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丛中笑

　

文字／卢玉儒

图片／卢玉儒

　母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了，对母亲的怀念只能留在我心里。母亲刚去世的时候，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我的心里虽然难过，但没有过分的悲哀，因为那个结局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只能无可奈何。可是时间久了，对母亲的思念并没有淡化或间断过，往事总在我脑海里徘徊……

母亲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就没有年轻过。我的记忆里，她总是一身黑衣裤，或者黑裤蓝上衣，头上常年顶着个浅色的手帕，冬天或天冷时顶一个黑色的头帕，白色或黑色的带子扎着裤腿，穿着自己做的尖头的专给小脚穿的布鞋。我从来没见过她穿花衣服，或者其他颜色艳丽的衣服。在我选上飞行员离家的时候，她还不到40岁，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打扮，以后的几十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在以后一次次的母子相见中，我感到她个子总在缩，一次比一次矮，可是看来还很健硕，使我唯一担心的是她的血压和脾气。最不幸的是，果然没有出乎我所料。

在母亲最后完全昏聩的几天里，我们围坐在母亲的身旁，明知已没有任何好起来的希望，但仍然没有磨灭忽然好起来的幻想。来家里看望的亲友邻居络绎不绝，没有任何办法。弟弟说，已找医生看过，医生说这已是第二次犯病，已没法救了。但看着母亲的手臂还不时地摆动，就像睡着了一样，我们实在不忍心。有一回，三妹夫提出，要不然挂个吊针试试。我清楚，这已经不会起任何好的作用，只会增加母亲的痛苦，没有同意。因为我已听说过这方面的事例。我这次回老家是和大女儿一起回来的，她也算学过医，多少懂一些，看了她奶的眼睛，瞳孔已经放大，也认为大脑已经死亡，不可能逆转了。

既然回天无力，我们只能盼望母亲没有痛苦地、安静地走吧。

母亲临终的那天晚上，妹妹们怕我累，借口嫌我打呼噜，不叫我在母亲的炕上守。到了凌晨，弟弟叫醒我，说母亲不行了。我们一起给母亲穿好了寿衣，安置到灵床上。母亲是在2004年农历闰二月初一丑时去世的。母亲大脑早已没有知觉，可能没有痛苦的感觉，但是我的心痛。

此前一周，我接到大侄儿龙龙的电话，说他奶不说话了只是手脚乱动，叫我快回来。我还侥幸地以为母亲可能是和家里人生气，不愿意和他们说话。当时还想，如果母亲愿意，我们把她接到宝鸡来，并且把此想法和妻子商量好了。等我回家后看到的事实，完全击碎了我的设想。后来想想，可能是弟弟怕我不能一下子接受，故意叫侄儿那么轻描淡写地说说，实际上他们已经知道不行了。

直觉虽然已告诉我，但我仍然希望那不是事实。在回来之前我曾打电话询问门子的大哥，想知道实情，他的回答不明确，说是“你立即回来也行，不回来也行。”没有明确的答复，我很生气，在我回家后为此还说了他几句，可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我们转业回到宝鸡十几年的日子里，我们小家一起回老家仅过过一个春节，其它都是节前回去看看，过节时都不回去，因为我们都不喜欢过节走亲戚，怕累怕麻烦。母亲和岳母都理解我们，都不主张我们过节回来。

2003年的春节我们也准备这么过，所以就在春节前几天回了趟老家，打算在宝鸡安稳地过一个清静的春节算了。

可是这个春节还没过完，侄儿突然打电话来，说我母亲不会说话了，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心想这是出大事了。我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的屋里围了不少人，我看母亲很清醒，什么都知道，只是不会说话，我的心放下了些。找来村上很有经验的医生来看了，说是脑梗，问题不大。接着就给打吊针，吃药，同时还针灸。

母亲虽然其它方面都很好，但是有高血压，这回突然发病，有不少人也认为不行了。妹妹们想帮妈缠好裹脚布，可是都不会，母亲竟然自己起来缠，动作很熟练，缠得有模有样，看的人们都乐了，这还有啥问题？显然医生的判断是对的。

