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多想您再打我一次

老张也说说

开篇需要稍作解释的是，文章中的伯伯并不是我的伯父，而是亲生父亲。在当地张姓中，大都把父亲称爹，不知为什么我家从小把父亲叫伯伯，是不是沿用了外公家的叫法不得而知。

今天是我伯伯诞辰95周年纪念日，转眼间，伯伯离我们而去33年了，时间愈久，思念愈浓，以至于在梦里常常梦见他。作为一个以文字谋生的人，写过许多人，唯独没有写过自己敬爱的伯伯。不是不愿写，而是胆怯怕写不好。

我爷爷是个挑伕，有着一双大长腿，乡邻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长脚杆”。爷爷不顾家，挣的苦力钱全部都在外面吃干用净。家里全靠我婆撑持着，大姑嫁给了本地汪姓人家，二姑外出流浪至今下落不明，幺姑嫁给了本地冉家。伯伯九岁就给人家放牛，十六岁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借故逃回老家。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伯伯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临走时，我爷爷买了一块肉去看他。当时，我们那儿还没有公路，去区公所和县城的运输工具是骡马。人一般都是走路，骡马用来驮运生活必须品。政府十分重视入伍青年，给予了这些即将跨国出征的壮士以最高的礼遇——披红戴花、骑马前往区公所和县城。伯伯见了爷爷，多年满腹忿气无处发泄，接过肉扔在地上，跳上马背头也不回地走了。1953年7月27日，中国、朝鲜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持续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部队撤回东北后，伯伯参加了速成识字班，在那里学会了读写和打算盘，这为他后来复员后长期担任生产队和大队会计打下了基础。

我们长大后，伯伯逢年过节都要带我们去给爷爷烧纸，但是，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说爷爷的任何事。

伯伯活了62岁，上半生之初在朝鲜与美国人打仗，下半生都在家里打“娃娃仗”。伯伯养育了我们姐弟六人，大姐一岁多患急病夭折了，我是排行中老二，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三年困难时期，我爷爷被活活饿死，伯伯也是好不容易才拣回一条性命。后来，虽然吃的勉强能接济上，却没有半点经济门路。好不容易熬到快出头时，我参加了工作，二弟结了婚，三弟成人，四弟也到了16岁，妹妹正上初中，伯伯却一病不起早早离开了我们。

伯伯的嗜好很多，最大的爱好是抽烟、喝茶、饮酒、吃辣，唱民歌、爱打牌、下象棋，还有就是读书看报和讲民间故事。小时候，每当下大雨不能出去干活，母亲就拿出针线为我们缝缝补补，伯伯则捧着两斤烟叶换来的繁体字竖排本《西游记》大声朗读，我开始站在他旁边听，慢慢地上半个身子就压在他拿书的手臂上，伸着头看书上哪些方块字。时间久了，伯伯的手臂被压麻了，他就一瞪眼睛伸手把我推开。我被孙悟空七十二变化和打妖精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一会儿不自觉地又凑上去了……在伯伯的影响下，我在入学启蒙前，已经认识很多简体字和繁体字，以至于上一年级时受了很多老师的白眼。那时，爱表现和称能，老师在黑板上板书生字，写一个我念一个，有时一个字还没全部写出来，我已经念出来了，弄得老师十分发窘和尴尬。

伯伯和其他的父亲一样，胸怀是博大的、默默地为儿女奉献着一切。而我却想不着他的好，即使偶尔一次、两次或多次被冤曲了，我却记恨难忘。我小时候既胆大、顽皮又好奇，这是我经常挨揍的原因。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便鼓动一群小伙伴去几公里之外的小街。沿途尽是蜿蜓小路，悬崖料峭，峭壁下是湍急河流形成的看不见底的水潭，正当我们快要到达小街时，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嘎然而止，伯伯手持荆条像个威武的大将军挡住了去路。我作为领头者，自然落了个皮青脸肿。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后怕，也觉得当时实在是该打。上世纪70年代，收音机不说在农村就是城市也是个稀罕之物。每当伯伯不在家时，我就把家里那台“燎原” 牌收音机偷偷拿出来收听。一次，我不小心绊着了收音机的天线，一下摔得稀巴烂。很自然，伯伯回来又给我过了一次“堂”。

