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后街掌故三则

小李

　　去春随单位搬往城外以前，笔者在距故宫一箭之遥的沙滩后街22号工作了整整十五个春秋。寒来暑往间，真没少打这条街里进进出出。

街不长，三百余米。站在街中向西远眺，景山公园制高点万春亭即刻映入眼帘。街西口向北斜穿景山东街，迈入公园后拾级而上，不大会儿的功夫已登临万春亭，投身俯瞰，可谓四时四景。不愿入园爬山，尽可南行上百米，伫立筒子河旁与紫禁城东北角楼隔空对话，诉说六百年来沧桑变迁。街东北方向不远处，有明代内府汉经厂，入清后成为章嘉活佛驻锡地，曾几何时“嵩祝三寺”梵音绕绕，佛意绵绵。沿沙滩北街向南几十步远，闻名中外的北大“红楼”近在身边。若再望东走上一点儿，就来到闹中取静的皇城根遗址公园。这条街的妙处，绝非走马观花可以领会，亦非三言两语即能讲明。笔者沉浸其中，于周边人文地理，轶闻趣事产生浓厚兴趣，平日里格外留意。今辑成掌故三则,以飨读者。

一、街名的由来与变迁

倘以长其两倍有余，开通过公交车的西总布胡同相比较，沙滩后街被冠以“街”，未免有些名不副实。笔者印象中，北京城与之相类似的尚可举出一些，譬如外交部街、新文化街、内务部街、教育部街等，寥寥可数。细究之，无不与它们既往显赫一时的身世有关，内中很有些“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况味。

就沙滩后街而言，明清属皇城。在古代，皇城是介于皇帝所居宫城（明清两代称紫禁城）与都城之间，拱卫皇宫并为皇家提供服务和生活保障的特殊城池。明时，皇城内不仅建有皇家庙宇、园林苑囿、仓储、防卫设施等建筑，庞大的内府“二十四衙门”也被置于其中。景山东街一带，就分布有司礼监、新房、御马监等。

沙滩后街南有印绶监，北有都知监。在这里，“仙”不曾耳闻，“神”倒确乎供奉着一位。据《明实录》，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八月二十五日“御马监盖造马神庙工毕，遣太监刘永诚致祭。”自此，每年旧历六月二十三日“马王爷”诞辰日，朝廷都会派官员到此祭拜。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酌中志》等现存明代史料加以分析：终明一代，皇城作为紫禁城功能外延，内府机构服务对象统一，服务职能专一，宦官们大多按照集体生活方式，被禁锢在占地规模庞大且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这些特征使其有别于当时京师内、外城地名多以街巷、胡同命名，而是始终与紫禁城保持一致，以宫殿、衙署、寺观、园囿、桥梁等作为地名的。

（《明北京城复原图》局部）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北京。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采取将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属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尽迁外城，内城只准八旗官兵和家眷、从属居住。此即有清一代著名的“满汉分城”政策。

皇城内则统归清廷设立的内务府掌管，前明内府机构被大量裁撤。建筑格局随之发生较大变化，除衙署、寺庙、苑囿等，相当一部分地方被分配给上三旗旗人及其从属用于居住。今人尚可从康熙初年绘制的《皇城宫殿衙署图》一窥其貌。图中仍未显示街巷、胡同名称，蓝框部分（笔者所加）即敕建马神庙。

（《皇城宫殿衙署图》局部）

　　经过清初几代帝王的治理，天下承平日久。恰如《日下旧闻考》所云：

我朝建极宅中，四聪悉达，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牵车列阓，集止齐民。稽之古昔，前朝后市，规制允符。

潜移默化间，皇城内上至皇亲国戚，下至三教九流，人员日渐庞杂；往昔规模宏大、等级森严的前明内府机构及附属建筑固有的藩篱已被彻底打破，分隔成一座座规模相对较小且独立存在的四合院落，由此串起一条条宽窄不一的街巷胡同；早先具有强烈约束性、单调乏味的宦官们集体生活方式，被现实中充满人间烟火的市井生活取而代之。最终结果，是推动皇城朝着内城化方向不断演变。

演变的成果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组织绘制的《京城全图》上得以集中体现。图中，“马神庙街”的字样被标记在案。从此，该街首次有了官方认可的名字。

（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局部）

（局部放大图）

　　十年后，乾隆帝嫁女，和嘉公主府第就建于马神庙街北侧西半部，几乎占据半条街。即使公主贵为天之娇女，怕也是难与神通广大的马王爷抗衡。街名如故，且得以传续。

这样的局面直到民国初年才被打破。此时，昔日公主府第经历了京师大学堂之后，业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主要撰稿人。先贤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势力展开猛烈冲击，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思潮，提倡白话文。史称“新文化运动”。

