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加了两次土改(郭广英口述玉品整理)

玉品

父亲1915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岚县小万村，取名郭汾。

父亲十几岁时就给在岚县一带活动的地下党组织送信、放哨。在地下党的影响和培养下，193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八路军120师。后随部队改编到了县游击大队。1943年后，父亲先后任过中共岚县五区的副书记；3个区的区委书记(一区六区四区）；县公安局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委员、县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岚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52年中央从北方老解放区选拔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土改，7月省委抽调父亲和母亲到了广东任化县（现化州市）县委书记。

第一次土改

1947年晋绥解放区土改。父亲当时任岚县六区区委书记。当时由于对根据地党组织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提出了组织贫民团、撇开基层组织、在县区干部中实行唯成分论、提出了对基层干部“搬石头”的口号。在晋绥区土改“左”倾风潮比较严重。大概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在晋绥蹲点指导土改推行一套“左”的作法，任意侵害中农和工商业主利益，对一些反对极左作法的干部都要被扣上“右倾”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作为“绊脚石”搬掉。因爷爷有几间房，被村里贫民团划为富农。要不是时任县委书记鱼得江拦住，父亲也难躲过极左迫害。

父亲也许有着切身体会，所以对土改中“左”倾做法非常不满，但又迫于当时康生和晋绥分局主要领导不敢吭气，只能暗中保护一些干部和尽可能避免乱斗乱杀。父亲所在的那个区的土改一直很平稳，经住了历史考验。

第二次土改

根据中央要求，1952年省委决定从岚县抽调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土改。对于在北方生活了几辈子、南方一切都那么陌生的北方干部来说，好多人感情上是不大愿意去的。时任兴县地委书记黄志刚与父亲谈话，让父亲和母亲一同支援广东土改，问有没有困难？父亲当即表示：组织决定坚决服从。谈完话没两天就整理行装和母亲迈向南下之路。

当时岚县到太原不通公路，交通不便。父亲骑马，怀有身孕的母亲坐在马车上，在县委几名同志护送下一路颠簸，从岚县到太原就走了近一个星期。后坐火车经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广东省委任父亲为化县县委书记，母亲任县妇联主任。

不懂粤语是南下干部普遍遇到的困难，融入当地生活难，开展工作难……为此，县里还配了一位女同志当翻译。工作总带着一个翻译不方便。于是，父亲让母亲跟翻译学习粤语。母亲学得很用功，时间不长无论听还是说，粤语都不在话下。不过她那带有岚县口音的粤语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母亲有身孕，县里就安排在土改办公室负责接听电话，上传下达，父亲也不需要翻译了。而且父亲还能跟母亲学粤语，渐渐也能独立和当地干部交流谈心、开会讲话、很快和当地干部拉近了距离，而打开了工作局面。

北方干部经过土改有经验，本地干部熟悉情况，对土改也有自己的看法。如何协调本地干部，打消他们的疑虑，取得信任，是当时土改工作中最大难题。

当时大部分县的主要领导是南下干部或军队干部，而本地干部不是调走就是安排副职，地方干部多有情绪，和南下干部有距离。父亲懂得没有地方干部支持和配合工作是很难做好的。因此他特别注意和原工作团的地方干部处理好关系，相信和依靠他们、虚心学习请教。父亲的努力很快就取得本地干部的信任。他们都愿意和父亲交流思想，反映情况，使化县的土改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刚到化县两个月，母亲就生下了我。月子里忙于土改点上工作的父亲连看我一眼都顾不上，只是在电话上知道生下了我。

由于广东特殊的历史环境，华侨、侨眷多，好多在广州都有产业，与城市有着不可分割、千丝万缕的联系，处理不好对国内国外影响极大。广东土改也因此有其复杂性。当时的土改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左”的倾向。父亲深深记得晋西北土改的教训，没有跟风，而是坚决依靠地方党组织，依靠地方干部，既深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又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实事求是开展土改运动，严禁乱捕、乱打、乱杀，使化县土改一直在正确轨道上进行。当时在化县蹲点的粤西区地委书记对父亲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化县土改没有走弯路，经得起历史检验。

1953年春广东省土改工作结束后，父亲调任广东省供销社粤西办事处主任，1956年底调回山西，又回到了养育他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