除此之外，我干过许多出格，现在想着也很后怕的事。看了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新闻报道，我在门前的大河涨洪水时，解下裤子将两裤脚系住，我伏在裤子开衩处，形成一个土救生圈，在滚滚的洪水中劈波斩浪游了一个来回。还有一次，我看到许多小孩都玩过的“放炮”，即将一短节导火索用锤子砸软，点燃扔出去即可在空中发出爆炸声，我忽发奇想，将砸软的导火索连上雷管，点燃扔出去看是什么效果，结果是点燃刚扔离手就爆炸了，吓得我出了一声冷汗。上小学时，大路外边有一棵大漆树，树身中间腐朽的洞内，每年都有狗屎蜂（胡蜂的一种，属于小胡蜂，个头比胡蜂小，毒性弱于胡蜂，人让胡蜂蛰了严重者很难活命，小胡蜂毒性虽然小，但把人蛰了又痒又痛，也要几天才能消肿）筑巢，我放学后走在前面，远远用石头砸那蜂巢洞口，小胡蜂“轰”地飞出来时，我已经走远了，后面的同学毫不知情，走到漆树前，让小胡蜂包围了，一个个被蛰得哇哇乱叫、鬼哭狼嚎，我却在远处乐得捂着嘴大笑……当然，这些都是背着伯伯进行的，要是伯伯知道了，真不敢想象他会把我打成什么样子。

我从小性格倔犟、喜欢斗嘴，因此在弟妹中我也是挨打最多的另一个原因。父亲是军人出身，性格耿直、脾气粗暴，打人也没有轻重，往往火气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拳头、耳光和棍棒劈头盖脸一阵狂揍，直到打得求饶为止。辩解和逃跑，只能加重惩罚。我和弟弟不敢在外面打架，即使受了欺负也不敢回家诉说，因为父亲从不袒护我们。二弟乖巧听话，伯伯常常袒护着他，凡是他做的事，错了也是对的，而我做事即使对的，也是错的。有时二弟自己不小心摔了，也说是我把他推倒的，伯伯信以为真，不容我张嘴辩解，便迎面一顿暴揍。有一次麦收，二弟站在木梯上码麦垛，我在木梯一旁扫地，木梯自己突然顺墙下滑到地上，二弟吓得哇哇大哭，爬起来硬说是我故意用扫帚挪动了木梯，伯伯竟然相信了，一边大骂：“心肠太歹毒了！”一边耳光﹑拳头和棍棒抡番上阵，揍得我两天起不了床。这次，伯伯不仅从皮肉上，在心灵上也给我带来深深地伤害。

但是，伯伯在我勤奋好学所犯的错误上从没打过我。上世纪70年代，农村文化十分枯燥，谁家有几本书绝对是稀罕物。我家就有两本，一本是竖排、繁体字的《西游记》，一本则是伯伯从部队带回来的识字课本。我记得识字课本上第一课《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第二课《毛主席看望关向应》。正是识字课本，以及《西游记》上的孙悟空、猪八戒，培养了刚会走路的我的识字好奇心。后来，这两件唯一供伯伯消遣的“宝贝”，也毁在我的手里。识字课本让我弄丢了，《西游记》我看后，随手扔在凳子上让家中的母猪叨走撕碎。对这两样“宝贝”的失去，伯伯既没责怪也没打骂我。

我挨打的次数可以用两句麻将口决来形容：“小打一四七、大打三六九”，就连我上学也是伯伯打出来的。我启蒙时，刚上了第一天，就再也不愿去了。原因是课堂约束，少数同学欺生。伯伯对我说：“不去可以，你就去挖地（陕南方言，指翻地）！”我高兴坏了，扛起锄头就向地里走去。可是，没走多远，伯伯就拿着一根荆条追了上来。我挨了一顿揍之后，只好又背着书包乖乖跟着干哥上学去了。从此，我上学再也没让父母操过心。