1916年12月26日，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笠年1月，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北京。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恰逢其时向市政当局提出变更街名的要求。1917年4月第2期《市政通告》刊载同年2月26日公牍“京师警察厅函：据北京大学拟将马神庙名称改为景山东街，已照准。请查照文。”至此，景山东街正式取代马神庙街，成为新街名（笔者注：民国时期，今景山东街称作景山东大街）。

不过，新街名仅维持了不到半个世纪。1964年起，北京市成立以吴晗任组长的“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一年多时间，对四个城区3950条街巷逐一考评，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进行更改。1965年起，景山东街改称沙滩后街。显然，调整原因属于后者。

一般而言，有后街，必有前街。然而，人们在地图上却找不到沙滩前街。哪怕您去向老北京人询问“沙滩在呢？”，想必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讲得清清楚楚。好在，乾隆时期《京城内城全图》保存下相关信息。如下图所示，沙滩被标在今景山前街靠近五四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交汇处一带，那里原来有一道门，曰：三座门。

（乾隆《京城内城全图》局部）

　　朱海涛在1944年7月《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北大与北大人》中写道：

“沙滩”，却并没有一粒沙。它只是介于汉花园、银闸、北池子、景山东街之间一个路口的街名，但它之在北平，是和马神庙同样，代表了它本身以外的崇高意义——北京大学。

这样看，将景山东街改称沙滩后街，还是颇有内涵的。

二、隐秘的皇墙

自沙滩后街西口进入，沿北侧首院“寻常巷陌”餐厅东行，进入眼帘是一座拥有朱漆大门，东墙悬挂“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标志，门内影壁墨书斗大“福”字的中式宅院。此处便是著名的“西斋”——大学堂和老北大早期学生宿舍。如今，每天驻足于此合影留念的游客络绎不绝，却极少有人关注夹在两座院落中间那道高耸的砖墙。墙头覆盖黄琉璃瓦，于夕阳照射下熠熠生辉。

（附图1：笔者所拍砖墙照片 ）

　　有人说，它不是乾隆帝为四女和嘉公主所修府第的西墙吗？然而，据清末《北京详细全图》，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前身即和嘉公主府）是四面临街的（附图2）。事实上，直到1904年为解决大学堂学生住宿问题，鉴于原有用地已十分局促，才选择在西墙外由南向北添建十四排平房，命名“西斋”，并与大学堂连成一片。

（附图2）

　　将附图1与网友提供的现存公主府西墙残垣（附图3）以及笔者所拍摄的府墙东北角照片（附图4）做对比，前者覆黄琉璃瓦，显然比后者所用普通灰瓦等级要高，反倒与一街之隔的景山公园围墙大体相同（附图5）。

（附图3）

（附图4）

（附图5）

　　那么，这道高墙究竟为何物呢？先来读一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十一日大清民政部《为大学堂围墙坍塌待修事咨学部》的咨文吧！

民政部为咨行事。准钦命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咨称：查本学堂西邻皇墙，上年六月间，大雨时行，坍塌数丈，其余墙势已复岌岌可危。曾经咨请工部查勘，仅将此数丈坍塌之墙修补在案。本届伏夏以来，连日大雨。所有西邻皇墙，上年修补之处迆南，又复坍塌十余丈。本学堂西院讲堂暨学生寝室、自习室等处所，院墙不高，全恃皇墙保障，藉资严密。相应咨请贵部，从速饬员查勘修葺，以惠学界，而壮观瞻等因。咨行到部。

从以上内容可知，这段高墙实为一段清代皇墙。

人们不禁会问：“明清时期的东西皇城墙不是在东安门、西安门一线吗？”的确如此，坐落在南北河沿大街东侧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便是明、清时期皇城东墙的所在。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

皇城起大明门，长安左、右门，历东安、西安、北安三门，周围长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

明代以大明门为皇城正门，入清后，改称大清门。顺治九年重建北安门，易名地安门。正如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史话》中所言：

皇城城墙在明清两代都是两重，所谓外皇城和内皇城。内皇城在筒子河外围，一方面在紫禁城和各离宫间起隔离作用，另一方面，又使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增加一道防线……景山和紫禁城之间本来有一道内皇城隔开（北上门），在1953年前后拆除。但这道内皇城墙在景山两旁又向北加筑了一个凸字形，到景山前后再顺中轴线向北伸展，直达地安门。这两列红墙中部开辟了东西皇华门（东皇华门现名黄化门，现尚存遗迹可寻）。