我陪了母亲几天，看着病情稳定，心渐渐放宽了。有一天我对母亲说：“你能不能自己走走，我看看。”母亲在炕上站了起来，很精神地走了几圈，我高兴极了，看来恢复是大有希望的。

根据医生的诊断，我们买了不少对症的药让母亲坚持服用，女儿看了药方也认为是对的。我走后妹妹们又在家乡找人给母亲针灸，不久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慢慢的还会简单的发音，行动吃喝都很正常，眼看着就能康复了，我们都很高兴。

不巧的是这时全国发生了非典疫情，限制人员流动，各级要求十分严格，我本该常回家看看，可是在这特殊时期做不到了。因为此疫情传播很快，人们都很担心，上面不同意外出，即使同意，我还怕回老家一趟，其他同志会感到腻歪，只好忍着，每天打电话询问，心里很难熬。

可是病中的母亲不清楚外面的世界，不理解当时的形势，她虽然话不能说清楚，但妹妹们知道她的意思，是嫌我不回来看她。她们边让母亲看电视里的新闻，边解释我不能回来的理由，可是很难说通，妹妹在电话里对我说：“真难劝。”

好在夏天过后，非典终于缓和了些，我赶紧回家探望。母亲那些天正在三妹家里，妹妹直接把我接到她家。我看母亲恢复得很好，生活完全能自理，并且能说简单的词语。

那是暑天，天气很热，我不习惯，住了几天，我就回宝鸡了。我感觉有药，并且也留有足够的钱，在家里和几个妹妹家轮流住住，应该不是很难的事。

到了冬天以后，由我姐出头给我打电话，告了些艰难，说是都很忙，问我怎么办?我感觉母亲虽然语言不太利索，但是行动很自如，完全能够自理，几个妹妹都很近，照顾也方便，有多大困难？但我还是在春节前回去了。这时我母亲在二妹家，我准备下午雇车去接。

可我正帮弟弟在后场菜地拔蒜苗，三妹夫雇了个厢式三轮车把母亲送回来了。他说他到孙家塬有事顺路过来的。我心里能猜出内情。

我看母亲动作很灵活，下车不用人扶自己走进了屋子。可是能看出她心里不太高兴，可能是嫌我们没有去接她心里不舒服。我在家里呆的几天，看弟媳还不错，吃饭时还和母亲开玩笑，逗母亲乐，我心里自然很高兴。

眼看春节要到了，我给母亲和弟弟都留了足够的钱，意思叫他们过个好年。走时弟弟还从楼上取下一串干辣子让我带上，母亲脸上露出生病以来少有的满意的笑容。

我在家呆的几天，和母亲睡在一个大炕上。炕是母亲亲自烧的，我怕热，我睡的那头得少塞点柴，不会烧的人还弄不好。早上我还没醒来，母亲已起来把地都扫了，尿盆都倒了，我十分惊讶，也非常感动，眼泪差点流出来了。我本来该伺候母亲的，反而叫她劳动了，这就是我的老母亲！如果不是语言不行，谁还会以为她是个有病之人呢？

母亲在病的面前，总是很坚强的，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她发烧很厉害，总说冷得不行，盖了好几床被子，还在打颤，没有其他大人在家，我很害怕，就说：“妈，我给你找大夫去。”妈说不用，一会儿就好了。后来我从大人的嘴里得知，母亲那次是“打摆子”，医学上叫疟疾。

我在部队的那些年月，有一回探家，听说我妈血压高，我就问她，你找医生量过没有？有多高？她不在乎地说，不高。我问，医生说是多少？她说，医生说是180，我吓了一跳，这还不高！

我们给买了些治高血压的药，她很少坚持服用，说是头晕了就吃，没有感觉了就不吃了，我们多次劝说都没用。可是对别人，对子孙，如果谁有病，她总是坐卧不宁，恨不得叫病害在自己身上。每想起这些情景，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痛，我都快奔60的人了，母亲还把我当孩子似的操心！并且她自己还有病。

母亲安葬的前一天，我们请了吹手和两台自乐班，其中一个班子还有来自西安的名角，这是我远门一个叔父私人关系请来的，在我们农村很难见到，因此很有名气。那天晚上演出，名角一出场，刚亮了一嗓子，就吸引了大批粉丝，许多帮忙的人放下手中的活，呼啦一下子涌到台前听戏去了，那场景非常壮观。可是我没有情绪观赏。

