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可叹宋襄公

杨柳岸

——读《古文观止·子鱼论战》

　　宋襄公，子姓，宋氏，名兹甫，春秋时期宋国第20位国君，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在位时对内勤修国政，对外平定齐国内乱，多次召集诸侯开会，虽说基本都不尽如他意，却也以仁义闻名于世，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说起宋襄公，给人的印象就是迂腐，说的不好听就是蠢。今天再读《古文观止·子鱼论战》，通过子鱼的对比，似乎更能衬托出宋襄公的蠢。在他的指挥下，眼睁睁看着有利战机一点点失去，最终落得个“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的后果。所以，毛教员也教育我们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千年以来，宋襄公留下的似乎就是一个永恒的笑话。

　　宋襄公既然这么傻，这么蠢，他怎么又会成为五霸之一呢？三十年前不懂，今天再细看，我认为宋襄公更多的是悲，留给我的还有那一声无奈的长叹。说他可悲，是因为他把固守的仁义规矩用在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得到了可悲的下场；说他可叹，是因为他的坚守、他的坚持，哪怕迂腐的成为千年笑谈，也要坚守心中的那点规矩。

如果脱离历史环境，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得到的往往是失真的结果。唯有回到当时历史环境，切身去体会，或许才会得到不太扭曲的答案。所以，看宋襄公，也应该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甚至更远。

　　先了解一下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将天下分给王室子弟、功臣和夏商的后裔，这就是分封制，这样诸侯国就出现了。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具有税收和建立军队的权利，基本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负有对周天子进贡的义务。分封的这些诸侯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同姓王室子弟、有功之臣和夏商后裔。如晋国属于同姓王室子弟的封国，齐国属于有功之臣姜子牙的封地、宋国属于商朝后裔。在这三类中，同姓诸侯占了大部分，这是他们的第一种关系：血缘关系。第二种关系是姻亲关系。A诸侯娶了B诸侯的女儿，C诸侯成了D诸侯的姐夫等等。比较有名的就是秦晋之间的事，当年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后来秦穆公又把女儿嫁给了晋文公，后世就用“秦晋之好”来表示两姓联姻。周襄王还称呼齐桓公为“伯舅”，所以诸侯之间不是有血缘关系就是有姻亲关系，基本都可以拉扯上亲戚关系。

　　再了解一下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和战争。西周刚建立的时候，周公创立了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护统治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各种规范。据《左传·隐公11年》记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里面的礼有很多，包括战争打仗方面的。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战争的目的主要是抵御外族侵扰和解决内部纠纷、维护社会秩序。诸侯之间的战争就像是弟兄之间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打架斗殴事件。有诸侯不听话了、出现问题了，作为家长的周天子就会发布命令、公布其罪行、派遣军队进行征伐，这个是惩罚性质的，不会灭国。所以《左传·僖公15年》说：“贰而执之，服而舍之”，意思是哪个诸侯有二心、不听话了，就把他抓起来；当他认识到错误、改正了错误就把他释放。到了东周春秋时期，周天子实力衰微，成了名义上的“家长”，已经没有能力带着一群孩子抵御外敌，也没有能力管教这帮孩子了。这个时候各诸侯之间开始争“老大”，争霸战争无休无止。春秋240余年，《春秋》上记载的各类战争就有480余次，不可谓不频繁。这个时候战争的目的也已开始变化，抵御外辱、矛盾纠纷化解变为“尊王攘夷”、争夺资源。到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秦、晋、楚等大国逐渐壮大，为了扩大地盘，灭国也就成为常态。

　　还有一种情况，当时打仗不是人人有份，谁都可以参加的。如果没有资格，想去上战场打仗是不可能的。按照现在的想法，打仗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嘛，要不然也不会有“拉壮丁”一说了。实事上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春秋及以前时期，社会阶层基本分为贵族、平民、奴隶三部分，贵族又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个层级。那个时候打仗是贵族之间的事情，平民和奴隶没有资格拿着武器上战场拼命，他们一般做的都是后勤辅助工作。所以，在战车上持弓执戈的都是卿大夫，甚至是君主，步卒由卿大夫的子弟和士组成。到春秋中后期，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兵源不足，各诸侯国开始向平民征兵，参加战争的人员成分才逐渐发生改变。
　　基于以上情况：当时的宗法礼法制度、战争的目的、各诸侯国之间宗族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等等，就产生了符合当时历史的、现代的人们感觉很奇怪、很不可思议的战争规则。都有哪些规则呢？

　　《司马法》是中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里面记载了春秋或更早时期打仗的一些规则。首先是要“师出有名”，这个规矩现在还有，师出有名，才能表明自己是正义之师嘛。《司马法·仁本》记载：“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失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于正刑’。”这段话的意思是，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触犯法纪、败坏道德、逆天行事和迫害功臣的国君，便通令各国诸侯，公布他的罪行，上告于天地神灵和祖先。然后由冢宰向诸侯征调军队，发布命令说：“某国无道，应出兵征伐他。各诸侯的军队应于某年某月某日到达某国，会同天子惩治罪犯。”
　　《司马法·仁本》又载：“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意思是，作战的原则是：不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兴兵作战，为的是爱护自己的民众；不乘敌人国丧时去攻打它，也不趁敌国灾荒时去攻打它，为的是爱护敌国的民众；不在冬夏两季兴师，为的是爱护双方的民众。