这段文字所介绍的是迄今已鲜为人知的内皇城。《明实录》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五日记有：

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

其中，东上门为内皇城的一座城门。由此可知，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完全以南京为蓝本，同时修建了内皇城。

《明实录》又载，宣宗洪熙元年九月“建都知监于东华门外”，宣德元年九月“修浣衣局房屋及周垣”，宣德三年二月“造御用监作房于西上北门之外”，英宗正统八年四月“建司礼监衙门毕”，天顺三年九月“修造内府宝钞司库作等房”等等。据此推测，随着内府各衙门相继落成，景山东西两侧的内皇墙大抵于英宗晚期前后建成。除单先生所列功能外，它主要承担一定的分隔、管理内府各衙门人员出入的作用。

改朝易代对内皇墙并未产生过多的影响，尤其是东侧部分被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从乾隆初期的《京城内城全图》可窥其全貌。景山东侧一段，北端连接地安门东侧的雁翅楼，一路向南，至沙滩“三座门”与护城河东北角外的内皇城相连，形成局部闭环。

（乾隆《京城内城全图》局部）

　　通过在一幅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于景山向东俯瞰的老照片（附图6）上仔细辨认：照片中部横亘着一堵砖墙，墙的东侧应即北大西斋。在沙滩后街西口处还隐约可见开设有一座小门。墙体和小门的样式，与数年前得以恢复的地安门内大街东西两侧内皇墙及门楼基本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彼时今景山东街一段内皇墙外尚未加盖房屋等建筑设施，因此尚未被遮挡起来。

日前，笔者登临景山，由于树木生长繁茂，已无法全景再现照片上的场景（附图7）。但在沿街建筑背后，一大段隐秘的内皇墙依旧清晰可辨！

（附图7）

（附图8）

　　此情此景，令笔者感慨良多：“它们还有机会迎来重现荣光的那一刻吗？”答案恐怕一时难以得到。

三、景山书社

“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来，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周作人《<忆>的装订》）

是怎样的一本书，令知堂老人如此激赏？不妨看一看负责出版这本清雅可爱小书的朴社所作的售书广告：

这是他回忆幼年时代的诗篇，共三十六篇。仙境似的灵妙，芳春似的清丽，由丰子恺先生吟咏诗意，作为画题，成五彩图十八幅。附在篇中。后有朱佩弦先生的跋，他的散文是谁都爱悦的。全书由作者自书，连史纸影印，丝线装订，封面图案是孙福熙先生手笔。这样无美不备，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

俞平伯作诗，丰子恺插画，朱自清题跋，孙福熙封面设计，再施以虎皮宣做书衣，蓝绒丝装订，难怪连见多识广的新文学版本藏书第一人唐弢也会对这中国第一本儿童新诗集发出“这样讲究的印本，在当时是很不多见的。”赞叹。

《忆》的书影，早在廿多年前一场拍卖会的图录上有幸得见，精美无比的佳作与令人乍舌的拍价同样使人印象深刻。《知堂书话》收入箧中亦有些年头，《<忆>的装订》自然是拜读过的。最近一次引发对它的关注，实与成就它的出版者、总发行所、总代售处有关。更准确点说，是与这些机构同在的“景山东街17号”有关。

（《忆》书影1）

（《忆》书影2）

（《忆》书影3）

　　1923年初，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沈雁冰等十位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辑共同发起成立书社，取名“朴社”。关于成立朴社的初衷，顾颉刚在当年1日6日日记中写道:

振铎发起自己出书，不受商务牵掣，约集伯祥、圣陶、六逸、予同、雁冰、愈之、达夫、燕生及我十人，每月公积十元，五个月内预备出版品。

　　不久，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纷纷加入进来。1924年9月因上海发生战事，书社陷入停顿，在沪同仁议决解散朴社，而已身处北京的顾颉刚提出异议。延至来年6月，终告完结。笔者所知，上海时期的朴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俞平伯主持出版的《霜枫小丛书》四种外，尚有《戴氏三种》。

心有不甘的顾颉刚联合俞平伯、吴缉熙、朱自清、赵万里等人在北京重组朴社，顾氏担任总干事。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书社顺利开业。据顾颉刚1925年10月8日日记：

