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可以用来下酒的

致远斋

<p class="ql-block"> ——读汪曾祺《人间滋味》</p><p class="ql-block"> 《汪曾祺人间至味散文集》第一部叫《人间草木》,接下来的第二部叫《人间滋味》。清新的《人间草木》读完了,不忍心接下来就读《人间滋味》,是想等到春节期间来读,用来下酒,用汪先生散文的清爽来解除春节期间大鱼大肉的油腻。恰好,《人间滋味》说的是吃,还有喝茶。</p><p class="ql-block">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汪先生是一个对吃极有讲究的人。读了这本《人间滋味》,我的内心深处颠覆了原有“对吃讲究”的概念。几十年的社会生涯,也接触了几多场合,几多酒楼,几多食客,似乎也形成了“对吃讲究”的概念。“讲究”的内涵很丰富,要而言之便是“有大不吃小,有贵不吃贱”。然而,这概念不仅来源于他人,而且专属于他人。我自己则是一个吃饱就行、吃嘛嘛香的人,因此,“对吃讲究”与我无缘。在某单位供职几近十年,分别之际,有同事给我的结论是“不讲究吃喝的人”,所以他说不愿意和我一同出差外地。汪先生对吃很有讲究,主要就表现在什么都吃,海参鲍鱼自不在话下,街边油条豆腐脑同样吃得津津有味。用他自己的话说,“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两条腿的不吃活人”,越是稀奇古怪的东西,越是想吃一点。</p><p class="ql-block"> 吃的地点不同,吃的食物不同,作者在对吃的描写过程中大致透露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描写了多种食物和吃的场景,但基本地理位置莫过于四处:即自己的家乡、云南昆明、北京和张家口。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故乡的食物、故乡的元宵、故乡的野菜,是先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这些食物,甚至是野菜,不仅承载着家乡的文化,同时,也承载着先生对家乡深情的眷恋。家乡的河豚、茶干、鳢鱼、虎头鲨,都是汪曾祺不能忘记的美味;青菜(特指)、炒米、锅巴、焦屑、枸杞头(枸杞嫩芽)更是凝聚了汪曾祺深深的乡情。</p><p class="ql-block"> 汪曾祺说到家乡的炒米,炒米放在一个固定的坛子里,祖母用一个固定的柚子壳舀炒米,这个柚子壳祖母用了一辈子。平淡的语言、平常的叙述,充满了淡淡的乡愁、浓浓的乡情和亲情。这个情节让我想起了祖母的葫芦瓢。从我记事起,祖母用来舀水的便是一只葫芦瓢,至今,葫芦瓢里面的坑坑洼洼仍然是那样清晰在目。不知是谁摔出一条裂纹,葫芦瓢上便多出了几道线绳做成的锔子,一直到祖母死去。我不知道这只葫芦瓢她是否用了一辈子,但我知道是从辽宁她老家带过来的。家乡有一段叫草巷口的街巷,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走到哪里,汪曾祺都会记得这条巷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家店铺,不仅店铺中飘出吃食诱人的香气,甚至还有那澡堂子的味道和磨坊中传出的骡粪的气味儿。</p><p class="ql-block"> 西南联大是民族教育的记忆,作为西南联大学生的汪曾祺对那段不寻常的日子有着更深的记忆。因此,他对昆明的吃、云南的吃做了大量的回忆,也将读者带入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关于吃的文化氛围之中。每每说起昆明的吃食,汪曾祺都会如数家珍:夹着宣威火腿的锅贴乌鱼、香飘四溢的油淋鸡、鸡枞(汪文为土字旁)鲜蘑、“四两坨”月饼、线香粗细的米线、摩登粑粑面饼,对于这些,无论如何他都是不能忘记的。在中国人数不清的吃鸡方法中,汪曾祺最推崇的是昆明的“汽锅鸡”,所以,他需要经常去正义路“培养一下正气”;昆明的白斩鸡也非常好,所以,他绝不会坐失(食)良(凉)机(鸡)。</p><p class="ql-block"> 在中缅边境的大等喊,汪曾祺说他吃了四顿地道的傣家饭:芭蕉叶蒸豆腐、竹筒烤牛肉、牛肉丸子,还有苦肠丸子。“苦肠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是难得的美味。听说要请我们吃苦肠,我很高兴。只是老板怕我们吃不来,是和在肉丸子里蒸了的。有一点苦味,大概是因为碎草里有牛的胆汁。”吃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只听说过一句骂人的话叫“让你吃肠瓤”,谁想到,这苦肠竟不是肠而是肠瓤,或许会真“别具风味”。