安葬的这天将要起灵的时候，又一次的“迎饭”仪式结束后，我和众孝子跪在设在大门外的灵堂前，周围聚集了大片的村民和亲友，观看这一庄严的仪式。

其中有一个仪式叫“洗脸”，由我捧着母亲的遗像，我姐和我二妹给母亲“洗脸”，她们拿着毛巾，象征性地蘸水、打香皂，在母亲的像上抹来抹去，做着洗脸的动作，还要边做边哭。如果我这时不是主角，而是个旁观者，会感到这么做非常可笑。可是此时此刻，我却真正进入了角色。随着她们的哭声，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痛的波浪。我已快六旬之人了，可我从来没有给母亲洗过脸洗过脚或洗过任何小物件。两个月之前，我在老家时，常是我还没有起床，母亲已经收拾好房间，给我打好了热腾腾的洗脸水！想到这些，我不由得伤心欲绝，眼泪像泉水般喷涌而出，那是真诚悔恨的泪。母亲呀，儿子再想尽孝已是不能了！

仪式内容很多，包括跪拜、上香、祭酒、烧纸等等，可是最触动我心灵的却是这一刻，母亲养育我们的往事像快镜头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

母亲是善良的，她惜贫怜孤，乐于助人，施恩不图报，从无害人讹人的心眼，在邻里间有很好的声誉。母亲最大的优点也是她最大的缺点，那就是太直，不会拐弯，不会隐瞒自己的感情，喜欢和讨厌都会写在脸上，使人一目了然。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使她既有不少朋友，更使她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这造就了她永远无法理解的悲剧。母亲的突然离世，与她的性格不无关系。这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人在世上，总会有不随心的事，要想得开，看得开，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折磨自己，轻者不利于自己的健康，重者可能危及个人的性命，这是我最不能忘记的。

母亲的娘家姓卫，在扶风县上宋乡卫家湾，离我家有十多里。我的表哥表弟都叫我妈“碎姑”，（“碎”，相当于南方有些地方称呼的“幺”，就是小的意思）我知道她是我外祖父最小的孩子。据我看，外公家比较殷实，我小时候去他家，看到很大的大车门，还有停在门内的轮子很大的马车，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很少人家才有，足以见证他家昔日的光景。舅家还有两眼窑洞，其中一只很深很大，里面有一台石磨子，牲口拉着可以磨面。旁边有一整套做挂面的设备：挂面的架子，杆子，醒面的大柜子，和面的大盆等等。我曾很好奇的看过舅舅和表哥做挂面的全过程。

挂面是关中农村一个重要的美食，家里来客人了主人就会说：“快下挂面！”我对挂面感觉一般，却最爱吃外婆给我煮的“挂头”，筋道、耐嚼、非常好吃，我总忘不了。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外婆家，村上人见了都会高兴的打招呼，年长的就会说：“秀珍回来了，呀，这娃都这么高了！”从他们的嘴里我准确知道了母亲的小名。我识字以后，在生产队的工分本上看到了我母亲的名字“卫彩莲”，这就是她的“官名”了。说起来，这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我母亲总算有自己的大号了。

　　母亲的一双小脚，在同龄人中也很少见，走路步子又小又慢，我总有一种不稳的担心。看着她同别人一样的劳动，一样的在生产队出工，我心中常有不忍，也非常不解，她的脚为什么缠得那么小呢？

我曾问过她，母亲说都怪她妈。母亲小时候，当时民国的政府已经不准缠足了，我外祖母把我母亲藏在一个拐窑里（大窑侧面挖的一个小些的窑洞，比较隐蔽），硬给把脚缠上了，不光当时受罪，一生都很受苦。由此，我对外婆的做法很是愤恨，然而一无用处。在这一点上，母亲尤其不幸，本可以完全不必的酷刑，她却没有免除得了。