　　《司马法·仁本》还记载：“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意思是，古时候追击遗逃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追踪主动退即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这是为了表示礼让。不残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并哀怜它的伤病人员，这是为了表示仁爱。等敌人布阵完毕再发起进攻，这是为了表示诚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襄公所谓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不是他的独创，是他在遵守古制。
　　除了宋襄公，那个时代还有这样的“蠢”事吗？
　　宋楚“泓之战”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为了争夺郑国在邲这个地方打了一仗，邲就是现在河南郑州北一带。战争的结果是晋败楚胜，楚庄王取得霸主地位。战斗中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左传·宣公12年》记载当时战斗中的细节：“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晋国军队战败逃跑的时候，战车陷在坑里跑不动了，楚国人就帮晋国人把战车从坑里推出来，让晋人继续跑。谁知没跑多远，马又不走了，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辕头上的横木，这样晋人才又继续逃跑。跑的时候晋人还回头调侃楚人：“我们没有你们大国的人有逃跑的经验呀。”这哪里是打仗？这就是游戏嘛，追赶的人多次发扬“雷锋精神”帮助逃跑的人，逃跑的人还反过来讥笑追赶的人。这魔幻的一幕也太和谐了，放到当今这个时代谁能想象的到这是在打仗？

　　这场战斗中还有一个细节：楚国大夫许伯被晋国人追赶，许伯只剩一支箭，他就射了一只麋鹿，把麋鹿献给追赶他的人，说：“现在还不是打猎的好时候，没有好的东西，就把这只麋鹿献给您改善一下伙食吧。”追赶他的晋国大夫鲍癸说：“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就不再追赶了。同时，晋国大夫魏锜被楚国人追赶，魏锜射死一只麋鹿，回车献给追赶他的楚将潘党，潘党也下令不再追赶魏锜。这感觉怎么都不像是打仗？是串门走亲戚？
　　22年后，晋楚这两个大国又在今天河南鄢陵打了一仗，这场战斗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左传·成公12年》记载了发生在这场战斗中的一个故事。晋国大夫郤至在战斗中三次碰到楚共王，每次见到楚共王时，他都下战车，脱下头盔致意。楚共王派人送给郤至一张弓表示问候，郤至向楚王的使者拜谢后才离开。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擒贼先擒王”，用现在的观点，谁能理解郤至的做法？
　　还有一个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故事。公元前521年，宋国发生内乱。公子城和华豹交战，公子城刚拔出箭还没搭上弓，华豹已经一箭射了过来，没有射中公子城。公子城把箭装到弓上还没拉开，华豹又已经张弓待发了。公子城说：“你不让我还手啊？你这种不讲规矩的做法很无耻，我鄙视你！”华豹就住手让公子城射，公子城的箭法很准，结果一箭把华豹射死了。现代人如何看待华豹呢？是不是感觉华豹脑子有问题？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会说华豹当时脑子短路了、被公子城忽悠了。这让我想起了欧洲骑士的决斗，我认为，害死华豹的是当时的规则和华豹的坚守规则。

　　其实，无论是邲之战中帮助晋军逃跑的楚军，还是在战斗中遇到楚王就施礼避让的晋国大夫郤至，他们都在遵循着那时的规矩。只是助人的楚军和有礼的郤至没有受伤、没有死亡，现在来看似乎只是个笑话，感觉到滑稽而已。同样遵循了规矩的宋襄公和华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华豹身死，襄公受伤。所以他们受到了后世的不断讥笑和挖苦，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因为遵守规则，落了个可悲的下场，无论结局如何，我还是要为宋襄公坚守规则而感叹，只是这种感叹是无奈的、苦涩的、心酸的，甚至是有一点悲壮。
　　众所周知，规则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是应该遵守的。所以，无论何时，遵守规则的人，一般都是老实人、有自我约束和修养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但规则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时代变迁中，特别是激烈动荡的时代，往往只有打破旧规则、破坏旧制度才能有不断的发展，新规则同时也要在旧规则的破坏中产生，人们就要适应遵守新的规则，从这个层面上讲，遵守规则是永恒的。如何做到遵守规则而不被时代抛弃，而不成为笑料，这就需要个人对时代的把握了。无论如何，对于遵守规则者，我都是永远敬重的。

　　这样说宋襄公是不是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了？当然不是。宋襄公们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成为反面教材，他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他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春秋时期，逐渐的“礼坏乐崩”，旧的社会秩序逐渐被打破，新的社会规则正在出现，正因为时代的发展，到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兵者，诡道也”的新思想。创新，这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也唯有不断创新而不是因循守旧，才能有长久生存的希望和不断发展的机会。

这正是：宋楚争霸战于泓，

可悲襄公非英雄。

坚持不鼓不成列，

死守规则成笑柄。

守规守信应尊重，

顺应时代要变通。

年少不知襄公痴，

读懂襄公亦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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