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黄楼赋碑》

郑州张世科

　　说到苏轼在徐州的善政，就不能不提黄楼；说到黄楼，就避不开《黄楼赋碑》。须知，作为黄楼胜迹不可或缺的存在，《黄楼赋碑》不仅是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抗洪保城、抵御水患的历史见证，而且由于朝代更迭、天灾人祸等原因，千百年来，《黄楼赋碑》的自身经历，也是跌宕起伏的。

　　苏轼在公元1077年四月调任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决口，洪水围困徐州 。城内富人争着出城避难，此时苏轼到任徐州不久，他认为富人出城会动摇民心，便将他们赶回城中，从而。

稳定了人心。他亲自到武卫营请求禁军支援，率领军民修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起，末尾与城墙相连。在抗洪期间，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与百姓一起奋战45天，最终保住了徐州城。后来为防水患重泛，一面整堤护岸，一面加固城墙，并在东门城上建楼，即谓黄楼。在公元1078年重阳之日，苏轼主持盛典，庆祝黄楼落成，并将苏辙所写的《黄楼赋》亲自书写刻成碑文立于楼中。这就是《黄楼赋碑》的来历。

　　提到苏轼，人们多会想到“潇洒不羁，豁达乐观”八个大字。其实，在这“潇洒”的背后，则是苏轼仕途的坎坷和艰辛。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结果，被迫离京。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如此，《黄楼赋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同样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北宋绍圣年间，奸相章惇打击元祐党人，迫害苏轼，下令禁毁苏轼的诗文、碑榜。为保护黄楼赋碑，徐州士民就把石碑偷偷埋藏在附近市场里。宋哲宗死后，章惇失势，禁令松弛，人们又把石碑挖出，重新放置于黄楼中。自此始，喜爱苏氏诗文的人们又开始到处搜集他们的作品了，到黄楼观赏、拓黄楼赋碑的人络绎不绝，拓碑的声音彻夜不停，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崇宁年间，奸相蔡京把持朝政，再次打击元祐党人，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列为奸党，刻元祐党籍碑，颁行天下。宋徽宗下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为应对这次禁令，徐州士民又把黄楼赋碑投入护城河中，隐藏起来。北宋宣和末年，苗仲先任徐州知州。时值政局动荡，毁禁苏氏诗文禁令有所松弛，收藏苏轼作品又成时尚。有拓碑人到护城河中拓印黄楼赋碑谋利。苗仲先看有利可图，就命人将石碑从护城河中捞出，昼夜拓印了好几千份。某天，他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对下属说：“苏氏学术，禁令还在，这块石碑怎么还能留着呢？”于是让人砸碎黄楼赋碑。石碑没了，拓本价格一路飚升。苗仲先任期结束后，在汴京兜售拓本，获利无数。

　　北宋灭亡后，徐州1131年入金。在金统治下的100余年时间里，汉人和汉化的金人延续着中原文脉。苏轼作品一直广为流传，苏轼诗文集非常畅销。金世宗尊崇儒学，在位时期出现了史称“大定盛世”的繁荣局面。当时黄楼还在，但楼中却没有了黄楼赋碑。为弥补这个遗憾，应在这个时期，徐州士民根据所存拓片重新摹刻了黄楼赋碑，置于黄楼中。元初黄楼被大火焚毁，所幸黄楼赋碑没被烧坏。元初文教不兴，不具备刻碑条件，可以推测，火后余生的黄楼赋碑应是金代重刻的。明代，黄楼赋碑依然存在，但已残缺不全。清初，由于战争破坏、风雨侵蚀，黄楼已经坍塌，楼中黄楼赋碑等旧物散失民间。顺治十六年（1659年），魏裔鲁重修了黄楼，应在此时，他搜寻到黄楼赋碑，并找来旧拓，将原来磨灭的一面补刻完全。石碑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时候曾立于城上。同治十年（1871年），徐海道吴世熊、知府朱忻重修黄楼时又将石碑保存在大殿右侧碑房内。

　　解放初期，黄楼大殿久失修，逐渐坍塌，陆续被拆除，所幸的是黄楼赋碑和碑房安然无恙。上世纪60年代，碑房被政府分配给魏家宾先生家居住，后来编为鼓楼区永康路153号。魏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上小学）入住碑房，直至1983年1月碑被迁走，与黄楼赋碑朝夕相处了20余年。现存的《黄楼赋碑》呈四方柱形，碑高2.05米，三面为原刻，最后一面为补刻，碑顶一角缺失，与明、清文献描述相符。1982年3月，黄楼赋碑被徐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保护文物，1983年1月被迁至今黄楼公园西门内，1988年被置于新建黄楼一层大厅中央。至此，在经历了藏匿、毁坏、重刻、散失、补刻和火焚、雷击、风雨剥蚀等坎坷之后，这块重刻的《黄楼赋碑》，终于回到了黄楼的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