母亲不识字。她信神，信鬼，信玉皇，信龙王，信关公，信阎王爷，敬奉家宅六神。她还懂得不少被称为“封建迷信”的民间乡俗，比如哪一天可以做什么，哪一天忌讳做什么等等。尤其在正月里，常有年轻的媳妇们请教她，今天忌什么，明天忌什么，她都会郑重其事告诉她们，今天不能用针线，明天不能动剪刀等等，我感到不解，也不相信，有时会提出不同的看法，母亲就会严肃地告诫我：“不敢乱说！”

母亲晚年的时候，在二妹等人的影响和鼓动下，淡了些原先的信仰，更积极的信佛了。不过我看，这和她信菩萨、信道士没有多大的区别，过去信奉的习俗也没有什么改变。我总想，她这样如果用佛家或道家的规矩来衡量，大约都有些不合适。

母亲的记性不好，佛经很难记住，只能念“阿弥陀佛”，佛教的师傅鼓励她说“这样就行”。

母亲的意愿是她的后事要按佛教的礼仪办，比如逝世24小时内不许动哭声，不许烧纸，只能念佛号等等。可是这些做法，在我们村里根本行不通。母亲刚咽气，我们难过得不行，妹妹已忍不住率先哭了起来。我还以为要严格执行母亲的意愿，强忍着悲痛骂了妹妹几句。可是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人们都接二连三地来烧纸吊丧了，有的未进大门就哭了起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制止。我说了母亲的遗愿，族里人都不理解，说“老人死了怎么能不叫人哭？”我想也是，只能默认了。

我本想按母亲的遗愿用佛教的仪式做个“佛事”，按佛教的做法进行葬礼，可是没有获得支持。族里人说：“照一个灶眼门烧，不要变了。”意思是母亲早年不是信奉佛教，而是道教的弟子，现在变了不好。我们只好照办了。

将要出殡了，母亲的棺木已停放在我家大门外的丧车上。请来的十来个穿道袍的人，吹打着道家的音乐，念着经。我捧着母亲的遗像，在执事的搀扶和引导下，又烧纸，又叩头，像木头人似的任人摆布。我心里明白，这一套不符合母亲的意愿，但她生活在这样的乡俗里，就像她当年被缠足一样，不能反抗，只能接受了。

没有按母亲的意愿安葬了母亲，最后一次拂了母亲的愿，我心里也不大痛快。姐妹们心不甘，后来在邻村的一个佛堂给母亲补做了一个佛事，以了心愿。

母亲的脾气不好，这使她吃了大亏。她虽然有病，但如果不生气，问题不大，因为她其它器官都好好的。我已听说这次突然发病是生气所致，验证了我的判断。可是又能如何呢？母亲比我预想少活了十几年，想起来就叫人痛心。

母亲在外人看来忠厚善良，很能让人，可是在家里她很不灵活，不顺心就会骂人。为此我曾劝过不少回，我说：“人都爱听好话，你要多说人的好处，就算不好的也会好一些，你越说人家不是，会越不高兴，越不好。”母亲就说：“不好就是不好，我不会说虚话！”唉！总是听不进去。所以，人太直了，不是什么好事。

近些年，农村办丧事，不光继承了过去的习俗，而且不断有新的发展。放电影，放录像，唱戏，还要做整个过程的录像，加上出殡前由儿子念悼词的仪式等等。我在农村呆的时间不多，对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节目确实有些跟不上形势的感觉。三妹夫怕我不知道最近农村的讲究，替我拟了一篇稿子。按他的角度写得还算不错，可是我看了以后，认为不适合我的角色，决定自己亲自动手写一篇。

但是那些日子，我处在悲痛之中，文思很迟钝，怎么都写不好，怎么改都不满意。听说我三叔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就前去请教。他给添了许多文言文，又保留了我原先的白话文，两者掺合到一起，念起来很别扭，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如此了。

出殡那天我念着那篇半文半白的悼文，心想尽量念得稳重动感情，可是有些词句我自己都不甚了了，我估计在场能听懂的人不多。好在这不过是个形式，不会有人注重文中的词藻，我只是走个过场罢了，我的真实感情，凭这几段话是表达不了的。