父亲对儿女的爱是无声的、深沉的，不用心去感受很难察觉，而又很容易在平淡生活中被儿女认为是应该的。我是大姐病故后第一个孩子，父母视我为掌中之宝，伯伯经常背着我，还把我放在他翘着的二郎腿上，然后用力有节奏地一上一下不停颤动着嘴里不停地吆喝：“驾！驾！驾……”有时嘴里还不停地念着童谣：“马儿马儿，嘟嘟骑，回娘家，找肉qi(方言，吃)……”伯伯累了，我不懂事却还要骑，他就换一种骑马的方式，把我双腿驾到他的脖子上，走来走去。最初，我十分害怕给摔了下来，就双手把父亲的头抱得紧紧的。骑在伯伯的头上，我能看到很远的地方……这种好日子随着弟弟们的出生，也就再也没有了。

我读高中的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就缺粮，交不了伙食，刚刚收获豌豆，便将豌豆煮熟放盐炒了，用一个小桶装着。每到吃饭时，就拿出来吃一些。周一到周三还好，到了周四的时候，炒豌豆就开始长一层薄薄的绿霉，味道也变了。但是，还得继续吃并坚持到周六。连续吃了三个周，我的胃口开始越来越差，什么也不想吃，闻着油烟味就恶心想吐，指甲黄了，眼白发黄，经医生诊断为急性黄疸肝炎。那时，陕南乡村医疗条件差，没有治疗黄疸肝炎的特效药。伯伯四处打听治疗此病的民间偏方，听说吃羊肝、苦荞能治，伯伯跑了很多地方寻找羊肝和苦荞。最后，一位远房亲戚向伯伯提供了一个治疗黄疸肝炎的民间中草药验方。伯伯翻山越岭寻找采挖，其中一味是灌木的树根，树枝上长满长刺，又多半生在悬崖边，伯伯将它挖了回来，身上却到处让刺挂出了道道血印。喝了几次伯伯采集的中草药，黄疸肝炎竟然神奇地好了。后来，伯伯凭这个验方，也成了方圆几十公里专治黄疸肝炎的“土医生”，治好了十多个黄疸肝炎患者。后来，伯伯去世后，这个治疗黄疸肝炎的验方也随之失传。

高中的第一学年，听说学校食堂要交木柴，伯伯借来一辆架子车拉了200多公斤木柴，带着我和弟弟往学校送。当时，公路全是泥土路，经过常年车行雨淋，路面凸凹不平，木柴虽不太重，架子车却像在路面上跳舞一样，拉起来非常吃力。伯伯又是怕热体质，汗水一直顺着脸庞往下淌，他就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好不容易要到学校了，又让一条洪水未消的河流挡住了去路。伯伯带着我和弟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架子车和木柴连拉带推弄过了河。第二学年，我交的木柴数量还不够，伯伯领着我去学校附近的山上亲戚家砍了100多公斤木柴，扛下山来交到学校食堂。

1984年10月，我接到了安康地区广播事业局录取我到岚皋县广播站工作的通知。伯伯听到消息忙碌了起来。家里没钱，就去乡信用社贷款为我买了一套蓝绦卡的衣服，买了一床大花缎子的被面。当时，为这床被面我还和伯伯闹起了别扭。我认为，家里很困难，买个普通花布被面就可以了。伯伯则认为，我是去县里工作，被子起码洋气一些，这才像样。但是，却不被我理解，伯伯因此感觉到很冤曲。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进修时，参观中南海给伯伯买了一个中南海纪念烟嘴和一盒圆盒包装的香烟。伯伯视烟嘴为珍宝，烟也舍不得抽，不时拿出来向人炫耀一番。遇着特别相好的人，他才很不情愿地给人家一支。有一次，我下乡去一个区采访，正好路过离家不远的小街，我在车上老远发现了伯伯，立即下车向他打了招呼，就在附近零售商店给他买了二两散酒，他舍不得几口喝完，而是在那里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好像是他平生以来喝到的最好、最香的酒。我临上车时，伯伯叮嘱我忙完工作后顺道回家一趟。采访完毕，我急着回单位发稿就没能回家。后来，听母亲说伯伯专门购买了鲜肉，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怕肉坏了就挂在地窖里，直到放坏也没见我回去。