除了这道苦肠,这些傣族饭菜有谁会拒绝呢?反正我是决定一旦有机会必须去品尝!</p><p class="ql-block"> 吃,不仅要吃出滋味,还要吃出文化。本人才疏学浅,一直对人们常说的“吃文化”不理解。阅读这本《人间滋味》后朦胧地意识到,吃不仅是文化,而且是很深厚的文化。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吃的自身文化,大致包括食物做法和吃法。前者包括食材、佐料、烹饪方法,即人们经常说的“色、香、味”,后者包括什么火候吃、怎么吃、用什么工具吃等等。一道美食吃完,不知是用什么做成的,固然是没文化的表现。有很多时候,一道从未见过的菜肴上了桌,却不知道怎么吃,是先吃头还是先吃尾?是掰着吃还是咬着吃?是用筷子夹还是用勺子舀?化解尴尬的办法只能是“傻子过年看邻居”,就连汪曾祺这样的美食家在书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尴尬。第二方面是关于吃的历史文化。一个历史时期,有这个时期的食物样式、食用习惯;即使是同一种食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表现为不同的食材、不同的烹制方法。在《宋朝人的吃喝》里,汪先生提到爱吃的苏东坡,“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有人用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糊糊,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今天的人,可以接受东坡肉,恐怕接受不了在猪头上浇上酸不拉几的杏酪。第三方面则是吃的地域文化,即人们常说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同样是土豆,“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马铃薯》)因为山西人叫土豆作山药蛋,所以山西的作者群被称为“山药蛋派”。《昆明菜》中说,“昆明菜不像四川菜那样既辣且麻。大抵四川菜多浓厚强烈,而昆明菜则比较清淡纯和。四川菜调料复杂,昆明菜重本味。”有一次我在丽江古城吃炒豌豆苗,清新脆嫩,口感极佳。后来又一次在南方某城市吃火锅,要了一盘豌豆苗,哪里是豌豆苗?简直就是豌豆秧!煮不烂,难以下咽。</p><p class="ql-block">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汪曾祺对吃很有研究,不仅表现在能品出味儿,他还吃出了趣儿。他不仅对吃感兴趣,而且对做也感兴趣,对食材、佐料、做法无不感兴趣,甚至对食材的产地、质地、炮制都颇有心得。如果一个人只会吃,不会动手做吃食,绝对不会像汪曾祺那样说得头头是道,更绝不可能说得津津乐道。如我者,别人好意征求意见问我吃什么?我的回答总是“什么都行”;饭后问我吃得咋样?我的回答总是“不错”。我的哲学是只要吃现成的,不让我去做就行,软点硬点咸点淡点都满来者不拒。如我者,就属于鲜能知味更无从谈趣之人。</p><p class="ql-block"> 在汪曾祺那里,不仅是吃,而且还吃出了哲理。他说,“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菠菜和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很爱吃了吗?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葵•薤》)“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四方食事》)他还说,“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苦瓜就是苦瓜。——如果不是苦瓜,而是狗尾巴草,那就另当别论。截至现在,还没有人认为狗尾巴草很好吃。”(《吃食与文学》)</p><p class="ql-block"> 关于吃和汪曾祺,我实在是说不出所以然,其实更没权利说三道四。但是,开卷有益,读《人间滋味》最大的收获却是学到了新知识,当然也是与吃有关的了。比如,我明白了“羊大为美”、“鱼羊为鲜”,明白了“鳜鱼不能屈曲,如僵蹶也”,“鲫鱼群附而行,故称鲋鱼”。知道了牛肚叫“领肝”,牛舌叫“撩青”,牛鞭叫“大筋”。学会了“辨黄河鲤与非黄河鲤,只需看鲤鱼剖开后内膜是白的还是黑的。”遗憾的是,那次在黄河壶口瀑布岸边吃的黄河鲤不知是真是假。对于书中大量吃食的做法,只记住了小炒豆腐:“猪肉末,肥瘦,豆腐捏碎,同炒,加酱油,起锅时下葱花。”也可以“不加酱油而用盐,与番茄同炒……番茄须烫过,撕去皮,炒至成酱,番茄汁渗入豆腐,乃佳。”不很复杂,一定好吃,不妨一试!</p>