北大二院对门有一新市房，拟由朴社租下开设书店。马神庙一带尚无书肆，开此一家必可获利也。

又，11月15日日记云：

今日书社开幕，予从事照料，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会做商业的。

1918年“红楼”建成后，成为北大文学院所在，又称“北大一院”，而老校址改作北大理学院，即“北大二院”。

按顾氏日记，新开设的书店取名“景山书社”。有一段时间，笔者对朴社与景山书社之间的关系没太搞懂，直到路过王府井大街，见到商务印书馆与涵芬楼书店，才恍然大悟。

朴社重张，首推的正是那本名作《忆》。至1937年底因抗战被迫停业，十五年间其出版图书大致四十种上下，数量不多，然以质取胜，精品迭出。顾颉刚成名作《古史辨》，俞氏整理校点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张岱《陶庵梦忆》、沈复《浮生六记》等，件件堪称一时之选，且一印再印。

自家出品外，书社也代售它家图书。周作人《志摩纪念》就言及曾在此处购得新月书店所出徐氏《猛虎集》。

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书影源自网络）

　　吴宓《徐志摩与雪莱》里也记录了发生在徐志摩追悼会当日的一段往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其友人之在北平者，为开追悼会于北京大学第二院礼堂。是晨，予将赴会，乘车过金鳌玉蝀桥，念民国十五年十月徐君与陆女士结婚于此处，不胜悲感”。于是在会场中便作成挽诗一首。会散后，赶忙到对门的景山书社，借用他们的纸笔和地方，将诗写出，投寄《北平晨报》。

顾氏日记和吴氏文中均指景山书社位于“北大二院”对门，这不禁令笔者浮想联翩。

笔者搬家前工作过的沙滩后街22号（现仍属单位房产）与“北大二院”恰好对门。但转念一想，“北大二院”东起大学夹道，西至西斋，文献记载其宽达四十丈（约130余米）。笔者利用高德地图对相应空间做了简单标注，如下图：

　　其中，黄色方框即“北大二院”（西侧的橙色方框为西斋）。街南侧相应位置，自东向西依次为：WohKoon行者孙青年旅舍（粉色小长框，门牌16号），笔者所在的22号大院（褐色凸形框），沙滩宾馆（绿色方框，门牌28号），蜀都宾馆（蓝色方框，门牌30号），前三家相邻单位门牌号呈现跳跃式，中间号码有缺失，令人一头雾水。正因如此，笔者基本打消了寻找景山书社确切位置的奢望。近日偶读谢兴尧1944年1月发表在《天地》杂志上的《沙滩马神庙——老北大回忆之一 》一文，竟收获到意外的惊喜。文章作者多年后故地重游，对彼时的沙滩后街做了一番颇为生动风趣的记述，其中就涉及景山书社，撷录于兹：

从前东口有个小茶馆，早餐上头一堂走那里过，颇有乡村市镇的风味。最带刺激性的，中间添了几所小洋房，与以往的矮屋小门，显然异趣。比较可喜的，是路南的巡警阁子还没有拉窝，虽然是一块如豆腐干大的小小地盘，总称得起饱经忧患的几朝元老……挨着他的油盐店和糖果铺，从前是一等一的生意，现在都改造成大玻璃门的时代营业，这最与学校街的气息不大相投。再往西便是“景山书社”，在十余年前，它在文化，思想书籍的出版，确是不可没灭的功绩。与沙滩的“出版部”，都是北京大学学术上的代表机关。现在出版部已经用砖头石灰代替了门板，它呢，光焰虽息了，不知道它的门还开着没有？似乎没有送到眼前。对着它的大学夹道，望进去也觉得长漫漫的，凄清的很，真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不胜今昔之感。而印象最深的，是书社隔壁有家上鞋店，破屋半间，茅茨上墙，于矮檐前，搭着瓜架，夏天绿阴阴的，颇具豆棚瓜架的诗意。到现在还是那样朴素的存在着，没有平地起高楼，实在难得之至。不过在从前土墙外面，成天家放着几辆红胶皮带绷儿亮的洋车，搁在那儿，实是天造地设，有说不出的调协。

借助谢氏细致的描写，重点是“对着它的大学夹道”一句，关于“景山书社”的寻找终于尘埃落定。聊以慰藉的是，当年的地方，如今开着一家名为“WohKoon行者孙”的青年旅舍，店名显然取自《西游记》里陪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大圣孙悟空，倒也应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善哉！善哉！

另一层收获，拜谢氏所赐，使笔者领略了再熟悉不过的单位大门附近几十年前“颇具豆棚瓜架的诗意”之田园景象。

三则掌故写罢，笔者萌发了与谢氏异曲同工的感受，不禁想起刘禹锡的那首千古绝唱：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022年3月24日于京寓

注：此文已于2022年4月27日发表于《北京晚报•五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