1988年端午节，我要第一次带着女朋友回家，闻听这个消息后，父母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久悬未决的婚姻大事，终于有了着落；忧的是这个季节蔬菜正处于青黄不接，家里也没钱。听母亲说，伯伯去2000多米海抜的高山顶上为村里守了几晚上茶园，挣了六元工资，才买了几斤鲜肉和一些蔬菜。此时，正值陕南的四月天气，夜晚还比较寒冷，不知父亲在荒山岭上的露天是怎么度过漫漫长夜的。当时，伯伯已经六十一岁了。

伯伯健在时，每年过了腊月二十五，每天一起床就到屋旁的高凸处向山下的公路张望，陪伴他的只有一明一灭的旱烟，有时一蹲就是一天，直到望着我回到家为止。

伯伯性格直爽，高兴的时候喜欢开怀大笑；遇着不顺心的事，躺在床上闷头大睡。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抗美援朝老退伍军人补贴标准非常低，每月只有几元；以前，每年春节都要送年画和慰问信，突然这也不再送了，复员军人座谈会也取消了，家庭生活困难更无人过问……这些在伯伯的心头渐渐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因此，整日里伯伯郁郁寡欢，常常借酒浇愁，而且每喝必醉。有一次，酒喝醉后摔成重伤，差点性命不保。1989年春节，伯伯醉酒引发其他疾病，卧床半个多月，医治无效，去世时差三天年满62周岁。 我挨伯伯的暴揍不计其数，一部分是不听话导致的，确是属于欠揍；一部分纯属“冤曲”，以至于参加了工作还耿耿于怀，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因此，我对伯伯是既敬畏，又怨恨。且这种怨恨一直在心里埋藏了许多年，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慢慢消散得一干二净。如今，全部化为深深地愧疚。

伯伯，您在天堂之上可以欣慰的是，经过您的无数次“捶打”，我总算从一块毛铁变成了“钢”，在您逝世五周年后，我这个从小胆大妄为的“逆子”，不仅考上了“国字号”大学，还从一个县级新闻单位跳入“国字号”新闻出版单位，岗位也从县级新闻单位负责人、局办公室主任变化为中央级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

期间，尝试过多种挑战性工作，创办北京划时代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培训、图书发行、报刊广告经营、杂志和年鉴出版审稿、多个中央级出版社社外编辑，其中参与责编过党史、军史、少数民族、澳门回归、时代英模和中央领导人等重大题材，以及中国新闻学院校本教材，《陈景润传》被中央电视台改编为13集电视连续剧；《零点乐话》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签名售书盛况空前……2017年2月，经本人多次申请，由北京市人社局正式批准，从中央级新闻出版单位办理提前退休。

在伯伯的影响下，我们家光荣血脉得到传承,祖孙三代接力从军报国,我的小弟还有侄子三辈共圆军旅人生梦。

我与伯伯的真正和解，也是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此时伯伯早已不在人世了。也就从这时起，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伯伯走了，没有留给我弥补错误的机会。他离我们已越来越远，我对伯伯的怀念之情却越来越浓。愧疚、懊悔，像一条蘸过水的鞭子时时地抽打着我。也许是伯伯骂累了、打累了，再也不愿意管我们这些恨铁不成钢的儿女。

每当我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华语歌曲时，心中便忿忿不平，歌词虽然真挚感人，但失于偏颇。世界上并非只有妈妈好，其实爸爸也很好。母亲的爱表现在对儿女无微不止的关怀上，企盼儿女个个健康成长；而父亲的大爱却是无言和深沉的，默默用一个个实际行动深刻地诠释着父爱，他希望儿女人人都能成钢。

伯伯！我多想您再打我一次！即使是冤曲，我再也不会记恨。然而，这已变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张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