母亲安葬在当年生产队的砖窑及后来修建高速公路取土后留下的面积很大的土壕里。位置在西宝高速公路的南面，董家到絳帐街的乡级公路的北面，和我父亲的墓地相距约有一里。按我们的意愿是把我们父母葬在一处，可是我们村里人多地少，好多年来就没有了“祖坟”的概念，全都是村上集体划定的公墓。我父亲的墓地离我们一个村民小组的居住区太近，那里的住户意见很大，村上决定终止此处作公墓。我母亲去世时，新的墓地已葬了好几位逝者，我们的愿望理所当然地不能实现。

妹妹们抱怨我弟弟太软弱，当年没有力争在我父亲的墓地边给我母亲留下“穴口”。但据我了解，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即使当初留下了“穴口”，现在村上已决定不再用此地作公墓，也是白搭，因为土地属集体所有，我们没有选择权和支配权。

母亲极少出远门，最远到过西安和宝鸡。她也不喜欢我们出远门，谁出去了，她都不放心。我听人说，在有生产队的时候，有一次，队上派我弟去我们西面的眉县买红芋苗，买好以后，却没有回绛帐的火车，那时没有电话，又没有其它交通工具，一时给家里通知不了他的情况，当然回不了家。他见有东去的货车，就爬了上去。可是火车不在我们家这里停，拉到了武功。从武功爬上一列西去的车，又拉过了。一晚上在火车上过来过去好几趟，直到第二天才回到了家。那一夜，母亲快要急疯了，跑到队长家要人。因为不明真相，生产队领导也很害怕。后来弟弟虽然回来了，母亲仍然很生气，把队干部们好一顿骂。据说，这是母亲唯一骂外人的一次。

没有文化又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对外面的世界实在是知之太少。我在空军当飞行员，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荣耀，可是在她心里，并没有啥稀罕，不如留在她身边安稳。在那些时日里，她经常盼望的是我早点回到家乡离她近一些。每次探家离家的时候，母亲恋恋不舍的心情，使我感触颇深。我走出好远了，母亲还会站在门口久久地瞭望，直到看不见为止。不论母亲的爱是偏执的也好，什么的也好，在母亲心里是对儿子的真爱。

母亲对我的姐妹们也是如此，不喜欢离她远。给她们找婆家，全是附近村里的，稍远点都不乐意，更别提找在外面工作的，外地人就绝对休想。所以，除我而外，我的众多姐妹和兄弟都在农村，没有一个老百姓认为的“在外面工作的人”。实际上她们的条件都不错，是陈旧的老观念束缚了她们，决定了她们人生的轨迹。好在妹夫们都还争气，勤劳朴实，虽然没有一个大富大贵，可都是传统意义的好百姓，生活得殷实自在，对社会有益无害。

经历和环境限制了母亲的感知，使她对一些事情的认知有些片面或落后时代，但她对我们的爱是真诚无私的，我们不应忘记。母亲的基因无疑也传给了我，我也不会说虚话，不会无原则地歌功颂德，厌恶两面三刀。我知道，人要活泛，不要固执，人要灵活，但不能口是心非。忠厚的人，总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母亲的一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历史不会留下她的只言片字。在有限的时日里，周围的人们对她的记忆也会慢慢地淡去，直至消失。唯一能留下较长时间的大概就是我们为她竖立的墓碑。母亲的一生没有丰功伟绩，墓碑上甚至于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我们这地方，墓碑上不写长辈的名字，只称某大人，某孺人）。但是，墓碑上众多子孙的名字却充分彰显了母亲对我们家族人丁兴旺付出的艰辛和特别贡献。

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妹九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是多么不易。特别是我记忆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困难时期，她和我父亲一起拉扯我们渡过那段艰辛，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段艰难的日子过后，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母亲的后半生，在农村的同龄人中，应该算是比较富足的，她的兜里再也没有缺过钱。子女相继成家以后，更没有需要她操心的事，可是她总是放心不下这个，放心不下那个，没有充分享受她应得、可得的幸福。我们孝敬她的钱，她大部分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想起这些我们就非常遗憾。为此我们不知曾劝说过多少次，事实上没有任何效果。

这就是我的老母亲。我只能把深深的怀念永远埋在心底，如果有来生，祝她真正享受到幸福和快乐。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