以捕鱼为生，生活好坏都因着这片海，父亲娶母亲时,给的彩礼是一竹篮的咸鱼，现在人不太吃咸鱼，那时却算是奢侈了。



母亲是大女儿，下面跟着三个弟妹，囿于囧困，年小就跟着外婆做工，帮补家用，最终也没能入学读书。嫁给父亲后的头几年，母亲依旧回外婆家干活，每天在圩边与圩集间来回操劳，算起来，这是母亲年轻时走过的最长的路途了。

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高考，当然是名落孙山，那时也没有什么打算，无所事事，睡觉闲逛，睡觉总要睡到狗吠猪嚎才醒来，闲逛总要逛到饥肠咕噜才罢休，这么闲暇着挺惬意的。

母亲看着我这个样子急了，第二天叫上我，买了些糖果饼干，往芋头坡找盲仔。

盲仔是沙光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据说精通易经，通晓天文地理，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圩上人大小事情都找他。上年纪的，求平安求健康，当官的，求升迁求发达，做生意的，求添丁求发财，像我这种求升学的，是很少的了。

这天也是我第一次去找盲仔。跟着母亲走了十多公里路，来到芋头坡，已是晌午时分，盲仔屋外已有多人在等候，轮到我们时，已是一个钟以后。母亲送上带来的点心，说明来意，盲仔在簸箕上放一些谷米，两手上下握着一根绳子，口中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对母亲说：此儿有出息。母亲高兴不尽，我在一旁半信半疑。

那一年，我十七岁，母亲四十六岁，这是她走得最远的一次。



盲仔的占卜，坚定了母亲要我复读的决心，到了九月，我又抱着一大叠书本回到了学校，重温乏味的补习岁月。

母亲的妹妹因为能读完中学，在县里医院上班，姨丈在电影公司工作。姨丈是一能人，能说会唱，走村荡圩，逢人就叫阿叔阿婶，每放电影前都来一段声情并茂的说唱表演，乐得村民东歪西倒，大家都记着他，喜欢他了，后来调到了地区公司，再后来做了经理。母亲姐妹感情很深，常有来往，小姨每年里都要来家里三五次，还帮了家里不少忙，诸如家里的缝纫机、手表都是姨丈早时通过关系找指标买的。

我和表妹翌年一齐参加了高考，考完试后，小姨带表妹回沙光小住几天。我和表妹同年，有很多相同的话题，每晚夜幕升起，我俩就在老宅门前铺一张凉席，躺在席子上看星云飘荡，数流星飞逝。我问表妹考得怎样？她说还行，估计会上重点。后来，表妹上了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大学读研，两年后赴法国留学，留在了法国。

我报考了中文系，竟然也被录取了，从此便带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印花被子，开始了大学生活。母亲跑了十几里路，占卜来的“有出息”之卦，第二年就初显灵验。

年轻时，有一点闯荡的心思，习惯了小圩集的生活节奏，见多了邻里街帮的世态炎凉，心里自发着一种厌恶，想改变，想远离这种场景，即便有一些突破也可，毕业时，便向学校表达了统分的意愿，最终如愿分到了一所离家几百里的学校。学校并不大，校舍整齐有致，除了办公楼，教室一律是小平房，像个兵营，又比兵营自然，四周被高高低低的绿树围着，满眼是绿色，闹中取静，又有春华气息的灵动。中央是一个宽大的操场，空闲时更像一处草坪。城市的高楼大夏看得多了，陡然来到这里，便觉得活灵灵的新鲜。

母亲说要来学校看我，我便骑着自行车去车站接她，一路上，母亲不停地问这问那，兴奋和紧张的情绪按捺不住，入得校门，看着绿林掩映的学校，眼含惊喜。家乡也有青山，也有绿林，但比起这成片成片的绿色，自然是显得尤其的乏味了。

那一年，母亲五十一岁，头上已是满头白发。

这里，是我最初工作的地方，也是母亲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





五年后，一纸调令，我离开了学校，转做机关工作。机关工作看似朝九晚五，优哉优哉，其实是文山会海，千头万绪，人坐着，心却累着。好在每年也能外出几次，或学习，或考察，或交流，每逢外出，便是北京上海，或是广州深圳。每到一地，学习考察之余，便是一通拍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母亲。每次外出回来，她都要问我到过的地方，我便指着照片，介绍每处的山和水，人和楼，我知道，母亲是要通过我的照片，甚至我的脚跟，去完成一次次的远游。

亲人里，最有出息的是表妹了，出国留学，留国外工作生活，小姨一家荣耀，我们也自豪。小姨两口退休后，每年都过去住上几个月，也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回国时，总会带回一些礼物给母亲，母亲自然是开心了，最紧要的是拽着小姨，要她一一介绍那边的山，那边的水，那边的人，于是，便熟记了凯旋门、卢浮宫、巴黎圣母院，更熟记了那边的海，那些味道很腥的腊鱼。而我知道，她是通过小姨的描述，实在地游了一遍法国。





一个月后，她把我叫到跟前，认真地对我说；你休个假，带我去上海看看吧！我直直地发了个楞，是啊，这么多年了，忙于工作，疲于应酬，竟然没有问过母亲需要什么，我要给予母亲什么。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为人厚诚，不善张扬，我“出息”了这么多年，从不问我在干什么，是什么职务，别人问，她也无从回答，对我说得最多的却是：要好好工作，要出入平安。

于是，我答应母亲，来年公休时就带她去上海走走，看那个梦中的城市。只是，意外总是来得没有头绪，没有迹象，在当年的国庆，喜庆的日子里，她却中风了，从此卧床不起，直到离开，她的一生终究没有走出过远门。

我对母亲，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

母亲下葬后，按照风俗，我们兄妹几个接连数天从街口烧冥纸点蜡烛，一直烧到家门口，为的是引导母亲回家吃饭，也为母亲离家时指引方向。蜡烛和冥纸燃起时，漆黑的街巷变得通亮，我便轻声的跟母亲说着话：天堂里有车来车往，有时间，你就多到各地走走吧，别担心，那边有父亲陪着呢！

——作于202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